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那天下午，我坐在媒人劉嬸家的小板凳上，手里端著一杯涼透了的茉莉花茶，聽見對面那個姓周的老頭兒不緊不慢地說出那句話時，我手一抖，茶水灑了半褲腿。
“桂蘭啊，我也不瞞你，我就一個條件——你得再給我生個兒子。”
屋里頭靜得嚇人，連墻上那臺老掛鐘“滴答滴答”的聲兒都格外清楚。劉嬸尷尬地咳了兩聲，趕緊給我遞毛巾。我抬眼看了看這個比我大三歲的男人，他穿著件洗得發白的藍襯衫，頭發梳得溜光，臉上還掛著那種自以為體面的笑。
我今年五十二，老伴兒走了整整六年。這六年里，我一個人守著縣城西關的兩間小平房，白天去菜市場擺個豆腐攤，晚上回來對著電視吃飯。兒子在深圳打工，一年回來一兩趟，兒媳婦生了娃以后，連電話都少了。
人老了，最怕的不是窮，是夜里起來上廁所，黑燈瞎火的，連個搭把手的人都沒有。
去年冬天我半夜發高燒，燒到三十九度多，自己摸黑爬起來找藥，一頭栽在門檻上，磕破了眉骨，血流了一臉。我躺在冰涼的水泥地上，聽著窗外的風聲，那一刻我就下了決心——得找個老伴兒，哪怕搭伙過日子也行，至少有個人能遞杯熱水。
劉嬸是我老姐妹，聽說后熱心張羅，介紹了這個周建國。說是退休教師，老伴兒三年前沒的，有個閨女嫁到了省城。條件聽著是不錯，我也偷偷打聽過，人品也算端正，不抽煙不打牌。
可我萬萬沒想到，他張口就提這么個條件。
“老周，你這話啥意思？”我壓住火氣問他，“我都五十二了，你讓我再生孩子？”
周建國把茶杯往桌上一放，慢悠悠地開口：“桂蘭，你聽我把話說完。我閨女不是我親生的，是我老伴兒帶過來的。我這輩子最大的遺憾，就是沒個親骨肉，沒人給我送終，沒人給我上墳。”
我當時真想扭頭就走，可劉嬸在底下直拽我袖子，使勁給我使眼色。我憋著一口氣，聽他往下說。
“現在醫學發達，五十多歲生孩子的也不是沒有。我打聽過了，市里那個生殖醫院……”
“老周！”我打斷他，聲音都在抖，“你今年五十五了，就算現在生個兒子，等孩子上小學你都六十三了，等孩子大學畢業你七十七，你拿什么養他？指望我一個賣豆腐的老婆子？”
他臉上有點掛不住，梗著脖子說：“我有退休金，一個月四千多。再說了，你兒子不是在深圳掙大錢嘛，到時候幫襯一把……”
我“噌”地一下站了起來。
“我兒子掙的是他的錢，跟你有半毛錢關系？你要傳宗接代，你自己想辦法去，別打我的主意！”
劉嬸在旁邊急得直跺腳：“桂蘭你坐下，坐下說，老周也是一片苦心……”
我沒坐。我把那條沾了茶水的毛巾往桌上一摔，抓起包就往外走。走到門口，我又回過頭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我心里頭說不出是個啥滋味。
這個老頭兒，頭發都花白了，眼角的皺紋一道壓一道，他坐在那張吱呀作響的舊藤椅上，眼神里有一種我說不上來的東西——不是色，不是貪，是一種很深很深的怕。
怕死了沒人記得，怕墳頭長草沒人拔，怕清明節沒人燒一張紙。
我突然就有點理解他了。可理解歸理解，我做不到。
回家的路上，下起了小雨。我撐著傘走在西關老街上，路過菜市場，賣魚的老李沖我招手：“張姐，今兒不出攤啊？”我勉強笑了笑，沒說話。
到了家，我把濕衣裳換下來，燒了一壺水，泡了碗泡面。坐在飯桌前，我盯著墻上老伴兒的遺像發呆。
老伴兒是個木匠，活著的時候話不多，但每天晚上都會給我留一盞燈。他走的那年，我才四十六，多少人勸我再找一個，我都沒動心。
可這六年，一個人的滋味，真是把我熬干了。
晚上兒子打電話來，我猶豫了半天，還是把這事跟他說了。電話那頭沉默了好一會兒，兒子說：“媽，您要是真想找個伴兒，您就找。但像周叔這樣的，您千萬別將就。他要的不是老伴兒，是個生育工具，是個免費保姆。”
我聽著聽著，眼淚就下來了。
兒子又說：“媽，下個月我把您接深圳來住一段時間吧，跟孫子也親香親香。您一個人在老家，我跟您兒媳婦都不放心。”
掛了電話，我走到窗邊，雨還在下。
我想，找老伴兒這事兒，急不得。寧可一個人清清靜靜過日子，也不能為了找個伴兒，把自己后半輩子搭進去。
人這一輩子，到老了才明白——孤獨不可怕，可怕的是跟錯了人，連孤獨的資格都沒有了。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出攤。豆腐還是那塊豆腐，日子還是那個日子。只是心里頭，好像有什么東西，悄悄落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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