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真的那么重要嗎？

知識分子總是認為文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可以引發社會革命，可以引發社會動蕩，也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實際上文章似乎沒有那么重要。因為先有了權力系統，才會有文章出現，沒有權力系統的支配，不僅文章難以推行，而且詩詞也難以推廣。

遠古時期的人們生活在蒙昧之中，沒有文字記錄。在勞動過程中，他們有可能呼喊幾聲，就算是發表文學作品。民間有很多傳說故事，經過人們的口耳相傳，加入了群體創作的因素，最終得以流傳。后來有了人類社會，有了社會分工，才有了專業的文人出現。文人會到民間搜集詩歌，整理成冊。漢代有樂府機關，樂官們要到民間采集詩歌，整理成樂府詩集。漢代滅亡以后，樂府機關自動消亡，樂府詩被后代文人士大夫模仿，成為一種詩體形式。如果沒有權力的支配，很多民間的詩歌根本無法編訂成冊。文人出現以后，寫詩歌和文章就成了他們專業的事。似乎他們本身就是要做權力系統的附庸，要成為御用文人，而不是民間的自由文人。他們認為寫文章是很大的事，尤其可以維護統治，可以掀起社會改革的浪潮。曹丕在的《典論·論文》中寫道：“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文人向往聲名，期待文章不朽，藏之名山，傳諸后世，不只是考慮自己和眼前的利益，而且要考慮國運，考慮史學的發展，考慮國人的歷史感。文人希望自己的文章可以傳諸后世，可以流傳上百年，可是很多文人的文章在流傳過程中失傳了。或者說沒有人給他們流傳，甚至受到權力系統的打壓。最終消失不見。連同文人的名字也淹沒在歷史長河之中。

文人的消失是悲劇，因為文人應該是自由的，起碼人格和思想是獨立自由的。文人雖然會成為權力系統的附庸，會成為御用文人，會為權力系統張本，但文人保持一顆純粹的心。被稱為社會的良心，可以看到社會真相。可以記載自己的所見所得。有了文人的文章，史學才發展起來，文學才豐富多彩。中國人對自己的文明、歷史、國運、未來充滿信心，堅信文化傳統、生活方式是理想的，正當的，不能中斷。中國的小農經濟和社會組織基本以家庭為單位，為基礎，地緣、政緣聯系建立起來以后，血緣關系沒有全部割斷，以至于國人的家庭宗族觀念特別強，對自己和子女的前途考慮的特別多。中國的文學家不但常常懷念古老的過去，而且顧及十分現實的未來。立言行事，吟詩作文，都要為自己和子女的未來著想，為自己的聲名和歷史負責。這是中國哲學、美學的“道統”綿長而極少中斷變更的原因之一。似乎文人天生要寫文章，用文章記載社會歷史現實，同時要用文章表達自己的思想和志向，哪怕只是抒發一些小情緒，也要獲得讀者的共鳴。文人總是會琢磨當朝的主流意識形態，琢磨讀者的心態。他們寫詩作文要符合主流意識形態，也就是符合皇帝宣揚的理念，同時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還要琢磨讀者喜歡的事物。皇帝和各級官員都是知識精英，從小接受過好的文化教育，那么他們管理天下就要有一套綜合的理念。

他們認為寫文章是最重要的，起碼政令的傳達要靠文章，文人之間的交流靠文章，不能只是說大白話。其實他們已經脫離了人民群眾，不會和普通老百姓交流，以保持自身的尊嚴和神秘性。其實老百姓大多都是農民，并不讀書，也不識字，認為書和字是神圣的東西。民間的書生想要參加科舉考試，就要從小讀書識字，還要寫文章。不過他們寫的文章都是歌功頌德的文章，而不是指陳社會時弊的文章。科舉考試的時候，主考官會從“四書五經”中隨便挑出一句話，作為文章的標題，讓書生來寫文章。書生要善于揣摩皇帝的意圖，揣摩主考官的意圖，揣摩統治階級的利益，傳播義理、考據和辭章，揣摩各種各樣的寫作手法，要寫出非常漂亮的文章，實際上只是歌功頌德，只是拍馬屁，只要迎合各種各樣的需要，尤其是迎合主考官的需要，主考官就會給高分。既然由國家出面，考寫作，考上的就可以做官，享受榮華富貴，改變自己乃至家族的命運，那么民間的書生就要拼命讀書，皓首窮經，兀兀窮年。不是書生也不能隨便寫文章，而是他們受到了權力系統的脅迫，要為自己謀一個好前途，就要寫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文章，寫符合主考官心態的文章，而不能“我手寫我口”。

書生總是認為寫文章很重要，一篇文章可以迅速傳遍天下，洛陽紙貴。一篇詩文也是如此，實際上并非那么理想，真正通過寫文章出名的人并不多，很可能是統治階級的官員，而民間通過寫文章出名的書生也不多，即便有，也是鳳毛麟角。因為科舉考試已經篩選過了，通過科舉考試的才是寫文章優秀的，而且是被國家承認的。如此一來，寫文章好的就只能是官員。民間寫文章好的書生即便寫得再好，也不會成為著名的文人。不管是韓愈還是柳宗元，不管是歐陽修還是蘇軾，都曾經在官場做官，也憑借權力系統推行自己的文章，當然會獲得很好的名聲，甚至會成為文壇領袖。而民間的一些書生卻不盡人意，即便寫了好的文章，也只能算是一時興起，卻不能流傳久遠。文章有流傳的功能，能夠流傳久遠的當然算是好文章，經受了時代的考驗，但同時也經受了權力系統的篩選。如此來看，人們現在看到的文章大多都是經過權力系統篩選的文章，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文章，但很多人產生了錯覺，以為經過歷史的流傳，能夠看到的文章都是好文章。曹丕寫道：“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說明文章的壽命比人的壽命長久，可以永久流傳下去，只不過忽略了流傳的文章經過權力系統篩選的弊端。司馬遷遭受大的侮辱和摧殘，仍然著作不輟。他“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文人總是強調文章的重要性，強調文章的偉大性。實際上文章是受到權力系統支配的，連同文人本身都是權力系統的一員，就更別提了其他的作用了。其實文章沒有那么大的作用。所謂文章大的作用。只是被權力系統推行之后的作用，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