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臨終前仍牽掛的黨外情報人員是誰？特科創建由他主導

上海曾被人稱作“冒險家的樂園”。在20世紀20年代末，這座城市白天是金融和洋行的天下，夜里則是警笛、腳步和密電碼的世界。國民黨特務、各國租界巡捕、幫會勢力混雜在狹窄街巷里，而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許多秘密機構，就藏在這里看似普通的弄堂深處。

在這種環境下，誰能掌握情報，誰就能活下去。周恩來正是在這種生死壓力之下，親手搭起了一張隱蔽而堅韌的網——中央特科。而這張網中，有一根異常重要卻長期隱身的“線”，連接著敵人內部的心臟。這根線的名字，許多人在很長時間里并不知道，直到1975年周恩來彌留之際，他仍然叮囑不能忘記此人，這才讓更多人意識到，隱蔽戰線遠比看上去復雜得多。

一、上海暗戰與中央特科的誕生

要理解周恩來為什么要親自抓特科，繞不過1927年前后的形勢。當時，國共合作破裂，“四一二”之后大批共產黨人遭到清洗，公開活動幾乎不可能繼續。武漢、上海等地的黨組織被嚴重破壞，一些重要領導人隨時面臨被捕和暗殺的危險。

在這種情況下，靠以往那種松散的聯絡方式，顯然已經不能保障安全。不得不說，周恩來看到的問題比很多人更深：沒有一支專業的隱蔽戰線力量，革命隨時可能被人“一鍋端”。于是，1927年5月，在軍委系統內，一個名字不太顯眼卻功能極其關鍵的機構出現了——軍委特科。

軍委特科后來幾經調整，到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決定成立中央特科，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工作重點也逐漸從單純的情報收集，擴大到保衛中共中央和重要領導人安全、偵察敵情、清查叛徒、營救被捕同志等多個方面。

有意思的是，中央特科的內部結構，在當時算是極具“現代感”的。它分為總部科、情報科、行動科、交通科，各科分工清楚。陳賡負責情報科，顧順章負責行動科，其他同志分別承擔聯絡和機要任務。這樣分科管理，讓特科不是幾個零散聯絡員，而是一套有組織、有紀律的專業力量。

上海因此成了中央特科運作的主要基地。為什么選上海？一方面，這里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重鎮，情報來源豐富；另一方面，租界制度提供了某種“縫隙”，使秘密活動有可利用之處。但也正因為如此，這里也是最危險的地方，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敵人的重重包圍。

周恩來對中央特科的要求非常嚴。除了架構上的設計，他還親自組織特工培訓。有時他會在一間普通洋房里，為十幾位負責隱蔽工作的同志講課。有人回憶，周恩來在講如何與敵人周旋時，用的是非常具體的細節——

“出去以后，身上不能帶任何能證明你身份的東西。”

“被問到工作，就說和你真實情況完全不搭界的事情。”

這類話，看似簡單，卻是那個時代在血與火中總結出的經驗。中央特科正是在這樣的訓練和實踐中，逐漸成熟成一支在敵后獨立運作的專業力量。

二、黨外特工的出現：楊登瀛的特殊位置

在中央特科的眾多人員中，有一個人身份相當特別。他不是中共黨員，卻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承擔著極為關鍵的情報任務，這就是楊登瀛——原名鮑君甫，廣東香山縣人，生于1893年，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

楊登瀛1924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隨著國民黨組織在上海的擴展，他逐步進入核心部門，最終成為國民黨中央組織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這一職務，說白了就是特務系統在上海的代表，掌握大量黨務調查和情報工作資源。

從組織關系看，他顯然屬于國民黨陣營。但在實際生活中，他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密切而穩定的秘密聯系，成為典型的“黨外高級特工”。這種身份的復雜性，不難理解：既要在國民黨內部站穩腳跟，又要在不暴露的前提下，為共產黨提供情報和支持，一旦稍有露頭，便是滅頂之災。

楊登瀛并非一開始就與共產黨發生關系。據研究，大約在中央特科成立前后，他與陳賡等人有了接觸，通過長期的觀察和交流，才逐漸走到一起。陳賡深知這種關系的珍貴，他與周恩來匯報楊登瀛的情況時，對其能力和關鍵位置評價很高。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情報工作并不單靠某一個人。但楊登瀛這種“在敵方系統內部”的角色，確實具有非同一般的價值。例如他利用關系網，在租界巡捕房中打通了一些渠道，為共產黨相關人員的出入和隱匿提供幫助；在國民黨調查科內部，他盡量掌握關于共產黨人的追捕計劃和名單，及時傳遞給中央特科。

有一次，陳賡謹慎地問他：“鮑先生，這樣做風險太大，你考慮過后果嗎？”

楊登瀛淡淡一句：“知道。可我也知道，很多人正在為這個國家把命都搭上。”

這種回答并不煽情，卻可以看出，他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清醒認識的。

三、白鑫泄密與彭湃犧牲：隱蔽戰線的代價

隱蔽戰線并不是只靠運氣，它更容易被內部失誤或叛變毀掉。1929年發生的一起事件，便帶來了極為沉重的后果——這就是白鑫叛變導致彭湃等同志被捕和犧牲的案件。

白鑫是中共黨員，在一定范圍內被委以重任。但在長期高壓環境下，他發生了嚴重的動搖。1929年8月24日的一次秘密會議，本應嚴格保密，卻因為他的泄露，導致廣東農民運動領袖彭湃以及楊殷等多名重要干部被敵人偵獲。

會后不久，國民黨特務便迅速展開行動，彭湃等人被捕。中央特科在接到情報后，迅速分析問題來源，經過多方核查，基本鎖定白鑫。陳賡在向周恩來匯報時，用了相當慎重的措辭：“這個人，嫌疑非常重。”

周恩來聽完，只問了一句：“營救還有可能嗎？”

營救工作當然不是說說就能完成。特科通過楊登瀛等渠道，試圖尋找彭湃轉移的機會，但敵人顯然十分重視這批“政治犯”，看守極嚴。外部環境又極其不利，各種計劃最終都沒能實現。彭湃等人先后被殺害，時間不長，卻足以給整個黨組織帶來劇烈震動。

叛徒怎么處理，這在那個階段是一個極為敏感，卻又繞不過去的問題。經過進一步查證和內部審議，確認白鑫已經與敵人發生實質性勾連，中央特科隨即作出決定，將其清除。1929年11月11日，白鑫在上海被暗殺。

這里有一點容易被忽略：周恩來在處理這類事情時，并沒有一上來就簡單定性，而是堅持“查清事實再做決定”。在壓力極大、環境極其惡劣的時期，仍然要求慎重，這種做法在當時并不容易。隱蔽戰線的嚴酷性，通過這一事件可見一斑，不僅同志犧牲，連內部調查也要承受沉重心理負擔。

從情報角度看，白鑫案暴露了內部安全的一大教訓：凡涉及核心機密，必須建立多重防線，不可由某一人掌握過多關鍵信息。此后，中央特科在會議安排、接頭方式、人員分級知情等方面，都進行了調整，盡量把叛變的風險降到最低。

四、黃第洪叛變：排除隱患的復雜過程

白鑫不是唯一的叛徒。1930年前后，黃第洪的叛變，再次提醒中央特科，內部安全問題絲毫不可松懈。

黃第洪是黃埔軍校一期學生，接受過較系統的軍事和政治訓練，后來被選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按說是黨內重點培養的干部之一。他與周恩來、陳賡有過較密切接觸，曾參與一些重要工作。

1930年4月，黃第洪從莫斯科回到上海。起初，他的行蹤和態度并無明顯異常，但不久之后，中央特科通過情報渠道發現，他與國民黨特務系統出現了異常接觸。有傳遞信件的行為，還有疑似“投誠”的跡象。

面對這樣的人選，貿然下結論風險很大。周恩來要求不要急于采取極端措施，而是先通過情報核實情況。楊登瀛在這時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從國民黨特務內部了解到，徐恩曾等人已經開始重視黃第洪這個“新關系”，并對其表示“歡迎”。

陳賡曾與楊登瀛有過一段對話：

“情報沒錯？”

“不會全錯，但也不能全信。你們自己還要查。”

這回答顯得冷靜，不夸大自己的作用，也提醒對方注意多重驗證。中央特科隨即多方打聽黃第洪的具體動向，掌握到他向國民黨遞交過表態內容，主要是暴露黨的情況，以換取自己的安全與前途。

在確認其叛變事實后，周恩來才批準對黃第洪的處置。行動科負責具體執行，選擇在其出入相對固定的路線埋伏，在適當時機將其擊斃。這樣做，一方面阻止其進一步出賣同志，另一方面也警示所有掌握機密者：組織不會對叛徒姑息。

遺憾的是，無論措施多嚴，類似事件仍難完全避免。特科在事后總結中提到：對長期在海外的人員，回國后必須加強政治審查和跟蹤了解，不能只看過去的履歷。黃第洪事件推動了這方面制度的完善，間接提高了隱蔽戰線的安全系數。

五、楊登瀛的雙重身份與任弼時營救

講完叛徒，再看楊登瀛的工作，就更容易理解一個問題：潛伏在敵營內部的黨外特工，其風險與價值幾乎是同時存在的。

楊登瀛身為國民黨組織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平時要與陳立夫、張道藩等國民黨高層打交道。這些人是當時國民黨黨務和特務系統的骨干，掌握大批情報資源，也對共產黨絕不手軟。楊登瀛在他們面前，必須表現出一個“忠誠國民黨人”的形象。

他又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央特科提供情報。某些場合，他甚至要故意推動一些人事安排，使敵方特務系統在具體行動中出現偏差。這樣的操作，一旦稍微多嘴，或者掩飾不到位，都可能引起懷疑。

在楊登瀛協助過的許多事情中，任弼時的一次營救頗具代表性。任弼時被捕后，曾被押往上海相關看押處。楊登瀛利用自己的身份，掌握到了押解路線和看守安排。他向陳賡傳遞了相關信息，并協商可能的營救時機。

“現在出手，行不行？”陳賡問。

楊登瀛回答得很簡短：“再等一天。放松后，機會更大。”

最終，在多方配合之下，任弼時獲救。這次行動既依賴中央特科的組織和安排，又離不開楊登瀛對敵情細致掌握。他對怎樣避開巡查、在何處布置接應，提出過一些相當實用的建議，體現出多年在敵營中摸爬滾打形成的判斷力。

從共產黨內部角度看，楊登瀛始終沒有正式入黨，這一點有時會讓人疑惑。但從情報工作角度看，這反而是一種特殊優勢：黨外身份，使他在國民黨系統內不那么容易被懷疑，可以擔任某些黨員無法承擔的職務。當然，這種安排的前提，是對其可靠性的長期觀察與反復考驗。

1937年以后，隨著局勢變化，楊登瀛脫離國民黨，逐漸遠離公開政治舞臺，過上相對平靜的生活。他的隱蔽戰線工作，長期只在少數人之間知曉，并未大規模公開。一些舊識偶爾問起，他多半一笑帶過，很少做具體說明。

六、周恩來臨終囑托與隱蔽戰線的歷史位置

時間跳到很多年以后。1975年12月20日，周恩來病重期間，曾召見當時中央調查部負責人羅青長等人。在那次見面中，他談到隱蔽戰線的一些問題，特別提到幾個曾經為黨情報工作作出貢獻的人，其中就包括楊登瀛。

據當時在場人員回憶，周恩來強調：一些黨外情報人員，雖然長期不能公開身份，但他們在關鍵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希望以后在整理歷史時，不能把這些人遺漏。他提到楊登瀛時，語氣格外鄭重，對其在上海時期提供的重要情報印象極深。

對于周恩來來說，中央特科并不是一個普通機構，而是他在最艱難歲月親手打造的防護網。這個網里，有陳賡這樣的將領，有顧順章這樣后來叛變的行動骨干，也有像楊登瀛這樣站在黨外卻承擔風險的人。這些不同身份的人，構成了早期中共情報戰線復雜而真實的面貌。

顧順章叛變后，中央特科遭到嚴重破壞，周恩來親自參與緊急應對和撤離，許多同志被迫轉移或犧牲。這段經歷，使他對隱蔽戰線的脆弱性有極深感觸。他更清楚，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一條可靠的情報線條，可以救下整批的干部；而一個叛徒，則能讓多年工作付諸東流。

從這個角度看，周恩來在臨終前仍反復提及楊登瀛，并非只是在“懷舊”，而是希望后人認識到，黨的力量并不止于公開戰場。中央特科、軍委特科以及后來的調查機構，構成了一條長期被遮蔽的戰線，其歷史價值不能因為“看不見”，就被忽略。

楊登瀛本人，在脫離國民黨后一直低調處世，直至去世也未主動強調自己的經歷。他的名字，從公開記載轉入檔案，再從檔案走向研究者視野，過程相當漫長。直到周恩來的那次談話被記錄下來，人們才更清楚地看到：在上海弄堂里，在租界巡捕房和國民黨特務機關之間，還曾有這樣一位長期走鋼絲的人物，為共產黨出力多年。

這段隱蔽戰線的歷史，連接著1927年軍委特科的成立、1928年中央特科的正式組建，穿過1929年的白鑫叛變和彭湃犧牲，延伸到1930年的黃第洪案件，再經過1937年前后局勢的巨大轉折，最終在1975年的病榻前，被周恩來簡要點名與交代。

如果把中國革命看成一場多層次的斗爭，那么公開戰場只是其中之一。中央特科以及楊登瀛這樣的黨外特工，所代表的隱蔽戰線，恰恰是那條看不見卻始終存在的防線。正是在這些防線的支撐下，許多核心力量得以保存，許多關鍵決策得以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下完成，最終才有后來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