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的一個下午,香港高等法院立案處收到一份入稟狀。原告叫蔡一鳳,被告是黃有龍和他的私人助理。訴狀里白紙黑字寫著一串數字:追討1.03億港元,性質是博彩信貸的中介服務費及逾期利息。這份入稟狀在立案處的鐵皮柜里躺了幾天,被分派到商事法庭的排期表上,編號HCA 2019年第2154號。沒有人想到,這案子會一打就是七年。更沒有人想到,七年后的判決書里,法官會用“荒謬”這個詞來形容原告的說法。
但故事真正的開頭不在香港法院,在萬里之外的澳大利亞珀斯。2015年2月,南半球正值盛夏,珀斯皇冠賭場的貴賓廳里冷氣開得很足。黃有龍坐在一張高額投注區牌桌前,面前的籌碼堆成幾摞。他是皇冠賭場的常客,每次來都住頂樓套房,私人飛機停在珀斯機場的公務機停機坪上。他在中國商圈的名氣不算小——趙薇的丈夫、馬云的朋友,這兩個身份擱在一起,足以讓任何一家賭場的市場部把他列入VIP名單的前幾頁。
但皇冠賭場的信貸部門對他的態度沒有市場部那么熱情。早在2015年之前,黃有龍在澳門幾家賭場已經有了欠款記錄。賭場內部有一套跨區域的客戶信用評估體系,雖然不像銀行征信系統那么規范,但對高額玩家的風險評級是互通的。黃有龍的信用評級不好看,皇冠不愿意直接給他批大額信貸。
這時候蔡一鳳出現了。蔡一鳳當時的身份是皇冠度假酒店集團的市場營銷副總裁。這是一個很微妙的位置——不是賭場普通的員工,但也不是持牌博彩中介。她的工作是對接全球高凈值客戶,幫他們安排在皇冠賭場的博彩和度假服務,中間涉及信貸安排、籌碼兌換、酒店住宿和私人飛機接送等一系列事務。在澳門的博彩行業里,這類角色有一個更通俗的叫法:疊碼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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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碼仔的本質是中介。他們自己不直接放貸,而是對接持牌博彩中介和賭客,從中抽取傭金或賺取匯率差價。賭場需要他們拉客,賭客需要他們搞定信貸,持牌中介需要他們拓展客戶源。這是一條完整的灰色產業鏈,養活了港澳和東南亞地區數萬人。
蔡一鳳聯系了澳門太陽城集團。太陽城是當時澳門最大的持牌博彩中介之一,老板周焯華,綽號“洗米華”,在澳門博彩圈是呼風喚雨的人物。太陽城給黃有龍批了第一筆信貸額度:4000萬澳元。按當時匯率,約合1.87億人民幣。賭場把等額籌碼交給了黃有龍。
兩天后,籌碼全沒了。黃有龍又通過蔡一鳳向太陽城申請了第二筆信貸:2000萬澳元,折合約9360萬人民幣。這筆錢也沒能撐多久。前后不到一周,6000萬澳元——按港幣計價約3.78億——在牌桌上消失了。
黃有龍輸掉的不只是錢,更是他本人在賭桌上的自我控制力。他在牌桌上的表現,和那個在商業談判中精明冷靜的形象判若兩人。這不是他第一次在賭桌上失控,也不會是最后一次。
蔡一鳳后來在法庭上提出過一個關鍵主張:當時雙方有口頭約定,黃有龍必須在3個月內全額還款,逾期金額按年利率24%計息。年利率24%,這在內地的民間借貸司法保護上限中是一個敏感數字,在香港的商業借貸糾紛中也不算低。但她的主張有一個致命的缺陷——沒有書面合同。什么都沒有。沒有簽字文件,沒有電子郵件確認,沒有一份能夠被法庭采納為證據的書面記錄。
接下來的還款過程持續了將近四年。2015年3月到7月,黃有龍通過私人助理和名下公司,分多次向蔡一鳳轉賬共1.43億港元。8月,他又把香港赤柱富豪海灣一套估值7000萬港元的豪宅轉給了蔡一鳳抵債,額外再付1000萬港元作為買樓訂金。蔡一鳳拿到這1.53億港元之后轉手交給了太陽城。
但黃有龍還開過三張支票。三張擔保支票,面額合計1.8億港元,全部跳票。支票跳票在香港商業社會里是一個相當嚴重的信號,意味著出票人的銀行賬戶里要么資金不足,要么干脆被凍結了。蔡一鳳拿著這三張跳票的支票,卻沒有任何后續追討動作。這個細節在七年后的法庭上,成了她的律師最難解釋的問題之一。
2016年2月,周焯華本人出面調停。他給蔡一鳳發了一條信息,措辭直白:“利息追討應該是出資方的權益,也即是皇冠和太陽城,你當時是在皇冠打工,在皇冠沒有追討利息的情況下,你用什么身份去代表資方追究呢?如果追回來利息又是屬于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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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米華的這段話,是整個事件中最能說清楚各方角色定位的總結。蔡一鳳是皇冠的員工,職責是幫客戶對接持牌博彩中介,她本人既沒有發放博彩信貸的牌照,也沒有用自己的錢承擔信貸風險。錢是太陽城出的,風險是太陽城擔的,她是一個中間人。中間人靠傭金賺錢,不靠利息賺錢。
洗米華出面之后,黃有龍的還款繼續推進。2016年到2019年間,他向太陽城陸續還款2.73億港元。太陽城最終確認:6000萬澳元貸款本金全部還清。從2015年欠款到2019年全部結清,整整四年時間里,蔡一鳳從來沒有向黃有龍追討過任何逾期利息。一次都沒有。
然后時間到了2019年12月。本金早還清了,太陽城也確認了,這件事在法律意義上已經翻篇了。蔡一鳳忽然入稟法院,追討1.03億港元。這時候距離第一筆借款已經過去了將近五年。
法庭審理持續了漫長的時間。期間的每一次聆訊,都在一點點瓦解蔡一鳳的訴訟基礎。黃有龍一方提出了幾項關鍵抗辯:他借的是太陽城的錢,不是蔡一鳳的錢;他和蔡一鳳之間沒有任何信貸協議;太陽城都確認債務還清了,第三方憑什么追債。
有一個庭審細節被多家香港媒體報道過。黃有龍申請通過視頻連線遠程作供,理由是自己有心臟病,不能坐超過三小時的飛機。法官要求他提供詳細的醫療證明。黃有龍一方提交的材料很薄,連出具證明的醫生專業資格都沒有寫清楚。法官駁回了申請。這個插曲讓外界第一次知曉,那個曾經坐私人飛機全球飛的男人,如今身體狀況差到連飛機都坐不了。
另一個細節更致命。黃有龍的律師指出,蔡一鳳提供的微信聊天記錄有被修改的痕跡——某條消息里憑空多出一個多余的空格,而在其他所有的聊天記錄里都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蔡一鳳否認篡改,只說自己忘了細節、丟了記錄。“忘了”和“丟了”這兩個詞,在法庭上是很難打動法官的。
2026年6月30日,香港高等法院暫委法官鄺嘉彤頒布書面判詞。判詞的核心論證簡潔而銳利。第一,原告拿不出任何可被采信的證據來證明雙方達成了年利率24%的口頭協議——沒有合同,沒有郵件,沒有可信的聊天記錄。第二,原告當時的身份是皇冠酒店員工,職責僅限于對接持牌中介,她沒有資格發放信貸,也沒有承擔任何信貸風險。換句話說,她在這個交易鏈條中并不具備向借款人收取利息的法律地位。第三,從2015年到2019年債務全部還清,原告從未主張過利息。等到本金結清了再跳出來索要利息,法官認為“極為不公”。法官甚至用了一個在商事判決中相當罕見的措辭來形容原告的主張——“荒謬”。
判決結果:蔡一鳳敗訴,無權收取任何逾期利息,并須承擔黃有龍一方的訴訟費用。香港的訴訟費不便宜,尤其是這種拖了七年的商事案件,律師費賬單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
蔡一鳳在判決后表示會上訴。但這案件的終審走向已經大致清晰——沒有證據就沒有勝訴可能,這是商事訴訟最底層的邏輯。
蔡一鳳不是這場漫長糾紛中唯一一個日子不好過的人。黃有龍這幾年的財務狀況,已經被各路債主撕開了一個又一個口子。2021年,他被追討約3億港元貸款本息。2023年,又被追討逾11.2億港元欠款。2024年12月,一家叫智擇創投的公司入稟法院,指黃有龍借貸逾期未還,連本帶利追討約7.53億港元。
智擇創投入稟之后沒幾天,2024年12月28日,趙薇在社交平臺發了一條聲明:“我多年前已正式與黃先生離婚,我們的婚姻關系在法律上早已解除。任何關于他的事件、言論或新聞報道都與我無關。”措辭干凈利落,不留一點想象空間。
一個曾經擁有私人飛機、和馬云稱兄道弟、娶了當紅女明星的男人,如今心臟病纏身、被各路債主追著跑、前妻公開聲明劃清界限。當年在珀斯皇冠賭場貴賓廳里一擲千金的時候,他大概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為了逃避債權人追索而申請不出庭,理由是三小時航程對身體負擔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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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皇冠賭場那間貴賓廳早已換了裝修,當年那幾張牌桌大概也不在了。鐵打的賭場,流水的賭客。那些在牌桌上一夜之間消失的錢,從來不會真正消失。它們只是從一個人的口袋流進另一個人的口袋,中間經過疊碼仔、持牌中介、賭場運營方、洗錢通道,最后沉淀在某些不為人知的離岸賬戶里。黃有龍輸掉的那6000萬澳元,只是這條巨大產業鏈上一筆不大不小的流水。而蔡一鳳花了七年時間和一筆數額未知的訴訟費,想要從那筆早已結清的舊賬里再擠出一點油水,最終得到的是一份用“荒謬”來形容她主張的判決書。賬單還在,只是換了一個人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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