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振江先生的治學歷程

編者按：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陳振江教授于2022 年11月3日在天津因病去世，享年86歲。陳振江先生1959 年畢業于南開大學歷史系并留校任教，1985 年晉升教授，歷任歷史系主任、校務委員會委員、校學位委員會委員，以義和團運動和近代化進程研究見長，著有《義和團文獻輯注與研究》《發微集》《簡明中國近代史》等著作，多次獲得國家級學術獎勵。他曾任中國義和團研究會會長、天津市歷史學會理事長，是中國近代史研究大家，也是南開大學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學術帶頭人。陳振江先生在《南開史學》創刊之后，曾擔任實際負責人和主編多年，為《南開史學》名聞學界貢獻極大。本期發表陳振江先生弟子白宏鐘老師的追思文章，以示哀悼。

來源：《南開史學》2023年第2期，第223～229頁

去歲恩師陳振江先生仙逝，震動中國近代史學界和津門學界。恩師桃李滿天下，鄙人學業成就于其中忝居末流，但因留校工作，還在南開大學西南村與先生做過七載近鄰，故多年來從先生口中得知其治學經歷甚多，今不揣文字見識鄙陋寫出，希或能助學界對先生的治學多些了解。

負笈南開、北大，受業于名家

先生1937 年生于河南睢縣，自幼天資聰慧、勤奮好學，于1955 年考入南開大學歷史系。當時南開歷史系在院系調整后調入了北大歷史系原主任鄭天挺先生、清華歷史系原主任雷海宗先生，此外還云集了吳廷璆、謝國楨、楊志玖等史學名家，是國內史學重鎮。先生曾向我言及他參加雷海宗先生的世界上古史課程期末考試的情形。雷先生學貫中西，曾是民國時期著名文化流派戰國策派的代表人物，儀表堂堂，氣度非凡，期末時以面試方式考試，親自以主考身份提問，黎國斌先生在旁記錄。先生語速偏快，且一直鄉音未改，答題之時語速更快，考完之后，雷先生笑著說陳先生把要點都答出了，就是說得太快了，告訴先生以后考試不要緊張。本科四年，先生學業優異，尤醉心于中國古代史，于1959 年畢業后留校任教。當時南開中國史由鄭天挺先生統軍，剛工作的教師不能直接講課，要先做三年助教。先生被指定做楊翼驤先生的助教。楊先生是史學史專家，他為先生制訂了讀書計劃，指定二十四史中的十三部和《資治通鑒》為必須掌握的基本史料，指出了精讀和瀏覽的各卷篇目，限兩年內讀完，并寫出論文和讀書心得。先生發奮攻讀，于兩年內略得治史門徑。1964年，系里安排先生去北大歷史系進修，師從汪篯先生學習隋唐史。汪先生是陳寅恪先生的高足，釋解精博，教授有方，指導先生從讀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入門徑，讀《唐六典》以奠根基。當時與先生同一寢室的室友也是來北大進修的青年教師，是史學世家子，能出入一些史學大師府上，每次去這些前輩家拜訪都邀先生同往。先生因此得以多次拜見、問學于翦伯贊、向達等史學大師。

才華初顯

1962 年10 月 23 日和11月17 日，先生在當時的南開大學校報《人民南開》上先后發表了《百家爭鳴史話》和《王鳴盛治學方法》兩篇短文，乃其公開發表作品之始；1963 年 5 月 8 日，在《天津日報·學術》上發表了《曹魏屯田問題辨析》一文，是為首次在校外報刊上發文；1965 年又在《歷史教學》上發表了《漢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的發展與階級斗爭的關系》一文。這一時期先生在研究中關注魏晉南北朝史和農民階級的反封建斗爭較多，畢業后數年即已嶄露頭角，其學術天賦也得到了一些前輩學者的欣賞。

先生在北大進修時讀岑仲勉所著《隋唐史》，見其對昭陵六駿的浮雕描述簡括精湛，于是寫了一篇讀書心得《從昭陵六駿的劍痕看讓步政策》，并呈楊志玖先生指導，楊先生讀后高興地稱贊陳先生會讀書，能以小見大。此后不久，讓步政策受到政治批判，先生終止了進一步充實此文的計劃，但一直對其念念不忘，于2003 年出版個人文集時特意收入。先生何以如此看重這篇小文？我想主要是因為其初顯先生治學之“求新”風格。昭陵六駿是李世民在建立唐王朝的過程中所乘坐的六匹戰馬。李世民在戰爭中歷盡艱險，馬多次中箭，他自己也多次險遭不測，全靠六匹戰馬死里逃生，因此登基后刻石銘記六駿的戰功。六駿中，鎮壓農民軍時所乘三匹馬中箭最多，其中平竇建德時乘過的青騅和什伐赤均中了五箭，平劉黑闥時所乘的拳毛中過九箭。而平定割據武裝宋金剛、薛仁杲時所乘的特勒驃、白蹄烏則一箭未中，平王世充時所乘的颯露紫也僅中一箭。誰抵抗李世民最激烈，從昭陵六駿的箭痕上就可清楚地看出來。李世民因遭到農民軍的嚴重打擊，認識到人民的力量，因此即位后實行了一些對農民讓步的政策。文章思路新穎、視角巧妙，于今讀之仍令人贊嘆。楊志玖先生最重治史出新，曾因某同事從宋皇室家族遺傳病角度解釋“斧聲燭影”之謎而稱其“僅憑此一文即可升為教授”，難怪會因此文對陳先生大加贊譽！南開歷史引進新教師眼界一向甚高，陳先生當年為何能入諸位大師的法眼而留校？觀先生大學時代照片，雙目中的靈氣幾欲破紙而出，想來其難掩的才華亦早已被各位老師看在眼里。

磨礪與研究轉向

先生為人豁達，在其文集《發微集》的自序中回顧四十余年的治學歷程時稱“就學術環境與路徑而言，幸運時多，背時者鮮”，實際上其治學歷程中也不止一次遇到過磨難和曲折。1965 年11 月 5 日，先生與王玉哲先生合作，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學術論文《如何正確地理解“讓步政策”》。這本是一篇參與學術爭鳴、探討學術問題的文章，但毛主席于1965年12 月在杭州會議上批判了讓步政策，于是風云突變，批判讓步政策的言論一浪高過一浪。先生和王先生的論文被指斥為宣傳修正主義的讓步論、為封建統治者的亡靈揚幡招魂。系領導安排先生在全校“批判海瑞罷官”大會上發言，重點批判《海瑞罷官》，附帶自我批判“受封資修的毒害太深，而幾乎滑向修正主義的邊緣”，勉強過關。這時先生尚不滿30 歲，第一次經受政治驚濤駭浪的洗禮后悚然生畏，另一篇論文《魏蜀吳三國與少數民族關系》本已完成，也不敢再貿然投稿。“文革”開始后，先生更是無法進行正常的教學和科研，數年內未見作品問世，直至1972 年后，才又開始發表作品。

20 世紀 70 年代初期，因中國近代史方向師資短缺，系里命先生轉治中國近代史。這是學科專業上的全新轉向，壓力和工作量可想而知。而此時先生的時間卻被無休止的學工、學農、學軍及其他政治運動大量占據。先生稟性認真，對于上級安排的工作，總是全身心地投入，從不應付。比如學工，先生幼年親見木匠在農村大受歡迎，知木匠最能服務百姓生活，于是選擇學木工，竟學會了全套木匠手藝！先生生性樂于助人，有此技后對于求助者更是來者不拒。唐山大地震時，全系所有同事家的防震棚都是先生幫忙搭建的。在這段歲月中，先生只能擠出晚上的時間來讀書、治學，每日從未在夜里兩點前休息。積勞之下，不幸突患眼底出血。對于事業家庭負擔均重，又需大量用眼的先生來說，此何啻晴天霹靂！好在先生生性堅強，并未被厄運擊倒，在以對工作生活影響較小的保守方式治療的同時，又求助中醫，前后吃了兩千余劑中藥，終得康復。

馳名史壇

“文革”結束后，先生厚積薄發，很快迎來了事業的高峰期。1980 年，南開大學舉辦了明清史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改革開放后中國明清史學界第一次最高水平的學術交流活動。先生在會上發表了成名作《義和團幾個問題的辨析》，引起了高度關注和好評，初步奠定了在學術界的地位。“文革”期間，受政治影響，義和團被吹捧、歪曲得面目全非，義和團研究成了史學界乃至社會科學界的重災區。“文革”結束后，義和團研究是學術界撥亂反正的重點，深受關注。先生之文以義和團的揭帖、傳單、告白、碑文等為基本史料，就“義和團是否反對清朝封建統治”“‘扶清滅洋’口號是不是‘策略’”“義和團是否反對新生產方式”三個爭議巨大、備受關注的問題進行了辨析，對義和團運動的性質、作用、缺點、局限做出了極具說服力的論述，直至今日，仍是難以撼動的權威觀點。論文后發表于《歷史研究》，并獲評為1984 年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1984 年，義和團運動史研究會出版了《義和團運動史論文選》。這是對新中國成立后國內義和團研究成果的一次最重要的總結，負責該書論文選目的是后來歷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和中國史學會會長的李文海先生。先生之文被收入書中，在目次上緊居翦伯贊、榮孟源和李侃三位德高望重的史學前輩的文章之后，排在第四位，而先生當時還只是副教授，足見學界同人之推許。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國內甚為缺乏篇幅適中、能反映學界最新認識、適合用作教材并能面向普通讀者的中國近代史專著。有鑒于此，天津人民出版社約先生寫一部《簡明中國近代史》。此前先生曾與苑書義、胡思庸等來自其他院校的同人參加了人民出版社《中國近代史稿》（1976年12月出版）的編寫，后又主編了《中國近代史新編》上冊（人民出版社，1981 年11 月出版），相關寫作經驗甚豐，加之學術積累深厚，于是欣然應允并在很短的時間內完稿。該書既參考了當時中國近代史學界的最新成果，也匯集了先生的諸多新創見，敘事簡明，文風平實，于1983 年出版后，在業內和普通讀者中深受歡迎，前后兩次印行近12 萬冊，仍不敷需要。《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等報紙相繼發表了書評和介紹文章向讀者推薦。1985年，先生憑此書再獲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兩年內兩獲天津社會科學界的最高獎項！1991 年該書增訂本出版，當年即獲全國優秀圖書光明杯獎。此書還曾于2003 年和 2013 年分別由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和中華書局再版，其學術經典之地位，已為學界公認。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先生在學術創作上猶如火山噴發，享譽史林，成為南開中國近代史的一面旗幟，與此同時卻仍將教學視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深受學生的歡迎與愛戴。1985 年，先生晉升教授，1991 年出任歷史系主任，在任期間，為南開歷史學科的發展殫精竭慮，貢獻實多。1996年、1998 年，因為對義和團研究的突出貢獻和在天津歷史學界的聲望，先生先后被學界同人推舉為中國義和團研究會會長、天津市歷史學會理事長。

在國內史學界聲名鵲起的同時，先生在國際史學界也引起了關注。1979年先生發表了總結、評述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評近三十年來中國近代歷史學的發展狀況》一文。適逢改革開放開始，國外同行很想了解國內中國近代史研究狀況，因此非常關注此文。日本學者迅速將其譯為日文轉載。后來因“過密化”理論而聞名學術界的美籍華人學者黃宗智，也乘來訪之便與陳先生會面，對文中所提出的“加強近代經濟史研究”的呼吁表現出濃厚的興趣。20 世紀 80～90 年代，先生應邀出訪了日本、韓國、德國、中國香港等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講學和交流，還與路遙、佐佐木衛等中日學者一起進行了華北農村社會調查活動，其成果集為《中國的家·村·神神—近代華北農村社會論》一書，由日本東方書店于1990 年出版。

20 世紀 80 年代后期，隨著史實的厘清和認識的成熟，義和團研究在國內漸趨平靜，先生的研究重點也轉移至社會思潮、通商口岸與近代文明等領域。但對義和團研究仍保持關注，于1990 年發表了《直東武術文化與社會心態的趨向》一文，將義和團研究的思路拓展至從民間文化習俗中探討其起源。美國學者周錫瑞在其名著《義和團運動的起源》的中文版前言中專門提及此文并予以了高度評價。1999 年，先生赴哈佛大學，以哈佛燕京學社高級訪問學者身份訪學，同時受聘為圣地亞哥州立大學客座教授。此時先生雖已年過六旬，仍銳意更新知識與研究方法，開拓新研究領域，與著名新儒家學派學者、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就中國傳統文化轉型問題進行合作研究，其成果以《論中國傳統文化的轉型—杜維明、陳振江教授對談錄》為題發表于《南開學報》。

學術經世

先生曾研究近代經世思潮，并在《歷史研究》上發表過相關研究成果，在現實中也素有經世之志，被史學界同人目為社會活動家。1997年，先生與韓國仁荷大學李忠憙教授一起促成韓國政治家金大中訪問南開大學。先生建議學校授予金大中名譽博士學位，但當時授予名譽博士學位之事在國內尚罕見先例，審批很難，學校最終聘其為名譽教授。此后不久金大中當選韓國總統，其就職時發布的官方個人簡介中未提及南開大學名譽教授的頭銜。先生對我談及此事時不無遺憾地說，國外重名譽博士遠勝于名譽教授，介紹政治家榮銜只提及名譽博士確屬常例，如當時授予金的是名譽博士，對雙方勢必都是更好的結果。先生從哈佛返回南開后，也很快促成杜維明教授訪問南開并受聘為南開大學客座教授。先生一直很關心歷史學的大眾化普及，其所主編的通俗歷史讀物《甲午風云》于1995 年榮獲“精神文明五個一工程”獎，1996 年榮獲全國圖書金鑰匙獎。1996 年，我隨先生參加義和團研究的學術會議，一位路人見我胸牌上的“義和團”字樣后，對我說：“你研究的東西怪嚇人的。”我一笑了之，先生在旁聽到后卻非常重視，路上專門與我談論群眾對義和團研究的印象，我當時頗不以為然，心想路人之言，何必在意。久后方悟先生之意實在懼學術脫離社會太遠，不禁感慨自己的境界、格局與先生差距何遠！

終身治學，垂范后人

先生晚年仍堅持治學，2003 年出版了個人文集《發微集》，之后又承擔了國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寫作任務。該項目需在其專用軟件系統內寫作，先生不善用此系統，剛寫完的大段文字突然丟失等狀況頻出，卻毫不氣餒，堅持邊熟悉系統邊寫作，直至因病失去寫作能力。

先生一生刻苦自勵，筆耕不輟，出版專著、教材、文獻輯注、辭書等20 余種，發表論文和學術文章百余篇，可謂著作等身，成就極大。更可貴者，學術界熟悉先生者對先生的道德人品無不交口稱贊。先生常言及自己年輕時所受的師長和前輩的提攜、賞識，其實先生自己獎掖后學之事亦極多。在先生的追思會上，發言者談及受先生之惠者甚多，有言至情深處愴然涕下者。

嗚呼，斯人雖逝，風范長存，先生道德文章，將永遠啟迪、指引我輩！值此先生仙逝一周年之際，謹以此文緬懷恩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