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立陶宛做了一個讓整個歐洲都目瞪口呆的動作:允許臺灣當局在其首都維爾紐斯設立以”臺灣”名義命名的”代表機構”。這在與中國建交的歐洲國家中是頭一次,其他國家類似機構一律掛著”臺北”的牌子,因為那樣至少形式上不直接挑戰一個中國原則。
立陶宛非要特立獨行,被中方視為在國際上制造”一中一臺”的政治挑釁。中國隨即宣布將兩國外交關系降至代辦級,駐立陶宛大使館也在隨后改成代辦處。立陶宛政府彼時似乎覺得自己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美國在旁邊拍手叫好,歐盟也表示力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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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代價來得比任何人預期的都快、都猛。雙邊貿易額從2021年的約3.5億歐元跌至此后約7000萬歐元左右,跌幅超過八成。木材、乳制品、激光產品這三大支柱出口產業首當其沖,企業主抱怨訂單斷崖式下滑,工人失業,倉庫堆滿了無處可銷的奶酪。
自2025年5月中旬起,立陶宛境內再無任何中方派駐的正式外交人員,對華事務改由中國駐拉脫維亞使館代管,立陶宛企業申請簽證或領事服務需要繞道鄰國,手續大幅增加。臺灣地區承諾的大規模投資,實際到位的不過是一個1000萬歐元的科技基金,其他遙遙無期。美國和歐盟承諾的援助,實際到賬的也只是零頭,對立陶宛企業所受的實際沖擊幾乎沒有任何實質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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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二日,事情迎來最新的轉折。波羅的海通訊社報道,立陶宛外交部表示,由于”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經雙方同意,立陶宛與臺灣當局所謂”代表處”關于”經濟合作行動計劃”的談判已經停止。這一天的前一天,立陶宛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莫圖扎斯向媒體透露,立陶宛方面已同意中方在該國設立臨時代辦處。
緊接著,2026年6月23日,立陶宛總理魯吉尼埃內正式宣布辭職,立陶宛將啟動新內閣組建程序。至此,這位執政不到九個月、任內最重要舉動之一是公開承認對華政策”犯了大錯”的總理,在內外雙重壓力下黯然離場。接替她的,將是同屬社民黨的黨魁辛克維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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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輪政局變動,把立陶宛內部的撕裂展示得一清二楚。魯吉尼埃內曾在議會明確表示,立陶宛正與中國就恢復外交往來進行談判,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采取任何具體行動。當初一意孤行搞砸對華關系,立陶宛政壇如今為修復路線爭執不休。反對黨方面則有人斥之為”降低國家地位”,還有議員呼吁立陶宛把全部精力放在華盛頓方向。這種擰巴狀態,正是立陶宛如今最真實的寫照:想回頭,又不敢把最關鍵那步走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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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的立場從未含糊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明確表示,中方同立方溝通的大門始終敞開,希望立方將改善雙邊關系的意愿轉化為實際行動,盡早糾正錯誤,回到恪守一個中國原則的正確軌道上來,為中立關系的正常化積累條件。換句話說,認錯的話說了,姿態也做了一些,但那塊掛著”臺灣”字樣的牌子還在那里。
立陶宛始終回避最核心的一個中國原則問題,未就所謂”臺灣代表處”的更名或撤銷給出明確承諾。這才是中立關系正常化的真正卡點,也是雙方目前仍未能破局的癥結所在。同期的一項立陶宛國內民調或許最能說明問題:58%的立陶宛成年受訪者贊成將該”代表處”更名為”臺北代表處”以改善對華關系,其中22%強烈支持,36%有些支持。民心向背已經很清楚,但政治操弄讓這一步遲遲無法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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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立陶宛政局動蕩的同一時間,太平洋另一端也傳來一組引人深思的數字。澳大利亞智庫洛伊研究所發布2026年度民調,調查顯示,首次有過半澳大利亞人(51%)認為對華關系比對美關系更重要,而認為對美關系更重要的比例為45%。
這是該民調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這一結果,意義非同小可。同一份民調發現,僅31%的澳大利亞人相信美國會”在國際上負責任地行事”,這是歷史新低;而對中國信任度雖仍偏低,但已上升8個百分點,兩者差距已大幅收窄。要知道,就在2022年,還有65%的澳大利亞人信任美國負責任行事,而信任中國的僅12%。短短四年,這個落差幾乎被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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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轉變,背后有非常具體的現實支撐。澳大利亞貿易部長法瑞爾說過一句很直接的話:就生意方面,中國的重要性是美國的10倍。澳大利亞不想減少與中國的生意往來,而是希望擴大,且對華關系將根據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來決定,而不是根據美國的要求。
鐵礦石、鋰礦、煤炭、農產品——這些撐起澳大利亞出口的核心商品,背后最大的買家始終是中國。洛伊民調還顯示,僅有21%的澳大利亞人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國際事務中”做出正確決定”抱有信心,這是該民調歷史上對任何一位美國總統信任度的最低記錄。特朗普對盟友毫不手軟地加征關稅,連澳大利亞的鋼鐵鋁材都沒獲豁免,讓不少澳大利亞人開始認真思考:這個”盟友”到底值不值得這樣倚重?
這兩件事放在一起,有一個共同的底層邏輯。蓋洛普分析指出,過去20年來,許多國家和地區,尤其是美國的盟友,可能更傾向于在大國之間保持平衡關系,而不是明確地與某一方結盟。這種趨勢不是中國刻意”拉攏”的產物,而是美國自身行為方式的反噬——單邊關稅、退出國際組織、對盟友漫不經心的承諾,正在系統性地侵蝕它在世界上的信用賬戶。蓋洛普2025年全球民調也佐證了這一點:中國在全球領導力認可度方面首次超過美國,領先幅度是近20年來最大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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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的困境與澳大利亞民意的轉向,是同一個時代信號的兩種表達形式。前者是一個小國用五年的經濟損失和三任政府的更迭,實證了”一個中國原則不是外交談判籌碼”這個命題;后者則說明,即便是安全上深度綁定美國的五眼聯盟成員,其民間也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經濟命脈不能押注在一個越來越任性的盟主身上。
這種認知的形成,靠的不是意識形態灌輸,而是白花花的現實代價。立陶宛那塊尚未摘下的牌子,什么時候摘,怎么摘,仍是2026年下半年中歐關系中最值得觀察的細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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