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云南鎮雄的起訴書淪為“草稿箱”就連指控都能“口頭打補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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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檢察院連自己指控的具體金額都算不明白，就把一堆爛賬扔給法院，讓法官去“算賬”，這等于是讓法院同時充當了控訴人和裁判者。控辯審的等腰三角形瞬間坍塌，程序正義蕩然無存。

撰文 | 楊雄

出品 | 有戲Review

在買菜的菜市場，我們常能聽到“這把蔥算你兩塊，口頭抹個零”的豪爽；但在莊嚴的刑事法庭上，如果指控一個人可能面臨數年，乃至十數年牢獄之災的起訴書，也能隨意來一句“口頭更正”，這便不再是市井的豪爽，而是法治的驚悚。

近日，云南昭通鎮雄縣人民檢察院的一份起訴書（鎮檢刑訴【2024】Z8號）在法律圈引發了不小的波瀾。

該起訴書指控重慶商人魯逸榮涉嫌行賄，但在長達數頁的文本中，不僅對案件來源描述不清，更要命的是，連行賄金額的具體數字、犯罪的既遂與未遂狀態這等核心事實，都成了一筆糊涂賬。

面對家屬和辯護人的質疑，鎮雄縣檢察院在庭前會議上的應對方式堪稱“別出心裁”——口頭提出更正。

面對下級的這番“創新”，昭通市人民檢察院給出了一個極具中國傳統太極功夫的書面答復：

首先承認起訴書“的確存在錯誤”，批評下級“口頭變更不夠嚴肅”；但緊接著筆鋒一轉，定性這些錯誤“對指控事實無實質性影響”，并指示下級不予口頭變更，直接“由人民法院根據審理查明的情況予以判決”。

這一份行云流水的答復函，輕描淡寫地將一份嚴肅的國家公文，降格成了可以隨意涂抹的草稿，不僅讓辯護律師無所適從，更給公眾上了一堂生動而冰冷的“黑色幽默”普法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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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報道截圖）

1、 刑期盲盒：一億元與三百萬的“無實質影響”

我們不妨先來看看，這份被上級檢察院認定為“無實質性影響”的起訴書，到底漏掉了什么“細枝末節”。

起訴書指控，魯逸榮為了感謝某國企高管劉猛的幫助，“先后三次承諾送給劉猛共計1億元人民幣，并約定待劉猛退休或需要用錢時再兌現。”

起訴書還指控，后來，劉猛被留置，需要上繳違法所得，魯逸榮便轉賬350萬元給其弟。此外，起訴書還指控魯逸榮向另一名高管許雷指定的公司轉款1270萬元。

那么問題來了：

魯逸榮的行賄金額，到底是一億，還是三百五十萬，亦或是這兩者的疊加？

在現代刑法體系中，“犯罪金額”和“既遂未遂狀態”絕不是起訴書上的修辭手法，而是直接決定被告人命運的“生死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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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市人民檢察院回復函

行賄三百五十萬和行賄一億，在量刑上是天壤之別；如果是“承諾一億但未實際支付”，則涉及犯罪未遂，這屬于法定從輕、減輕處罰的絕對硬指標。

鎮雄縣檢察院在起訴書中對此含糊其辭，等于給法官和被告人盲發了一個“刑期盲盒”。而昭通市檢察院居然認為，指控金額模糊、法定減輕情節缺失，對指控事實“無實質性影響”。

這種邏輯何其傲慢？

試問，如果連一個人究竟該判三年還是十年都屬于“無實質影響”，那什么才是有影響？難道只有起訴書的排版格式和錯別字，才配得上檢察機關的“嚴肅對待”？

2、 他山之石：起訴書是一道不容涂抹的“邊界線”

如果我們將視線投向全球法治相對成熟的國家，看看他們是如何對待一份起訴書的，便能更加深刻地體會到此次事件的荒謬。

在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的司法實踐中，起訴書的核心功能被稱為“訴權劃定”與“防御通知”。

訴權劃定：法院的審判權必須被嚴格限制在起訴書指控的事實范圍之內，這被稱為“不告不理”原則。起訴書寫了什么，法院才能審什么。

防御通知：被告人必須清晰地知道自己因為具體什么行為、多少金額、何種狀態被指控，才能有針對性地聘請律師進行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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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市人民檢察院回復函

在那些優越性較強的現代法治國家，如果檢察官提交了一份像Z8號這樣金額不清、既未遂不明的起訴書，辯護律師會立刻向法庭提出“起訴書存在致命瑕疵”的抗辯。

而法庭通常的做法，不是像昭通市檢察院所說的“由法院查明情況予以判決”，而是直接駁回起訴（Dismissal of Indictment）。檢察機關要么撤回并重新提交一份精確無誤的起訴書，要么承擔敗訴的后果。

因為在現代法治文明的共識里，你不能要求一個被告人去對抗一個“移動的靶子”，更不能要求辯護律師去猜測公訴人的心思。法律是一門精密科學，不是潑墨山水畫，容不得半點“寫意”。

3、 細思極恐的深層邏輯：當公訴權淪為“草稿箱”

事實上，我們可以剝開這起事件表面的滑稽，而發出合理的質疑：

如果一份決定公民自由與財產的起訴書都能這樣亂來，甚至在被指出錯誤后還能用“口頭更正”來敷衍，這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深層次的系統性沉疴？

首先，這是公訴職責的嚴重缺位與向法院的“非法甩鍋”。

昭通市檢察院在答復中那句“由人民法院根據審理查明的情況予以判決”，聽起來冠冕堂皇，實則是極其不負責任的邏輯倒錯。查明犯罪事實、界定犯罪金額、明確既未遂狀態，本就是公訴機關的法定舉證責任。

如果檢察院連自己指控的具體金額都算不明白，就把一堆爛賬扔給法院，讓法官去“算賬”，這等于是讓法院同時充當了控訴人和裁判者。控辯審的等腰三角形瞬間坍塌，程序正義蕩然無存。

其次，這暴露出基層司法實踐中，根深蒂固的“流水線心態”。

在某些辦案人員眼中，案件只是年底考核表上的一個數字，起訴書只是一份可以隨時涂改的流水線表格。他們對剝奪一個人的自由缺乏最基本的敬畏心。

既然反正最后都是法院判，起訴書寫得糙一點有什么關系？“口頭更正”一下不就行了？

這種將公權力私有化、隨意化的作風，不僅是對被告人合法權利的踐踏，更是對國家司法公信力的慢性服毒。

最后，它的危害性在于對營商環境和法治預期的破壞。

本案被告人是一名民營企業家。不管他是否真的構成了行賄罪，他都有權獲得一個清晰、明確、程序合法的審判。

如果我們的司法機關在面對企業家的經濟犯罪案件時，連賬目金額、既未遂狀態都可以“大致齊”、“差不多”，甚至通過“口頭補丁”來隨意操作，那么任何一個企業家都會感到不寒而栗。沒有程序上的嚴絲合縫，就沒有實體上的公平正義。

4、文風的問題，歸根到底是法治的問題

昭通市檢察院在答復函的最后表示，“對于起訴書撰寫問題，我院將加強指導，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改進。”

這句話看著很誠懇，卻依然沒有切中要害。

把起訴書的根本性事實缺失，輕描淡寫地歸結為“撰寫問題”或“文字規范問題”，是對法律監督職責的再一次降維打擊。

這絕不是一次簡單的公文寫作事故，而是一場關乎法治底線的觀念危機。當指控不需要精準，當庭審可以憑嘴“打補丁”，當上級機關認為千百萬的刑期差額“無實質影響”時，法律的威嚴就已經在這些輕描淡寫的官樣文章中碎落一地。

請記住，起訴書上落下的每一個標點符號，落在普通人頭上，都是一座移不開的大山。

如果連起草這座大山的公訴人，都覺得可以在上面隨意涂鴉，那在這座山下苦苦掙扎的公平正義，又該指望誰來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