內蒙古
尋釁滋事行為橫跨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刑法》規制的四類行為完全對應，二者區分核心在于情節輕重，司法實踐極易混淆。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張萬軍教授指出，結合司法解釋與辦案規則，從法律標準、定性排除、事實證據三方面清晰界分，是辯護與辦案的關鍵。
如何界分尋釁滋事治安違法的“情節較重”和刑事犯罪的“情節惡劣”“情節嚴重”,是司法適用的難點。《辦理尋釁滋事案件解釋》第2條至第4條分別從后果、方式、對象、次數、數額等方面，對不同類型尋釁滋事行為的入罪情節要件作了列舉式規定，這是區分尋釁滋事違法行為與犯罪的重要參照，實踐中應注意慎用各條的兜底條款。在個案處理中，恪守刑法介入最后手段性原則，立足社會危害性大小這個根本，避免以刑罰處理一般違法行為，為行政處罰留足空間。認定情節“惡劣”“嚴重”,既要依據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又不能背離常情常理和人民群眾樸素認知；既要根據行為手段、對社會秩序造成的影響等客觀要素，又要結合行為人的主觀心態、動機目的、人身危險性等，綜合判斷行為是否達到應受刑罰處罰的程度。必須對“破壞社會秩序”進行實質性判斷，避免將不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尋釁滋事違法行為作為犯罪處理。
實踐中，應當特別注意《辦理尋釁滋事案件解釋》第1條第3款出罪事由的適用：行為人因婚戀、家庭、鄰里、債務[非法債務可能涉及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催收非法債務罪]等糾紛，實施毆打、辱罵、恐嚇他人或者損毀、占用他人財物等行為的，一般不認定為“尋釁滋事”。這里的“一般不認定”是相對于后面的“但書”內容而言的，如果沒有“但書”內容，即“經有關部門批評制止或者處理處罰后，繼續實施前列行為，破壞社會秩序的”,就不應認定為尋釁滋事；如果有“但書”內容，仍要堅持罪量原則，嚴格、審慎把握入罪條件。審理涉信訪、上訪案件，依法審慎處理。要正確區分涉信訪、上訪違法犯罪和公民行使正當信訪權利行為，防止違法動用刑事手段限制公民正當權利。對于行為人沒有實施打橫幅、撒傳單、攔車輛等過激行為，未明顯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不能僅因多次訪、越級訪、就認定為尋釁滋事罪。
全面準確查明案件事實是正確適用法律的前提、基礎。辦理尋釁滋事案件應一體遵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不僅要關注行為本身及造成的后果，還應梳理案件前因、涉案人員關系、事發時的具體情境等影響行為性質的情節。比如發生在公共場所的打架事件，當事人之間有無過節、沖突緣何產生、是否影響在場公眾的安全感，均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不能僅因發生在公共場所，對秩序造成了一定影響，就作為尋釁滋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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