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新江：王道士——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者

作為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者，王道士的名字可以說是無人不曉的了。長期以來，他作為敦煌藏經洞寶藏流失的責任者，被釘在中國歷史的恥辱柱上，普通人罵他是“賣國賊”，文人指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學者也斥責他的“無知”和“愚昧”。近年來，人們的眼界漸寬，看到的資料也多了起來，有的人開始為王道士“平反昭雪”，或則把更多的不滿，發泄在斯坦因、伯希和等王道士的對手身上[1]。

歷史是復雜的，有關王道士的歷史除了真偽并存的民間傳說外，都來自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國探險家的記錄，就連王道士本人的照片，我們也是不斷地翻拍著同一張斯坦因書中的圖版[2]。僅僅從這些探險家的單方面記錄中，我們是無法獲得王道士真正的形象的，王道士的“功”與“過”，現在還很難說清。

歷史是一個過程，讓我們首先看看敦煌藏經洞寶藏的發現和流傳的經過，以及王道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

王道士其人

王道士大約出生于清朝道光三十年（1850），死于民國二十年（1931）農歷四月十八日，活了八十多歲。據他的弟子為他立的《墓碑》說，王道士名圓箓，法號法真[3]。但“圓箓”這個名字仍然像個道教的法名，而不是他的本名，大概他從來沒有向敦煌人講過自己的真名，所以人們也就不知道他的本名是什么。其實他的本名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隱沒本名的目的，無疑是從一開始就在敦煌人面前樹立一個神圣的道士形象。

王道士是湖北麻城縣人，大概出身農家，小的時候讀過幾年書。以后家鄉連年鬧災荒，如咸豐六年（1856），《麻城縣志》記載，因為夏天沒有雨水，使“禾麥盡槁，斗米千錢，人有菜色，野有饑莩”。王道士大概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因為家鄉的災荒，而“逃之四方”。從今天所見到的照片看，王道士個頭矮小，與青少年時期的營養不良是有關系的。

有關王道士逃難的過程沒有任何詳細的記載，只是他的《墓碑》說他“歷盡魔劫，恢心名利”。最后，他在甘肅西部的肅州（今酒泉）的巡防軍中，當了一名士兵。退伍以后，在酒泉出家當了道士，師傅名叫盛道。以后，他離開師傅，云游到敦煌莫高窟，住了下來，時間大概在光緒二十四年（1899）或稍前一些，年齡在五十左右[4]。

二

藏經洞的發現

位于甘肅省最西端的敦煌，在中國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里，曾經是絲路上繁榮的國際都會之一。從漢代經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五代，由于通過陸上絲綢之路的中西交往比較頻繁，敦煌曾經匯聚了東西方的多種文化，這就是我們在藏經洞中不僅看到有漢文文獻，還有藏文、回鶻（維吾爾）文、于闐（和田）文、粟特（中亞古代民族）文、梵文等文獻材料，又有儒家經典、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的典籍和有關拜火教的記載。然而，從北宋王朝開始，因為中原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海上絲綢之路漸漸取代陸上絲路而繁榮起來，特別是明朝把敦煌棄置于嘉峪關之外，經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道路也改從嘉峪關到哈密，敦煌地區日益荒涼下來，甚至成為從吐魯番地區來的維吾爾族人放牧的場所。敦煌城東南鳴沙山麓的莫高窟，也漸漸為人們遺忘，成為牧羊人憩息的地方，數百座石窟中精美的壁畫和雕塑，也任憑日以繼夜的風沙的吹拂（圖1）。

一百年前的中國，正處在日漸衰落的清朝末葉，遠離政治、文化中心的敦煌石窟，根本沒有受到中國政府和學者的注意，若大一個莫高窟佛教藝術寶庫，就由一個云游而來的道士看管起來。然而，此時充滿進取心的各種類型的西方探險家，已經開始注意到了敦煌莫高窟，在1900年以前，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匈牙利的洛克濟、法國的邦寧等人，都曾走訪過敦煌千佛洞，但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地理探查，也還沒有特別留意于莫高窟的藝術價值[5]。敦煌石窟的廣為人知，是以敦煌藏經洞的發現為嚆矢的。

王道士來到敦煌莫高窟時，窟前有三所寺廟，即上、中、下寺。上、中兩寺為西藏的喇嘛占據，于是，王道士就在莫高窟南區北部的下寺住了下來。他比講藏文的喇嘛更容易和敦煌的老百姓接觸，所以很快立住腳跟，并四處化緣，努力想把莫高窟改造成道教的靈宮。他把一些佛像改造成道教的靈官，還把一些洞窟間的隔墻打通，以便往來。其實，他的這些做法，對敦煌石窟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損害。現在，那些王道士供奉的道教靈官早已經從洞窟中移走，但我們可以從斯坦因和伯希和留下的照片中看到一些它們的形象（圖2），與敦煌石窟原有的塑像相比，沒有什么藝術價值可言；而他鑿通的墻壁，現在也已經都被封堵起來，但我們參觀莫高窟時常常可以看到洞窟角落里那沒有壁畫了的光禿泥巴，不禁為一幅幅完整的壁畫被人為地破壞而痛苦不堪。

開鑿在鳴沙山東崖上的莫高窟，窟室大體上分為上中下三層，由于西北風的長年吹拂，沙子從窟頂蔓延下來，把底層一些洞窟的洞口埋了起來。王道士居住的下寺對面的大窟（現編為第16窟），是他改建靈宮的主要目標，但洞口甬道堆滿了沙土，整個洞門都被封了起來。現在留在甬道兩壁的一道道沙痕，直抵洞口的頂部，表明當年積沙之多。王道士雇了幾個伙計，幫忙清掃長年堆積在窟前的沙子。1900年6月22日（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6窟甬道的沙土已經漸次清理完畢，一位姓楊的伙計發現甬道北壁的壁畫后面可能有洞。于是“王道士夜半與楊某擊破壁，則內有一門，高不足容一人，泥塊封塞。更發泥塊，則為一小洞，約丈余大，有白布包等無數，充塞其中，裝置極整齊，每一白布包裹經十卷。復有佛幀繡像等則平鋪于白布包之下。”[6] 這段出自1942－1943年逗留敦煌的畫家謝稚柳先生的記載，雖然來自敦煌民間的傳說，但比較真實準確地描寫了藏經洞（現編為第17窟）發現時的情形。關于藏經洞門是如何發現的還有其他一些更傳奇的說法，但可以想象的是，只要塞滿洞口的積沙被挖走以后，掩蓋藏經洞門部分的壁畫失去承重的力量，很可能會有裂痕出現，所以一旦積沙移走，藏經洞的發現就是必然的結果。

敦煌藏經洞是在一個純偶然的時間和環境下被王道士等人發現的。應當說，沒有王道士雇人清理16窟甬道的積沙，藏經洞還是會在那壁畫的背后沉睡不知多少時間。從這一點上來講，不論王道士以后做過什么對不起中國人的事，敦煌藏經洞的發現還是要歸功于他的辛勤勞動。

三

敦煌寶藏的命運

王道士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但面對這么多古代的經本和畫卷，當然也知道它們的“價值”。他不斷拿出一些書法精美的佛經寫卷和漂亮的絹畫，送給附近的官紳和過往的官僚士大夫們，以換取一些功德錢。但這些人都不識貨，也沒有人去追問這些古老的經卷和繪畫是從那里來的。據說，他曾經把一箱子寫卷送給了駐扎酒泉的安肅道的道臺兼兵備使廷棟，這位自負的滿清官僚覺得這些古代寫經的書法還不如自己寫得好，留下經卷，而沒有表示特別的興趣[7]。

1902年，湖北通山縣人汪宗翰（字栗庵）出任敦煌縣長，他是王道士的同鄉，所以王道士把一些很好的經卷和絹畫送給了他。1903－1904年，金石學家葉昌熾任甘肅學臺，汪宗翰把從王道士那里得到的藏經洞所出《水月觀音像》、《大般涅槃經》等，送給了他。敦煌文人王宗海也送給葉昌熾《大般若經》、《開益經》、《于闐公主供養地藏菩薩像》等寫本和繪畫，這是當年官場上應酬所必不可少的做法。葉昌熾在他的《緣督廬日記》中，第一次判定了敦煌文獻和絹畫的重要學術價值，但他當時誤信了汪宗翰所說的石室所出只有“藏經數百卷”，“各人分取”，已經分光，所以也就沒有把這事太當真[8]。

過去學術界都傳說葉昌熾曾建議甘肅藩臺把所有藏經洞古物運到省垣蘭州保存，但因運費沒有著落，沒有成功。細檢近年由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刊行的《緣督廬日記》全本，沒有找到相關的記載，從葉昌熾當時不知有數萬寫本被發現的情形來推測，這個傳說大概也是難以成立的[9]。又有一種說法是，汪宗翰曾經到敦煌藏經洞考察，并建議蘭州的藩臺衙門（相當于省政府），妥善保護這批文物。但因為種種原因，1904年，藩臺只是命令汪宗翰把經卷畫像檢點封存于原地，仍交王道士保管[10]。

事實上，敦煌藏經洞并沒有封存，王道士還是不斷把一些寫卷拿出來送人。比如，1905－1906年間，四川彰明人蘇子培任敦煌典史，獲得《莊子·知北游品》和佛經、道科等六個卷子[11]。1907年元旦以前，任職于蘭州的嚴金清，就把一幅《觀音菩薩像》（彩版2）寄到駐扎南京的兩江總督端方的府衙[12]。1907年，斯坦因在遇見王道士之前，在千佛洞的藏族小喇嘛手里，初次見到一卷敦煌寫經[13]。1908年，陸季良從汪宗翰手里獲得后唐天成四年繪制的《藥師琉璃光如來像》[14]。同年，伯希和在烏魯木齊清朝官員載瀾處，看到兩件敦煌唐人寫經[15]。這些都是在汪宗翰封存以后，斯坦因進洞以前流散出來的。這些已知的文物雖然不是這一階段中流散出來的全部，但我們如果把這些材料和汪宗翰及王宗海送給葉昌熾的材料合并起來看，其中大多數是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都很高的寫本和絹畫，這說明王道士頗有一些鑒賞能力。這些寫本和絹畫，在藏經洞文物幾乎都已經公布的今天看來，仍然是屬于其中的精品。我們無法知道王道士送出的這些精品換回了多少銀兩，但我們可以知道的事實是，沒有一位看到這樣好的古代寫卷和絹畫的中國官僚士大夫，肯西行一步，去把這些東西的來歷弄個清楚。

四

敦煌寶藏的流失海外

中國學者與敦煌寶藏失之交臂，不到幾年，一位在中國新疆已經盜掘了大量古物并運回倫敦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來到敦煌，這位受過嚴格的考古學和東方語文訓練的學者，由此成為當時來中亞考古的一批西方探險家中最有收獲的一個。

1907年3月，斯坦因根據他的同鄉洛克濟的建議，到敦煌莫高窟考察。當他得知藏經洞發現了大批寫本和繪畫以后，就耐心地等待外出化緣的王道士回來。5月間，王道士回到莫高窟，不懂中文的斯坦因通過他的中文秘書湖南人蔣孝琬與王道士周旋，編造花言巧語，說斯坦因是從印度來的取經僧，要把唐僧取經帶到中國的經卷取回印度，騙得了對《西游記》中唐僧取經故事很熟悉的王道士的信任（圖3）。在一個漆黑的夜晚，斯坦因被允許進入藏經洞。然而，當時的藏經洞中塞滿了寫卷、絹紙繪畫的包裹，只能容下兩個人站在里面，所以，斯坦因就在16窟中搭了個帳篷，由蔣孝琬和王道士夜間把包裹運到帳篷中展示給他。在包裹搬出大半后，他進洞清理，把藏經洞中的文獻和文物翻了個底朝天，最后露出里層的壁畫和鑲在墻里的石碑（洪辯告身碑）。

根據斯坦因的觀察，在他到來以前，藏經洞內堆放的物品上層已經被人打亂，但大體上還保持著原來的面貌。洞中所有的材料原來都是分類包在兩種包裹皮中的，一類是所謂“正規的圖書包裹”，總共有1050個裝漢文卷子的包裹，每包平均裝12個卷子，還有80個裝藏文卷子的包裹；另一類是所謂“雜包裹”，梵文、于闐文、藏文的貝葉形寫本和回鶻文、粟特文卷軸以及絹紙繪畫、絲織品、修補佛經或佛畫的文書、廢紙、木棍等等，都分類裝存。其實斯坦因不懂得中國古代藏書是分帙存放的，那平均裝12個卷子的包裹實即裝著寫卷的經帙。王道士當然也不懂這些文獻的學術價值，當他和斯坦因以四個馬蹄銀（相當于200兩銀子）成交時，他留下的是那些他看上去書法精美的普通佛經，而斯坦因除了獲得270個裝有漢、藏文寫卷的“正規包裹”外，更多地是得到了裝有美術品和非漢文文獻的“雜包裹”，也就是說，斯坦因裝走的29箱材料，從學術研究而不是從欣賞的角度來說，是敦煌寶藏中更有價值的部分[16]。

斯坦因走后不到一年，即1908年2月，沿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北沿進行考古的法國人伯希和，在烏魯木齊休整時見到兩件敦煌寫經，立刻趕往敦煌。由于他可以講流利的漢語，很快被王道士允許進入藏經洞內揀選寫卷。伯希和知道自己無法獲得所有洞內的資料，因此為自己訂立了幾個選擇標準，即選取背面有非漢文的卷子、帶有寫經題記的卷子、估計未入佛藏的卷子和非佛教的典籍與文書。伯希和以500兩銀子，從王道士手中換取了藏經洞寶藏的精華[17]。

1909年8－9月間，伯希和已經把大批敦煌收集品運送回國，又從他供職的越南河內法國遠東學院北上，到北京購書。他隨身攜帶了敦煌藏經洞發現的一些珍本文獻，使中國學者首次清楚地認識到藏經洞寶藏的價值。當 羅振玉從伯希和那里獲知敦煌藏經洞還有剩余的寫卷，于是提請學部收集。1910年，清學部電令甘督何彥升，把所余經卷悉數購買，運到北京收藏。學部為此撥款共銀6000兩，合敦煌市平銀6918.4兩，比斯坦因和伯希和的總和要多得多。但這筆錢主要是被敦煌官府用作改修孔廟，剩余的用作修補城墻，只給了王道士300兩作香火費[18]，為此王道士對官府頗為不滿。

其實，負責收購經卷的官員并沒有十分用心，雖然運到北京的殘卷超過一萬個編號，但留在當地的寫本和殘片也不在少數。地方官府對經費的截留，使王道士所得到的官府經費還不如斯坦因和伯希和給的多，于是他把一些書法整嚴的寫經偷偷地藏了起來。1911－1912年，日本大谷探險隊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到敦煌，從王道士手中買到數百寫卷。1914－1915年，俄國奧登堡考察隊到敦煌，又從王道士那里獲得300多個卷子。1914年，斯坦因再次到敦煌，又從王道士手中買了570個卷子，花了500兩銀子。這些卷子，都是很普通的寫經，而且副本很多，學術價值不大，比如大谷探險隊所得，有200多個卷子是重復抄寫的藏文《大乘無量壽經》[19]。

當藏經洞的經卷大體上瓜分完畢以后，藏經洞的發現者王道士的身影也就逐漸在歷史記載中黯淡下來。1923年，美國哈佛大學的華爾納來到敦煌，但那時藏經洞的文物已經搬空，王道士手中也沒有了存貨。華爾納的主要目標是揭取壁畫，他說他曾送給過王道士禮物，所以在他把壁畫和一尊塑像搬走時，王道士毫無惋惜之情[20]。陳萬里在他隨華爾納第二次赴敦煌“考古”的《西行日記》中也記載（1925年5月10日）：“翟蔭君在肅州復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為老周。老周前年曾隨華爾訥、翟蔭二君赴肅州北黑城子及敦煌傭工數月。今日告我華爾訥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銀七十兩，作為布施。華以洋布和樹膠粘去壁畫得二十余幅，裝運赴京，周之助力獨多，特附記于此。”[21]由于官府沒有追究王道士倒賣敦煌寫本絹畫的罪過，使得他變本加厲，不僅對華爾納用化學膠水粘取敦煌壁畫熟視無睹，而且還以70兩銀子賣掉了一件精美的唐代雕塑（圖4）。這件供養菩薩像迄今還陳列在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即原福格藝術博物館藏品）的樓上。

陳萬里《西行日記》（1925年5月26日）記華爾納第二次敦煌考察事云：“千佛洞分上、中、下三院，下院為盜賣古物已十余年之王道士所居。二十日在月牙泉席上，據說王已得精神病，此次往游千佛洞時，聞余等至，即趨避他往。詢之廟祝，亦謂精神尚好，則前日之傳言有精神病者，或冀免官廳之懲辦歟？”[22]1926年12月26日華爾納給斯坦因寫的信說到：“只能找到一絲真實的影子，那就是我曾經給王道士贈送了一點點錢，只有75兩，可是這個數字也被夸大到10萬銀圓，村民們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這筆錢。王道士當然拿不出這筆現金來，于是村民們就以死來威脅他。王道士只能裝瘋賣傻，才躲過了這場災難。翟蔭去敦煌的時候，隨身帶著我過去的翻譯員，這位翻譯員在前一次隨我訪問敦煌時對王道士極為友好。但是此時王道士竟然不認他，躲得遠遠的！”[23]此時的敦煌民眾已經自覺地承擔了保護敦煌石窟的義務，王道士的行徑已經受到譴責。從陳萬里的話中可以得知，王道士已被認作是個“盜賣古物已十余年”的壞家伙。從當地官府和民眾對華爾納一行的反對情緒和王道士裝瘋賣傻的情況來看，晚年的王道士過得不會很舒服，他受到當地民眾道義上的強烈責難。所以，當他在1931年去世時，他的弟子是得到當地紳耆的允許，才敢為他們的師傅立了一塊泥制的墓碑[24]。

埋葬王道士的土塔，今天還樹立在莫高窟前的沙灘上，任憑風吹日曬，那上面的墓碑，已經漸漸風化，難以看到他的名字。來這里參觀的人們，知道這是道士塔的人已經不多，駐足憑吊者更加稀少。而人們對王道士功過是非的品評，也如莫高窟前五月的風沙，紛紛揚揚，最后灑落在荒寂的戈壁灘上。作為一個敦煌學者，作為一個親眼目睹過倫敦、巴黎、京都、波士頓、圣彼得堡……收藏的敦煌精美寫卷和繪畫的中國學子，在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里，我應當說，王道士是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者，這是不必否認的事實；然而，我們也應當肯定地說，王道士是盜賣敦煌寶藏的歷史罪人，他的墓碑──道士塔──不是人們所要憑吊的對象，而是永遠樹立在敦煌莫高窟前的歷史恥辱柱。

注釋：

【1】 不同觀點的比較集中的闡述，見金榮華《王道士》，《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86年；收入作者《敦煌文物外流關鍵人物探微》，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99－141頁。余秋雨《道士塔》，作者《文化苦旅》，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3年，1－7頁。雒青之《百年敦煌》，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7年，21－47頁。陳作義《敦煌失寶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年，1－132頁。李正宇、趙和平《王道士》，《敦煌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887－888頁。

【2】 M. A.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II, London 1912, fig.187.

【3】 趙明玉《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墓志》，見衛聚賢《敦煌石室》附錄九，《說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6年，35－36頁。

【4】 參看上引金榮華文。

【5】 榎一雄《外國人の記錄に見える敦煌》，《講座敦煌》第1卷《敦煌の自然と現狀》，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年，303－354頁。

【6】 謝稚柳《敦煌石室記》，1949年。

【7】 A.Stein, Serindia, II, Oxford 1921, pp.802, 803-804.

【8】 榮新江《葉昌熾：敦煌學的先行者》（Ye Changchi: Pioneer of Dunhuang Studies）,《國際敦煌學項目通訊》（IDP News），No.7, 1997, 1-5頁。

【9】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

【10】 見汪宗翰題記，轉引自衛聚賢上引文，24頁。

【11】 見現藏東京書道博物館的《莊子》寫本上的龔煦春跋，影印本載寺岡龍含《敦煌本郭象注莊子南華真經研究總論》，福井漢文學會，1966年。

【12】 圖見《藝林旬刊》第59期，1929年8月11日刊。

【13】 Serindia, II, p.802.

【14】 見曹元忠《沙州石室文字記》序，載羅振玉編《敦煌石室遺書》，1909年。

【15】 較完整的敘述，見秋山光和《ペリオ調查團の中央アジア旅程とその考古學的成果》下，《佛教藝術》第20號，1953年，64頁。

【16】 Stein, Serindia, II, pp.807-830. 參看榮新江《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及其封閉原因》，《敦煌吐魯番研究》第2卷，1996年，25－28頁。

【17】 P.Pelliot, “Une bibliotheque medievale retrouvee au Kan-sou”, BEFEO, 8, 1908, pp.509-529；陸翔譯《敦煌石室訪書記》，《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9卷第5期，1935年，6－27頁。

【18】 金榮華上引文，117－118頁。

【19】 參看尚林、方廣錩、榮新江合撰《中國所藏大谷收集品概況——特別以敦煌寫經為中心》, 京都龍谷大學，1991年。

【20】L.Warner,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New York 1926, pp.136-145.

【21】 陳萬里《西行日記》，北京樸社，1926年，81頁。

【22】 陳萬里《西行日記》，96頁。

【23】 1926年12月26日華爾納致斯坦因信，藏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轉引自王冀青《華爾納與中國文物》，華爾納《在中國漫長的古道上》中譯本附錄三，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待刊。

【24】 同注[3]引《王圓籙墓志》。

（1999年5月初稿于北京，6月修訂于莫高窟，2000年1月改定。原載《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責編：沈曉萍

審核：游自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