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海關職員與中國“水客”合謀違規放行被判實刑 5年多達2126次

韓國仁川機場海關一名工作人員，因長期未對中國“水客”攜帶物品進行實際檢查，并違規允許相關人員攜帶物品出境，被法院判處實刑。

29日，仁川地方法院刑事庭對涉嫌偽造電子記錄、違反《關稅法》等罪名的仁川機場海關職員A某作出判決，判處其有期徒刑4年，并處罰金1.039億韓元，約合人民幣45.8萬元。

同時，法院以相同罪名判處中國人B某有期徒刑1年零6個月，并處罰金418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8.4萬元。

根據法院認定，A某涉嫌自2019年1月至2024年7月期間，在仁川國際機場與中國“水客”合謀，累計2126次違規允許水客攜帶物品出境。

B某則涉嫌為獲得退稅利益，與A某合謀，通過不正當方式獲準攜帶相關物品出境。

這起案件的重點，不只是個別海關職員“檢查不認真”，而是海關執法人員與水客之間形成了長期、反復、系統性的違規放行關系。

所謂“水客”，通常指頻繁往返不同國家和地區，攜帶免稅商品、奢侈品、化妝品、電子產品等進行轉售牟利的人群。在韓國，部分水客會通過購買商品后申請退稅，再將商品帶離韓國，或通過灰色渠道轉賣，從中賺取差價。

正常情況下，海關需要對出境人員攜帶物品、退稅相關商品和申報內容進行檢查，確認商品是否真實攜帶出境，是否符合退稅及關稅規定。

但在本案中，法院認為，A某作為海關職員，本應履行檢查職責，卻與相識的中國人共謀，沒有切實檢查其攜帶物品，妨害了海關正常檢查工作。

審判庭在量刑理由中指出，A某與相知的中國人共謀，未切實檢查攜帶物品，妨害海關檢查。類似行為損毀《關稅法》立法宗旨，情節嚴重，而且持續時間長、次數多。

這說明，法院并未將此案視為單純行政失誤，而是認定其嚴重破壞海關制度和關稅秩序。

海關檢查的意義，在于維護國家稅收、打擊走私、確認退稅合法性，并保障邊境貿易秩序。如果海關職員與水客合謀放行，就等于讓本應負責監管的人變成違規行為的協助者。

這比普通水客逃避檢查更嚴重。

因為普通水客違規，破壞的是個案監管；但海關職員參與其中，破壞的是制度本身的可信度。

尤其是本案涉及次數高達2126次，時間跨度從2019年1月延續至2024年7月，長達5年多。這說明問題并非偶發，而是長期反復發生。如此高頻率的違規放行，也讓外界質疑仁川機場海關內部管理是否存在漏洞。

在國際機場這樣的邊境口岸，海關職員擁有一定裁量權和現場判斷權。正因為這種權力直接關系到旅客、商品和稅收流動，所以更需要嚴格監督。如果內部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協助特定人員通關，就很容易形成利益鏈條。

對中國水客B某而言，法院也明確指出，其與海關職員合謀違規獲準出境，妨害海關正常檢查工作。

這意味著，水客并非單純利用制度漏洞，而是通過與海關工作人員勾連，繞開正常檢查程序，進而獲得不當利益。

從案件性質看，這類行為可能帶來幾方面問題。

第一，造成退稅制度被濫用。

韓國為了吸引外國游客消費，設有購物退稅制度。外國游客購買商品后，符合條件即可申請退稅。但這一制度的前提是商品確實作為游客個人購買物品帶離韓國。如果水客通過虛假、批量或違規方式套取退稅，就會損害正常退稅制度。

第二，破壞公平競爭。

普通游客、正規貿易商和合法代購都需要遵守規則，而水客如果通過關系繞開檢查，就會形成不公平優勢。

第三，增加走私和灰色流通風險。

如果大量商品在缺乏檢查的情況下出境，相關部門就難以掌握商品真實流向，也更難防止違規轉售、虛假申報和稅收流失。

第四，損害海關公信力。

海關是國家邊境管理的重要機關。海關職員如果參與違規，公眾會懷疑檢查制度是否可靠，也會影響韓國機場和通關系統的國際形象。

第五，可能誘發類似腐敗鏈條。

如果個別水客通過關系獲得便利，其他人也可能試圖尋找“熟人通道”，最終形成更大范圍的腐敗風險。

因此，法院對A某判處有期徒刑4年，并處高額罰金，實際上是在強調海關職務犯罪的嚴重性。

這一判決也釋放出信號：海關職員不是普通崗位，而是國家邊境執法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幫助他人規避檢查，不只是違反工作紀律，而是可能構成刑事犯罪。

從韓國社會角度看，此案也與近年來外籍游客消費、免稅購物、代購和水客活動增加有關。

韓國長期是中國游客和代購群體的重要購物目的地。化妝品、奢侈品、健康食品、電子產品、潮流服飾等商品，都曾吸引大量水客往返購買。隨著移動支付、免稅店和退稅服務便利化，相關交易規模擴大，監管難度也隨之上升。

正常旅游消費當然應受到歡迎，但如果部分水客利用退稅制度反復套利，甚至與內部人員勾連，就會從旅游消費轉向灰色經濟。

這也是韓國監管部門必須面對的問題。

一方面，韓國希望吸引外國游客購物，擴大百貨、免稅店、美妝和旅游消費；另一方面，退稅和通關制度一旦被濫用，就會造成稅收損失和監管風險。

因此，未來韓國海關可能需要進一步強化幾個方面的管理。

首先，要加強出境退稅商品核驗。對于高頻出境人員、大額退稅人員、異常購買記錄和重復攜帶商品行為，應建立風險識別系統。

其次，要強化內部監督。海關職員的放行記錄、電子檢查記錄和異常操作，應當接受定期審計，防止個人長期違規而不被發現。

第三，要完善電子記錄管理。偽造電子記錄本身說明系統存在被人為操作的空間，需要通過權限管理、日志追蹤和交叉驗證減少漏洞。

第四，要加強對水客團伙的調查。水客往往不是單獨行動，背后可能存在組織、收貨渠道、資金流和銷售網絡。

第五，要明確退稅制度邊界。對游客正常購物和職業化水客套利行為，應進行區分管理。

這起案件也提醒普通消費者和代購群體，跨境攜帶商品并非沒有法律風險。

如果只是普通游客正常購物并按規定退稅、申報，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長期大量攜帶商品、利用虛假申報套取退稅、通過內部關系規避檢查，就可能觸犯關稅、稅務、走私和偽造記錄等相關法律。

說得更直白一點，本案的問題不是“中國人買韓國商品”，而是“海關人員和水客合謀繞開監管”。

正常消費和合法退稅是旅游經濟的一部分；但如果形成水客套利鏈條，并有公職人員參與放行，就已經超出普通消費范圍，變成對關稅制度和邊境管理秩序的破壞。

法院之所以強調《關稅法》立法宗旨被損毀，也正是因為海關制度依賴的是檢查、申報、記錄和信任。如果負責檢查的人不檢查，負責把關的人主動放行，制度本身就會被掏空。

總體來看，這起案件不僅是一起海關職員職務犯罪案，也暴露出跨境水客、退稅套利和機場監管之間的灰色地帶。

仁川機場作為韓國最重要的國際門戶，每天處理大量旅客和商品流動。越是流量巨大，越需要透明、嚴格、可追蹤的檢查制度。否則，一旦內部人員與外部水客形成利益關系，損害的不只是稅收，而是國家邊境管理的公信力。

所以問題也很現實：韓國海關能否通過此次案件堵住退稅和出境檢查漏洞？再進一步，當外籍游客消費和水客套利同時增長時，韓國真正需要解決的，不只是個別海關職員違法，而是如何在促進旅游消費與防止關稅制度被濫用之間建立更嚴格、更透明的監管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