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學|從龍江關到西洋，尋蹤寶船六百年——新書解碼鄭和在江蘇的生命軌跡

7月11日是中國航海日。621年前的這天，鄭和寶船從南京龍江關起錨，七次遠航西洋，書寫了人類航海史的輝煌篇章。

近日，立足豐厚的歷史遺存與數十年文博研究積淀，南京市博物總館編纂出版了《江蘇鄭和下西洋史跡的調查與研究》。該書是國內首部系統梳理江蘇全域鄭和史跡、整合百年調查研究成果的重磅學術專著，填補了區域鄭和文化系統性研究的學術空白。

遠航余響

文化交流與城市重塑

鄭和下西洋（1405—1433）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明永樂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的28年間，鄭和奉明成祖與明宣宗之命，統率龐大的寶船船隊，七次遠航西洋，遍歷東南亞、印度洋沿岸，遠及阿拉伯半島與非洲東海岸。這一壯舉，比西方開創的大航海時代早了近一個世紀，其船隊規模之宏大、航行范圍之廣闊、航海技術之先進，在當時的世界范圍內都堪稱無與倫比。

“從南京乃至江蘇來看，本土雖不乏重大歷史事件，但除卻王朝更迭，幾乎沒有像鄭和下西洋這樣對文化、外交、民間生活產生深遠影響的活動。”《江蘇鄭和下西洋史跡的調查與研究》主編、南京市博物總館研究員邵磊認為。

南京作為十朝古都，孫吳定都拉開六朝序幕；東晉北方士族南遷，促成南北文化大交融；南朝四代建都，標志貴族政治由世家大族為主導轉向軍功貴族主導；南唐承接唐文化、啟引宋文化；明初大一統定都南京……“王朝更迭深刻塑造了城市，但其影響范圍更多只是限于國內。”邵磊說。

鄭和下西洋則完全不同。之后百十年里，西洋物產大規模流入中國民間，不再僅僅是皇室貴族專屬，普通百姓有余錢也能購置包括西洋布在內的進口貨物；同時，中國也主動對外輸出文化影響力。這樣雙向深度交流的歷史事件十分罕見，值得系統深挖研究。

而江蘇之于鄭和，意義也不一般。

鄭和一生60余載，除了出洋通番外，大部分時間活動于南京乃至江蘇地區。作為下西洋的策源地與始發地，南京馬府街、三山街禮拜寺（凈覺寺）、聚寶山大報恩寺暨五色琉璃寶塔、龍江天妃宮、靜海寺、寶船廠與鄭和墓、浡泥國王墓等關聯鄭和個人生活和航海信仰、敦睦邦交的遺跡，無不勾勒出偉大航海家的生平軌跡與下西洋事業的發展脈絡。

“盡管國內鄭和相關遺跡分布廣泛，但重要遺存與史料以南京、太倉等地最為集中，這也使得江蘇地區的鄭和史跡具備了無可替代的學術價值。”邵磊說。

20世紀80年代被認定并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谷里周村鄭和墓

龍江舊事

厘清五大船廠體系沿革

《江蘇鄭和下西洋史跡的調查與研究》厘清了明代船廠體系沿革，對南京龍江船廠的體系脈絡、職能分工、歷史沿革完成了更系統、更精細的梳理考證。

明代南京地區除“龍江船廠”與“寶船廠”外，還有“造船廠（馬船廠、濟川船廠）”“撥船廠（快船廠、江淮船廠）”和“黃船廠”。五大船廠中，除寶船廠創立于永樂三年（1405），其余均設置于洪武年間，其建造職能、統轄機構、延續時間、廠址分布各異，彼此聯系又相互獨立。

邵磊表示，書中用表格清晰標明了各船廠的存續年代、職能與古今位置，完成了細致的整合梳理。以往觀點以為造船廠、撥船廠和黃船廠三廠附屬龍江船廠與寶船廠，或以為三廠在江淮、濟川二衛駐地。但這些認識均與《南樞志》及《南京都察院志》的記載不符。

《南京都察院志》卷二十五《南京兵部職掌事宜·廠衛建置》記載：洪武二十八年（1395），在長江南北設立“濟川”“江淮”二大京衛，停泊馬船，安置隨船水手；設置造船廠管修造，撥船廠管調撥，黃船廠管黃船事務，三廠隸屬南京工部管轄，名實相符。景泰七年（1456），添設主事一員，專管船只調撥，撥船廠有名而無實。此后將快船修理歸屬撥船廠，船只新造歸屬造船廠，且令造船廠總管木料收購；馬船屬江、濟二衛掌印指揮管理，黃船造修屬工部管理。萬歷十四年（1586），題請將撥船廠改為快船廠，負責錦衣等四十衛管理的快平船修造；將造船廠改為馬船廠。萬歷十八年（1590），題請將快船廠改為江淮船廠，馬船廠改為濟川船廠。

“從以上過程可以看出，造船廠、撥船廠名稱變化，與其功能的轉變密切相關。”邵磊說。

魂歸何處

鄭和卒年與牛首山葬地之辨

鄭和卒年問題，歷來眾說紛紜。以《明史》《明史稿》為代表的觀點，認為其卒于第七次下西洋歸來后。而以《非幻庵香火圣像記》《康熙江寧縣志》《同治上江兩縣志》為代表的地方文獻，記載鄭和卒于第七次下西洋途中，地點在古里。

非幻庵，位于南京南門之外能仁里的碧峰寺內。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夕，謀劃待下西洋回還之后，便將自家宅內的一應法像法器充作永遠香火，全部捐予碧峰寺“退居”（即非幻庵）繼續供奉。由于鄭和中道而逝，其遺愿至宣德十年（1435）才得以履踐。至天順改元，始有住持廣緣寺的鄭和“師侄”無為撰述《非幻庵香火圣像記》刻石立碑以流傳久遠。也因此，相較清人編寫的《明史》，天順元年（1457）刊刻的《非幻庵香火圣像記》在敘述鄭和向非幻庵供奉法身法器因緣的同時，也留下了關于其卒年的記載，被學術界廣泛接受。

明人祝允明《前聞記》中記載了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歷程：“（宣德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古里國，二十二日開船，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忽魯謨斯。八年二月十八日開船回洋，三月十一日到古里。二十日大船回洋……七月六日到京。”如果說鄭和卒于古里，那么可能的年月在宣德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宣德八年三月二十日之間。

鄭和死后究竟葬于何地？書中刷新了對于其墓葬的認知。

鄭和歸葬南京的觀點，數十年來已在鄭和相關研究的討論中成為主流。根據《康熙江寧縣志》記載：“三寶太監鄭和墓，在牛首山之西麓。”而此方位卻與牛首山南麓谷里周村（一說周昉村）被公布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的“鄭和墓”不合。

“實際上，江寧谷里周村鄭和墓，之前除了口耳傳言，并無確鑿的文獻或文物依據。”邵磊說。

2014年8月，南京鄭和墓園文保所工作人員從南京南郊花神廟征集到一塊清光緒十年（1884）九月立、題額“咸陽世家”的鄭錫萱（鄭和養子后人）元配陳氏墓碑。碑文中寫道，鄭和“出使西洋印度諸國”，“賜姓鄭，守備南京，馬府街即賜第處也。歿，敕葬于牛首山西偏，賜襲錦衣尉（衛）千戶，賜祀田若干畝，建廣緣寺以祀之。禮也”。作為明代奉佛內官之一的鄭和，其為己身創立的墳寺即牛首山弘覺寺所統并一度由“師侄”無為住持的廣緣寺，故而鄭和的墳墓理應與廣緣寺毗鄰。

那么，谷里周村的鄭和墓到底是誰的葬地？

據陳氏墓碑所記：“國朝來，寺宇既非，土田亦失，猶有存者，例有家奴耕之守之，而其地歷五百年皆稱為鄭家村。九世祖義公……墓在周村，土人所謂‘回回墳’者，即其地焉。”由此可證，谷里周村的鄭和墓，其實是鄭和兄長馬文銘之子、被鄭和收為養子的“本族戶侯”、世襲南京錦衣衛千戶的鄭義及其后裔的墓所，并非鄭和本人的葬地。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殘存的寶船廠作塘遺跡圖

填補空白

考古實物與文獻相互印證

鄭和下西洋作為國際顯學，已有百余年研究史，但過往研究多囿于文獻互證，缺少實物遺存維度的系統梳理。《江蘇鄭和下西洋史跡的調查與研究》從文博考古的研究視角出發，融匯考古學、歷史學與文獻學的研究視角，既對考古遺跡、遺物進行細致描述與科學分析，又對傳世文獻展開深入解讀與校勘考辨，實現實物與文獻的相互印證、互為補充。

南京鄭和文史研究底蘊深厚、薪火相傳。南京市博物總館館長許強介紹，自上世紀50年代起，南京文博人便率先開展了針對寶船廠遺址的實地踏勘，積累了許多一手研究資料，出產了一大批重要的專題研究成果。王景弘買地券、洪保壽藏銘以及楊慶、羅智等下西洋隨行內臣、寶船修造官員的墓志……依托扎實的考古工作，南京市博物總館入藏了眾多鄭和下西洋珍貴文物，與遺址遺跡、傳世文獻相互印證。

除厘清明代船廠體系沿革、刷新鄭和埋骨地等認知，該書也在既往研究基礎上實現了多項學術突破。

在石刻碑志研究方面，書中對江蘇地區鄭和史跡碑刻進行了系統的調查、拓印、錄文、校勘與考證，錄文準確性與校勘嚴謹性較以往成果有顯著提升。書中以原石拓本對照《明文衡》收錄的傳世碑文，逐字辨析浡泥國王墓碑殘存碑文，不僅復原了原碑行款與存文，還校正了傳世文本的多處異文，為碑刻文獻整理提供了研究范例。

同時，書中對《非幻庵香火圣像記》進行了深度解讀，考察確認該文獻記錄者為鄭和墳寺廣緣寺的住持僧人無為，他也是鄭和遺囑落地執行的核心人物，明晰了鄭和晚年欲歸隱于非幻庵、歸葬于廣緣寺的歷史淵源，填補了相關研究細節的空白。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賀云翱認為，該書全面、精致、深入，既為南京海上絲綢之路申遺及相關研究提供了學術支撐，也對推動世界范圍內的鄭和下西洋學術研究、我國海上絲綢之路聯合申遺以及江蘇、南京相關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具有積極作用。

江南時報記者 錢海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