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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唐元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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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張獻忠的軍力實際上不強,是明軍太拉垮才給了他們表現機會。不過,周遇吉在寧武關的奮戰令李自成的精銳損失慘重,李自成本已打退堂鼓,但現代閹黨鼓吹的最終于大明朝的監軍太監們拋棄崇禎,以宣大迎降,給了李自成繼續滅明的決心,現代閹黨拼命貶低的東林人物卻個個盡忠職守,英勇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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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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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遇吉讓李自成信心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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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十七年,即甲申年(1644)二月二十五日,闖軍攻占了山西北部一處不起眼的關隘——寧武關。
寧武既不是雄關要隘,也不是通往北京的必經之處,寧武之戰本不應是多么起眼的戰斗,但它卻是李自成“殺到京城,奪他鳥位”的戰略大進軍中,絕無僅有的硬仗。
有多硬呢?硬到一度令李自成打起退堂鼓,想放棄進京。
闖軍從陜西過來幾乎一路迎降,史書說三晉遂成破竹之勢,闖軍二月初二破汾州,二月初六圍太原,初八城陷,直到代州、寧武關才遇到像樣點的抵抗。
此時,擋在闖軍面前的是山西總兵周遇吉。
周遇吉,錦州衛人,力勇善射,粗魯少文,大概是類似猛張飛的角色。明末亂世,周遇吉憑借一腔忠勇,在與流寇的戰爭中步步升官,崇禎十五年(1642年)當上山西總兵。
李自成大軍入晉,周遇吉與山西巡撫蔡懋德分工,黃河上游由周遇吉守衛。當太原失陷后,周遇吉便成了李自成面前最大的絆腳石。
周遇吉率領部眾先在代州迎戰,不敵,跑到寧武關。李自成又追了上去,經過十數日的激戰終于擒殺周遇吉,擊敗了這位在明末文人筆下的忠勇之將。
如果仔細分析這個故事,會發現問題實在不小。
首先雙方先在代州開打,翻閱《中國歷史地圖集》,會發現從忻州(忻口)北上,在原平附近分出兩條岔路:右邊一條,過代州,往東走經平型關、廣昌、浮圖峪出太行山,來到紫荊關,再過拒馬河就是房山,然后就是北京城,這是從山西去北京最快的道路;左邊一條通往宣大,寧武關正當其中。
那么周遇吉守代州,無疑是闖軍進軍京城的攔路虎,李自成向代州進攻自然是正確的——前提在于李自成想由代州這條路進軍京師。
但是李自成在代州打跑了周遇吉,并沒有取捷徑殺奔北京,而是回過身又往西去寧武關,非要跟周遇吉拼個死活。
周總兵就這樣被逼著與李自成血戰到底,殺身成仁。可能周遇吉到死都想不明白,你不是要去京城嗎?我都給你讓路了,為何還要跟我過不去?
這場兩敗俱傷的大戰,讓李自成也為之氣阻,他對手下道:“寧武雖破,吾將士死傷多。自此達京師,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吾部下寧有孑遺哉!不如還秦休息,圖后舉。”(《明史·周遇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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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遇吉的奮戰讓李自成懷疑人生
這是甲申之變的重要時刻,站在李自成的角度,前面還有無數雄關險隘,比如大同、宣府、居庸關,當然還有那座偉大的京城。
一個小小的寧武關都為闖軍帶來如此慘重的損失,那之后的雄關假如都像寧武這般硬核 ,自己那點精銳底子哪里夠死的?
沒錯,此時此刻,李自成爭面臨著后人想不到的窘困——他手里兵力不夠!
后人總有一種錯覺,這樣定鼎天下的大決戰,李自成麾下必然兵馬如云,但事實并非如此。
常見史料一般說,李自成東征兵力為二十萬到五十萬人。五十萬見于劉宗敏的檄文:“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長安領大兵五十萬,分路進征為前鋒;我主親提兵百萬于后。”圍太原就號稱有二十萬人(《明季北略》) 。但號稱就是吹牛的意思,實際上從西安出來的闖軍很可能不到十萬人。
李自成進京所帶兵馬數量,是甲申之變中很重要的一條線索。
《明季北略》 中記載,李自成派劉宗敏作為先鋒的過河兵力是兩萬。照上述劉宗敏在東征檄文中所說的比例,李自成的主力也就四萬人,山西一路總共六萬人。如果加上南線劉芳亮的偏師,不到十萬人是合理的估計。
另一個佐證是《爝火錄》,書里說:“賊破京城,兵不滿二萬,而孩子居其半;京師自守不固,非賊之能攻也。合料賊眾并唐通、白廣恩、陳永福之兵,不過五、六萬耳。”
日后闖軍兵臨京師城下,李自成的核心老底子的兵力不過兩萬人,其他都是明朝降將的兵馬,合起來總共五六萬人。
那李自成的兵都到哪兒去了?
首先進京這一路,每打下一處,李自成都要分兵駐扎。比如在大同,李自成就留制將軍張天琳守城,如此一來,兵力被不斷攤薄。
其次,就是寧武關的損失,《明季北略》記,明軍在寧武關“大炮擊傷萬余人,”“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 。日后,闖軍進京多有傷兵,都說是在寧武關所傷。
《國榷》說,周遇吉在代州殺敵萬人,在寧武殺敵萬余。
《流寇志》說,周遇吉在代州殺賊數千,在寧武戰績亦有一萬多人。
綜上,數字雖有參差,但闖軍在代州和寧武傷亡萬人不應為虛。本來自西安出征,李自成帶兵不過六萬,此時在寧武損兵萬人,如果刨除各處留下駐守的兵力,李自成手下兵馬只剩三四萬人,這與日后攻入北京只剩兩萬相差不大。
李自成進京的兵力這么少,與人們的一向認知的確有巨大的差距。闖軍在圍開封、戰潼關、克西安時,說法都是十數萬、數十萬,但這些多是虛數,包括了大量家眷與脅從百姓。
如李自成、羅汝才二圍開封時,號稱數十萬兵馬,實際上“計其精賊不過三萬,脅從約三四十萬。”(遇變記略卷五P105) 闖軍倚重的其實就是幾萬敢戰的精銳兵馬而已。
寧武關一仗戰損了萬八千精銳,給李自成帶來的震撼不言而喻。銳氣喪失的李自成想“班師回朝”的可能性極大。如果此時李自成打道回府,一旦讓崇禎獲得喘息之機,甲申之變甚至都不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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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武關》
周遇吉故事被京劇吸納
但就在這個時候,明朝的氣運被一只蝴蝶的翅膀改變了。
“巳刻,期明早班師。更深,忽有大同總兵姜瓖差人送降表至,賊甚喜,設宴厚款。甫坐定,而宣府總兵王承胤亦至,且以百騎來迎。賊謬謂天與,優答二鎮,豫加封爵,一意長驅。”
天上掉餡餅了——宣大兩位總兵竟然同時送來降表,本來已經喪失信心的李自成突然覺得這是上天的賜予。天與弗取,必受其咎。
姜、王二人的迎降,可謂甲申之變的第一雙蝴蝶翅膀。他們堅定了李自成本已動搖的決心,在這條通往北京的路上,李自成決定無論如何都要硬著頭皮繼續走下去。
但是,這個歷史節點的時間線不容忽視。
二月二十四日,闖軍攻陷寧武,并屠城。二十五日巳時(上午九點到十一點)李自成升帳討論未來動向,做出第二天撤軍的決定。就在這天晚上,姜瓖的降表送到,緊接著宣府總兵王承胤的降表也送到了。怎么就這么巧,頭一天打下寧武,第二天降表就前后腳送到?
姜瓖本來由大同巡撫衛景瑗督令率軍援救寧武,但他逡巡不前。如果說姜瓖離寧武不遠,可以在寧武陷落的第一時間做出投降決定,那宣府呢?宣府離寧武七百里,在沒有電報電話的時代,宣府要收到寧武陷落的軍報總得一兩天時間吧,即使立刻八百里加急送降表,把馬跑死了,也不可能一天之內就送到。
這種時間上的巧合,不覺得有點蹊蹺嗎?寧武關下的風云突變,充滿了陰謀的味道。
姜瓖是第一個,還沒打就主動獻降的大明總兵。姜瓖,陜西榆林人,兄姜讓、姜瑄都是大明總兵級高級將領,可見姜家乃西軍將門。姜瓖本人在明末亂世一路積功升職,此時以鎮朔將軍總兵大同。
明末總兵充街塞巷,但能掛將軍印的可不多,只有洪熙年設立的十大總兵能掛印,云南曰征南將軍,大同曰征西前將軍,湖廣曰平蠻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遼東曰征虜前將軍,宣府曰鎮朔將軍,甘肅曰平羌將軍,寧夏曰征西將軍,交阯曰副將軍,延綏曰鎮西將軍。
可見姜瓖這位掛印總兵高人一等。作為大明將門之后,還深受皇恩,但姜瓖怎么就成了識時務的“俊杰”?
這世間沒有無緣無故的識時務,史書上說,這次投降是被操作的,而中間人是一名來回橫跳的三姓家奴白廣恩。
白廣恩原來是跟隨西北義軍頭領“混天猴”張應金的綹子,后來降了朝廷,把屠刀砍向原來的同伙,用起義軍的鮮血染紅自己的盔纓。
崇禎十四年(1641年),白廣恩作為八總兵之一參加了松錦大戰,結果大明九邊精銳全軍覆沒,白廣恩跑得快,一路跑回陜西。
松山大敗,逃回來的總兵占多數,還有吳三桂這樣的邊關重將。朝廷能怎么處置,如果都殺了,大明邊防所有將領就全沒了。最后朝廷秉著法不責眾的原則,只砍了率先跑路的王樸,其他人都沒有懲治。
不僅沒有懲治,白廣恩反而被升為陜西總兵,命他戴罪立功抵擋李闖大軍。可事情到了這份上,誰還會為老朱家賣命?李自成殺回陜西時,白廣恩立馬重歸起義隊伍。
但畢竟當了多年叛徒,手里還沾了不少義軍弟兄的鮮血,白廣恩必須要立下大功,才可能在隊伍中站穩腳跟。他把心一橫,既然帶兵不被信任,灑家不是還有一張嘴嗎?愿為闖王馬前卒——說降前路一系列的總兵。
白廣恩給姜瓖寫了一封信,信是這么說的:國家已經淪落到如此地步,我兄肯定比我清楚,只是你一句話也插不上。為啥啊?因為我們這些丘八被文官壓制,只有做牛做馬的賤命。如今闖王強盛,滿朝奸佞,就算我輩想立功,也一定會招致大禍。老話說的好,識時務者為俊杰,還不如降了闖王,圖一生富貴。
白廣恩這個勸降信非常有殺傷力,不僅僅給姜瓖畫一張改朝換代、從龍開朝的大餅,更重要的是告訴他一個殘酷的事實:武將只有給文官做犬馬的命,想憑真本事立功,門都沒有。想想毛文龍,賀人龍兩位大帥,都位居一品,還不是被袁崇煥、孫傳庭說砍就砍了嗎?白廣恩沒舉例子,但話里話外就是這個意思。
這世界認死理的人畢竟不多,姜瓖沒有多加考慮就做出了決定。甚至可以合理推測,此時白廣恩就在姜瓖營中,而同時被說服的還有宣府總兵王承胤。
但即使如此,仍然無法解釋七百里外的宣府如何能在一天之內,把降表急送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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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監和武將投降,文官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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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寧武到宣大的歷史節點,充滿了勇武與算計。但除了史書紙面上告訴我們的故事,甲申年的春天,李自成這條問鼎之路,很可能發生了一些掩藏在歷史故紙堆之下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寧武是二月二十五日失陷的,大同在三月初一陷落,從時間線看,闖軍幾乎是馬不卸鞍,人不解帶,長驅直入,如果沒有降表鋪就,李自成絕不敢如此奔放。
“迎降” 是一個專有名詞,關鍵在一個迎字,這種投降不是被迫的力屈而降,而是主動的出迎。
但僅僅是姜瓖、王承胤迎降,就能決定宣大的命運嗎?答案是否定的。明朝封疆戰守的關鍵人物通常有三人,文官是總督、巡撫,武將是總兵,還有一個是監軍太監。此時大同的三駕馬車,只有巡撫衛景瑗和總兵二人,監軍太監一直空缺。
本來二月初七,內廷命太監馬思理監軍大同,不知道什么原因,馬太監沒有成行,甚至連委任狀都沒有發表。
緊接著,二月初八,內廷又命太監楊茂林監軍大同,這個任命出現在對各大戰區派出監軍太監的一攬子命令里:
太監高起潛監寧前鎮;盧惟寧監天津、通、德、臨津;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勛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閻思印監大名、廣平;牛文柄監衛輝、懷慶;楊茂林監大同;李宗允監薊鎮中協;張澤民監西協。
但是,楊茂林寧死不屈:姓馬的不去,憑什么讓我去送死,他頂住壓力,愣是沒有赴任。以至于一直拖到三月初六,內廷才又急命太監謝文舉火速赴任。殊不知,此時大同已經陷落了。
三番四次無人赴任,實在非常蹊蹺,從后來的情況看,高起潛、方正化、杜勛等人都到了任上,那為何只有大同監軍太監難產呢?
即使大同的三駕馬車少了太監,姜瓖要投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為大同還有以代王為首的一眾王爺。想把事辦成,姜瓖還要費一番心思。
先是,姜瓖應巡撫衛景瑗之邀,兩人歃血為盟,發誓死守。但,姜瓖反身就在城中散布流言,說衛景瑗是陜西人,已經和李自成暗通款曲要獻城投降。
代王沒什么主見,也對此產生懷疑。他派出一些郡王分守大同各個城門,而軍事指揮權則交托給姜瓖。三月初一,闖軍至,姜瓖一箭射死永慶郡王,又把衛景瑗綁送李自成帳前,交了投名狀。
此處有必要交代一下姜瓖的結局,姜瓖的倒戈水平在明末清初絕對是頂級的,先是降闖;清軍入關后,他賺開大同城門殺了闖王屬官,又降了大清;順治六年(1649年),姜瓖最后一次豎起反旗,歸附南明。但在清軍面前,姜瓖的路終于走到了盡頭。大同被圍數月后,姜瓖被手下殺死,結束了他跳出跳進的人生。
大同之后就是宣府。宣大兩鎮在大明唇齒相依,但宣府當時的情況又和大同不一樣,宣府坐鎮的三駕馬車很齊全,文有巡撫朱之馮,武有總兵王承胤,另外還有一個重要人物——監軍太監杜勛。
宣府巡撫朱之馮忠正有名,早有跟李闖魚死網破,大不了自殺殉國的決心。闖軍兵臨城下,朱巡撫先是在城樓上擺了香案,祭拜朱元璋的牌位,率滿城文武士紳在城頭痛哭一場。接著告誡官民萬勿投降,不然性命難保,妻女受辱,莫謂言之不預也。然后,朱之馮還非常盡職盡責地巡視城防,犒賞軍民。
但是,他能做的也就這么多了,后面的事沒有一件是他能左右的。
在此過程中,有一件小事非常特別。朱之馮看到城頭的紅衣大炮,就命手下:打兩炮,好歹抵抗一下,就算闖賊把我殺了,也算是盡力了。可是周圍軍民無動于衷。
朱之馮無奈,只好自己拿火把去點引信,隨從親兵連忙把他拉住。拉扯之間,朱之馮瞥見大炮引信罩門已經被人用鐵釘塞住,這才長嘆一聲——大事去矣!朱之馮想拿刀自盡,周圍的隨從親兵還不許他死,要將他擒了送給李自成。朱之馮心如死灰,好容易找了個空隙,懸梁自盡。
為什么堵炮眼這個小得不能再小的細節如此重要?以至于朱之馮有見及此,頓時失去了抵抗的意志。這是因為,它充分反映了宣府迎降的全盤計劃是多么周密細致。
在宣府,能主持迎降大局唯有監軍太監杜勛。為什么這么說呢?一介武夫王承胤只能控制軍事,能插手宣府文、武、錢糧等全面工作的,唯有朱之馮、杜勛。
東廠、錦衣衛有監視文武百官的職責,如此危急時刻,可以合理推測,在王承胤身邊極有可能埋伏著廠衛的暗樁。如果沒有杜勛點頭,王承胤未必敢大馬金刀送上降表,城頭上的大炮也未必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杜勛是陜西榆林人,與李自成是老鄉,這就很耐人尋味了。三月初八,杜勛身穿大紅太監官袍,八騶開道,出城三十里迎接闖王。這個場面很有儀式感,明朝文人記錄這一條,主要目的是揭露杜勛賣主求榮的丑態。
但這一幕卻蘊涵著巨大的信息量。投降是一門學問,是真降還是詐降,是主動還是被迫,敵對雙方要取得互信是非常不容易的。歷史上詐降者不勝枚舉,就連闖軍也吃過詐降的大虧,闖軍名將賀錦在西進征討西寧時,就被當地土司詐降賺入包圍圈,兵敗身亡。
賀錦被坑死就是眼前的事,如果不取得十足的信任,李自成如何能允許杜勛出城三十里迎接,誰知道對方是不是借著迎接之名,布置埋伏?又如何能肯定是不是想把闖王賺到城中關門打狗?
那如何證明投降是真的呢?再看城頭上被堵死的紅衣大炮的引信罩門,就是非常精妙的一環。
投降就投降,堵死引信是不是有點畫蛇添足,故作姿態?千萬不要小看古人的智慧,在這樣生死存亡的大事面前,沒有一個細節是沒用的。迎降的接洽階段,按照正常程序,李自成肯定會派出密使到宣府接洽和平接收事宜,這是雙方取得互信的必要程序。
——口說無憑,狗官有什么證據表示你們是真投降呢?
——來,我們到城頭上看看,大炮引信都堵死了,大王可以相信我等真心嗎?
由宣府迎降前后的蛛絲馬跡,不妨做一個大膽的推測:這是一個由監軍太監杜勛主謀,姜瓖、王承胤接洽,聯手將巡撫衛景瑗、朱之馮賣了的局?
宣大本為一體,為什么大同的監軍太監換了三個人選,都無人上任?假若,馬思理、楊茂林、謝文舉三人都貪生怕死,不敢頂到最前線,那為何杜勛有膽量跑到宣府監軍,直面闖王的“屠刀”?
事實上,杜勛投降的姿態比所有人做得都好,他根本就不是忠肝義膽之人。
時人楊士聰認為,如果不派杜勛去監軍,那朱之馮即使守不住,也不至于有人敢開門迎降。也就是說當時的人已經感到此事蹊蹺。
杜勛到底是勇于任事,還是勇于投降?答案不言自明,在大同監軍太監缺席的情況下,杜勛成了實際上總領宣大兩鎮的監軍太監。他提著腦袋來到宣府,所有的任務似乎只有一個,就是“打開城門迎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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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
太監都是大明朝的掘墓人
這也解釋了為何姜瓖、王承胤的降表幾乎同時抵達,姜、王二人的投降也得到杜勛的允許,甚至可能就是杜公公安排的。
二月二十五日晚降表紛至寧武關,極有可能是這樣一個故事:白廣恩作為信使提前到達宣大,杜勛以宣大總監的身份,伙同姜瓖、王承胤二人,接洽了這次關鍵的投降。
姜瓖被派往寧武支援周遇吉,正好充當前線觀察員的角色,迎降的時機全在寧武關戰事,一旦寧武陷落,早已準備好的大同、宣府兩鎮的降表便次遞發出,送往闖王帳下。
那么,為何杜勛、姜瓖之流沒有裹挾宣大的巡撫迎降呢?有人會說,那是因為文官通常都比較忠誠,君不見從太原開始,一路巡撫都以身殉國嗎?
這話有理但未必全對。大同城東百里有座陽和堡,迎降的是兵備道于重華,人家同樣是兩榜進士出身,可見于重華是參與到宣大迎降計劃之中的,這個計劃并未排斥文官。
順帶提一句,杜勛、于重華在日后都得到了李自成的重用,杜勛成為李自成進宮后的太監一把手,于重華也授職兵政府從事。這也印證了宣大迎降,杜勛、于重華在李自成處立了大功。
從山西巡撫蔡懋徳算起,繼之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都堅持抵抗,最終以身殉國,說明擋在李自成進京路上這三位封疆大吏,有著某種共通的內在聯系,從而導致他們對戰與降的態度高度一致。三人有什么相似之處呢?
細究三人的政治背景,會發現一些蛛絲馬跡。蔡、衛、朱三人都是東林,或者是東林同道。
蔡懋德是南直昆山人,萬歷年間進士,在魏忠賢于京師立生祠之時,禮部堂官都要為之賀,當時身為禮部主事的蔡懋德偏偏不理,托病請假;后來魏忠賢主持三大殿重修工程完成,大賞群臣。蔡懋德又以無功不受祿,回絕了封賞。如此不給面子,怎么可能有好果子吃?旋即被罷官。由此可見,蔡懋德是反對魏忠賢的。
衛景瑗是天啟五年(1625年)乙丑科進士,與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東林人士交往極深,崇禎朝他在斗爭楊嗣昌時堅決站在東林一方,又與崇禎身邊的二號大太監曹化淳不對付。衛景瑗就算不是東林,也肯定是其同道。
朱之馮就更明顯了。他是順天人士,在秀才時已經與楊漣、左光斗這些東林大將交往深厚,同在天啟五年(1625年)乙丑科進士出身。可想而知,他的仕途自然離不開東林的援護。
三位封疆大吏都是東林一脈,最終都被手下文武拋棄,城破殉國?但世間豈能有這么巧的事?這里面難道就沒有特殊的背景?
當然有,對于杜勛的首鼠兩端,并非無人懷疑,兵部主事金鉉就上奏:大同已破,只有宣府可以為京師的屏障,朱之馮忠心耿耿,是可以倚重固守的人,就怕監軍太監不能同心協力,壞了大事。結果,奏疏被崇禎壓了下來。
金鉉與朱之馮都是東林一系,在守衛宣府問題上,他似乎已經察覺到什么,無奈又沒有確鑿證據,奏疏之中仍是請撤監軍太監的傳統話術。
在崇禎看來,這很像黨爭。不信自家奴婢,難不成信“百無一用”的書生?在此危急關頭,這樣的奏疏并不能撼動明朝皇帝的路徑依賴。
宣大重鎮的迎降疑云重重,李自成可能自己都不相信,這些總兵、太監們,怎么就將自己不那么堅定的決心給堅定了,怎么就將自己不算多的大軍迎過了千難萬險,直到另一座雄關——居庸關的面前。
甲申年的春天,李自成的大軍走過一條鄉村通往城市的路,前面是一片光明和飛揚的土 。離京城越近,事情就越匪夷所思。此時的居庸關內外,另一場驚天大陰謀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本文節選自唐元鵬的新作《崇禎七十二小時:大明王朝的最后時刻》,已獲出版社授權獨家首發。該書解析明朝滅亡時的一系列吊詭事件,揭櫫北京城并非無一戰之力,而是崇禎眾叛親離導致防線迅速崩潰,鉤沉稽疑,非常精彩,大司馬即使對東林的態度與作者有所區別,仍舊強烈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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