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祖武：古籍梳理貫穿我的學術生涯

古籍梳理工作不但是我學術研究的重要部分，而且貫穿了我的整個學術生涯?？梢哉f，我的學術是兩條腿走路，一條就是文獻梳理，另外一條就是學理研究。兩者相輔相成，互為支撐?；蛟S正是因為兩條腿走路，所以我的學術之路才走得踏實、穩健，學理研究所得的結論也較為堅實可靠，不致自誤誤人。

中華書局引我進入古籍整理大門

我的研究工作是歷史所的大家帶我的，我走上古籍梳理的道路，也離不開老先生們的提攜厚愛。最初則是中華書局的老編審先生們帶我的。

我最早做古籍梳理就是中華書局約我點校顏元、李塨《年譜》。我進入古籍梳理工作也由此開始。這個事也事出有因。

這就要感謝中華書局的一位老編審。這位先生叫胡宜柔，是胡先生把我引進古籍整理大門，并且像帶徒弟一樣帶我出來的。在20世紀80年代初，吳晗先生生前主持《中華歷史小叢書》,胡先生負責具體工作。對于其中的《顧炎武》,他們認為原來的本子不理想。胡先生知道我是專門做顧亭林研究的，就約我重新寫。因為那套叢書是普及讀物，不能太深了，不能依據我們學術文章的風格，而要通俗易懂、雅俗共賞，要讓群眾愿意讀，所以我寫完后，胡先生親自改——按照他們歷史小叢書的體例改。由此，就讓中華書局了解我了，我也與中華書局開始結緣。胡先生覺得我可以往古籍整理的路上走，才把顏元、李塨《年譜》交給我點校。這位老先生已經過世了。如果還在，當過百歲了。

做完這兩個書后，他們就放心了。隨后中華書局就開始交一些大的項目給我做。首先是稍微大一點的《榕村語錄》《榕村續語錄》,大概七八十萬字，還有《楊園先生全集》。這兩套書都是比較大的書，過去沒有誰整理過。這兩個書也得到認可了。這幾本書點校難度高，尤其是《榕村語錄》和《續語錄》難度極高，從來沒有人做過。特別是《續語錄》,是晚清才開始印刷出版，很多人都沒看過。

說到《榕村語錄》,還有一件讓我頗感意外和有趣的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有一次我接到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老所長,也是院士的席澤宗先生的電話。席先生突然給我打電話,我很意外,因為我們以前沒通過話。席先生很客氣,稱我“陳先生”——實際上他還是老師輩——說,“陳先生啊,我很感謝你啊!”我趕快說,“先生啊,我沒有做什么事啊。”他說,“你點校的《榕村語錄》我用——引用了其中的話,并且在新加坡的國際會議上宣讀了。大家反應還好。謝謝你!”他就是打個電話謝謝我。這可能是因為《榕村語錄》中有很大一部分談天文歷法,記錄李光地與康熙皇帝的那些經歷?？滴趸实厶岢鰡栴}讓他們討論,涉及天文歷算問題。

一個自然科學家、科學院院士關注這本書，這雖然是一件意外的事，但也從中可以看出點?！堕糯逭Z錄》及其《續語錄》的難度。

《榕村語錄》和《續語錄》的點校難度很大,因為內容很博,涉及面很廣。這本書是李光地的弟子做的,目的是要把李光地打扮成朱子的形象。有鑒于李光地在清初,特別是康熙朝的崇高地位,所以《語錄》走的路子就是《朱子語類》的路子,是像《朱子語類》那樣的高規格。如果你只懂宋明理學,而不懂宋明的政治史和學術史,就無法點校。福建人民出版社知道我點校后,來向我約稿,所以才有了后來的《榕村全書》?，F在《榕村全書》又納入了《八閩文庫》。

我曾經給貴州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建議過，貴州可以借鑒兄弟省份的經驗，像過去編《黔南叢書》那樣整理出版貴州的古籍，做一個《貴州文庫》。很高興，《貴州文庫》出來了，首發式我也參加了。我很關注很關心《貴州文庫》。但是一定要注意質量，一定要選準人。誰來點，這個很重要。點校者一定要把點校工作當作一個“事業”來做。

楊園先生的人品很高，但學問不算是很大的第一流學者。在明末清初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有引領風氣的作用。他是從陽明學中走出來的，因為他們那一批人在陽明學中看不到前途，最后只有向朱子學回歸，“由王返朱”。另外，他又不是搞門戶之爭的理學家，不去為誰爭正統地位。他是主張從中國社會面臨的危機出發，思考如何來穩定這個社會，解決這個社會的危機。在張楊園先生看來，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朱子學，所以才“由王返朱”,向朱子學回歸。另外，他也很博大，他作《農書》,在農學史上影響也很大。

《清儒學案》則是我自己主動點校的。因為我跟楊向老讀書時，老先生要做《清儒學案新編》,我自然要了解老的《清儒學案》。從70年代末跟楊向老念書，就開始讀《清儒學案》,讀了幾十年。我知道這個書的價值，我就有點校《清儒學案》的計劃。后來河北人民出版社向我約稿。我就問，因為《清儒學案》沒有出版過，只有民國時的刷印本，能不能出個點校本，由我來點校?他們欣然同意。點校《清儒學案》用了我幾十年的功夫。從1978年開始，我就開始讀，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開始點校，到21世紀初才開始出版，所以是幾十年的功夫在里面。畢竟這套書太大，清代的學問太大，有些東西我未必把握得準，所以這個書我自己都認為還有很多還可以斟酌的地方。

也是老天爺關照，有一年突然九州出版社來了一位總編，帶著一個人來看我，就專門談我點校的《清儒學案》再版的問題，讓我重新做。那當然好啊。新版開本也改大了，改成16開本，而且也做了兩本的清樣。我又花了功夫，逐字逐句地把這兩冊做好了。我很滿意。結果一拖十來年了，渺無音訊。后來我曾經打過電話問九州出版社，原因是這書不是他們出版社的計劃，而是一個掛靠在他們名下的民間出版機構的計劃。該機構因為經費問題而沒出版。九州出版社再三給我解釋，說不是我們不愿出版，而是因為沒有經費，等這個機構有了經費后還會出的。那也不知道何年何月啊!

古籍整理的艱難與辛苦

中華書局后來也出了《清儒學案》,點校者是比我年長的一位老同志，做了許多工作，很辛苦。從這個本子出版后的反應來看，我們也可以更加了解古籍整理的艱辛和難度。

朱鴻林教授在臺灣的成名作品是《〈明儒學案〉點校釋誤》。顧名思義，該書就是專門糾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版《明儒學案》的失誤和不當，共有上千條。我去臺灣認識朱鴻林教授，他把這本書送給我。我從臺灣回來后，就把這個書交給中華書局，就是交給當年約我做《榕村語錄》的那位先生。他是我們貴州同鄉，是興義人，是北大古典文獻專業的，比我還長，長兩三歲。我說，這個書臺灣批評得很厲害啊，指出失誤上千條，我們能不能好好斟酌一下，重新出一個《明儒學案》修訂本?結果沒有下文了，這位先生也不還我書。我不計較，我這個人一輩子不計較。聽說后來中華書局也吸收了朱鴻林先生的批評意見，重新修訂出版《明儒學案》。

我們必須要改變一個觀念，認為點校就是簡單的斷句加標點，不是的，不是誰都可以做的。還不說“點?！?就是僅僅是“標點”都是一項很難的工作。點校是一個復雜而辛苦的工作，長年累月，黃卷青燈，字斟句酌，甘苦自知，辛苦而寂寞，惟有親身經歷者方知其中之艱難困苦。它不僅需要深厚的學養，還要有視之為莊重之事業的敬業精神。

“一人勞而萬人逸”,點校不僅對于學術研究很重要，可以方便其他人的研究，而且對于個人的學術成長也有好處，有志于傳統學問的年輕同志,不妨從點校一部古籍開始。這是一條最踏實、最有效,而且最能培養人才的路子。陳援庵先生當年在輔仁大學講“史源學”時,就是如此。陳援老上課用的書也是沒有點校過的古籍,如《日知錄集釋》、《 結崎亭集》、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胡三省注《資治通鑒》等。陳先生就叫跟他的弟子斷句,找每一條文獻的出處,這就是“史源學”。這樣就把學生培養出來了。陳援老培養出多少高才弟子啊,但方法恰好是非常樸實,也是非常有用的。陸宗達先生當年跟黃季剛先生念書時,黃先生的方法就是讓他連點三部段注。第一次點完了,交給黃季剛先生,黃先生看也不看,也不回答問題,擱在一邊,讓他再買一部來點,這樣連點三部。陸先生是《說文》大家,但先生的起點恰好也是從基本的標點開始。新中國成立之初,在毛澤東同志的倡議之下,開啟“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標點工作,由顧頡剛先生主持,參加者都是當時史學界的大家耆碩、飽學宿儒,我的恩師鄭天挺先生也參加了其中的《明史》,張政烺先生參加了其中的《金史》的標點工作。由此可知點校工作之重要和難度,其要求之高,標準之嚴,一般人難以想象。

另外，標點本《資治通鑒》自1956年6月出版，當初《資治通鑒》的標點工作是由范文瀾、顧頡剛二位先生統領，參加標點的有顧頡剛、張政烺、賀昌群、容肇祖、王崇武、聶崇岐、齊思和、周一良、鄧廣銘、何茲全等著名學者。即使這樣，呂叔湘先生都還撰有《 <資治通鑒〉標點斟例》,指出部分標點訛誤。更可見點校工作之艱難。< pan>

古籍整理很重要，但目前我們面臨著人才青黃不接的局面，所以需要從長計議，著眼于人才培養，這是百年大計，不可忽視。應該把古籍整理與培養人才結合起來，實行“傳幫帶”的形式，讓老專家與年輕人結合。與其讓古籍束之高閣，久等適合的點校者，不如讓年輕人參與，從容培養，假以時日，一定會有好的專家學者。具體來說，可以在老專家的指導下，讓年輕人做第一道工作，然后請老專家逐字逐句地看，但老專家不能只是掛個虛名，名義上是“某某審讀”,其實沒有看稿子，那是誤人子弟，也是對國家學術不負責任。我這一輩子也是老一輩在培養我，是史學界和古籍整理界的大家前輩在培養我。古籍整理界的很多大家我都見過，也曾有幸得到他們的指點。

從90年代中葉以后，我就被吸收進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工作會議了。古籍小組先是讓你參加工作會議，了解你后，才讓你正式成為規劃小組的成員，這也算國家和老一輩的認可和榮譽吧。這樣我就得以接觸到很多老一輩的古籍整理大家，比如顧廷龍、任繼愈、劉乃和先生，還有陳援老門下的弟子史樹青先生，當時我也見過。還有好些其他的老先生。我得以參加古籍整理工作會議和最終進入小組，也算獲得老一輩的認可吧。

我的古籍梳理工作

文獻資料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笨梢娢墨I之重要。我做清代學術史的研究,就發現由于文獻不足,清代學術史研究中的許多主張,尤其是若干關系到把握全局的認識,盡管新意迭出,然而往往缺乏充分的文獻佐證,所以一直注重文獻的梳理工作。

可以說，古籍梳理工作我從未中斷過。

20世紀90年代早期,我出版了《顏元年譜》《李塨年譜》;80年代中,應中華書局的邀請,我整理《榕村語錄》及其《續編》,于90年代出版。當時《清儒學案》我也整理完畢,但出版拖到了2008年。進入新世紀,從2000年開始,我帶領一批年輕的同志編撰《乾嘉學術編年》,歷經四載,終于完稿。其初衷不僅是為清代學術史研究提供一份資料,同時也是想培養一批年輕人才。2009年,承福建人民出版社錯愛,約我整理《榕村全書》,2012年整理完畢,次年出版。

這樣的工作一直持續到近年。

葉衍蘭先生與葉恭綽先生祖孫二位合著之《清代學者象傳》凡作二集。第一集為葉衍蘭先生著,上起清初顧炎武、黃宗羲,下迄道咸間姚燮、魏源,共著錄清代前期學者169人。所著錄學者,大抵人各畫像一幀,撰小傳一篇,像傳輝映,相得益彰。第二集為葉恭綽先生著,上起清初錢謙益、孫奇逢,下迄清末民初江標、李希圣,共著錄有清一代,尤其是第一集所缺之晚清同、光、宣三朝學者200人。除去與第一集重出之侯方域外,實為199人。

經顧廷龍先生編輯安排,于1953年,在安定珂羅版社影印出版。惟國家多故,世變日亟,雖經恭綽先生20年之苦心搜輯,而是時所影印問世者,僅為江西畫師楊鵬秋摹繪之各家畫像。至于二百家之傳文,則盡付闕如。20世紀20年代中,清史館所修《史稿》爭議正熾,董理一代學術史風氣方興。《象傳》第一集的問世,順應潮流,引領風氣,頗為四方矚目。一時學壇及社會名流,若康有為、王秉恩、樊增祥、沈尹默、冒廣生、蔡元培、于右任、羅振玉、譚延閣等,皆有序跋或題簽。20余年之后,《象傳》第二集出。時當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舉,困難重重,雖由葉先生自費僅印二百部,但亦得郭沫若、陳叔通二位先生題簽。據悉葉先生曾以此集一部送毛澤東主席,毛主席有答書致謝,且索觀第一集。恭綽先生原擬續事纂輯,將第二集所缺各家傳文補齊,然而迄于1968年8月病逝,此愿終未得一踐。

1986年1月,顧廷龍先生將《象傳》之一二集合為一編,親筆題寫《清代學者象傳合集》書名,敦請潘景鄭先生撰序,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顧、潘二位先生此舉,一則是對兩位葉先生卓著業績的紀念和表彰,再則亦把傳承文明,完成前輩文獻大家未竟事業的任務,交給了后起學人。我早先讀《象傳合集》,既于兩位葉先生之篳路藍縷而深致景仰,亦以《象傳》之未成完帆而惋惜。此后20年間,將《象傳》續成完書之想,每每縈回腦際。2008年秋,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卸去兼任行政職務,得以專意讀書問學。恰逢商務印書館丁波博士來詢《象傳》整理事宜，于是多年夙愿得此機緣遂告付諸實踐。

2016年4月，在《清代學者象傳校補》竣稿后，未作停歇，旋即開始《清史稿儒林傳校讀記》的整理。歷時兩年，終于完成，于2021年3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時我已七十有八，身體已然衰老，但之所以如此，也是基于文獻之重要。

清王朝滅亡后，“中華民國”初年由北洋政府設館編修《清史稿》。然而清史館開，正值民國肇建，軍閥紛爭，社會動蕩，并非史家潛心修史之時。故而蹣跚十四載所成之《清史稿》,錯訛甚夥,爭議不絕?！肚迨犯濉烦蓵?，迄今曾經有過兩次較大規模的集中整理。第一次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自50年代末起，國家集合四方專家，對《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系統點校。第二次則是七八十年代，臺灣地區眾多清史專家合作完成的《清史稿校注》。

同《清史稿》全書相比，《儒林傳》本來基礎很好，既有《清國史》舊文可據，又有晚清國史館耆碩繆荃孫先生提供之初稿，理當脫穎而出，獨步全書。繆先生過世，在其后的八九年間，如果后繼者能夠勤于比勘，精心校核，則不難訂訛正誤，去非存是，編就上乘信史。恰恰相反，由于史館管理無章，統稿乏人，加之后期急于成書，斧鉞隨意，以致釀成《儒林傳》的過多失誤。

《清史稿》的兩次整理，于《儒林傳》用力重點各異。前者系具有開拓意義的創舉，做了可貴的傳文分段，并施加新式標點。后者乃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原則，利用存檔史稿及相關資料，進行全面校勘，出有校記476條。之后，以傳主著述、碑傳、年譜及《實錄》《會典》《起居注》等官私史籍為據，從歷史學與文獻學相結合的角度，逐傳精心校讀，遂成前輩師長交給后起學人的為學功課。

我對《清史稿·儒林傳》早就很熟悉。早在1978年10月，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追隨先師楊向奎先生求學時，《清史稿·儒林傳》就置于案頭，作為入門史籍而隨時檢讀。光陰荏苒，轉瞬40年過去，當初所購《清史稿·儒林傳》,而今裝幀已多破損，然從中所獲教益，則受用終身。我讀的時候，每有疑問，就錄之專用卡片，置諸紙質硬盒。久而久之，苦于卡片盒無處放置，便徑記于各傳天頭、地腳，乃至字里行間。歲月流逝，字跡漫患，早年之所記竟有難以辨識者。因之晚近以來，就有將歷年所記整理成帙之想。感謝商務印書館，他們不僅給我提供了專用的稿子，而且在完稿之后，還出版我的手寫稿。

始料未及的是，近年我身體健康急劇下降，幾乎不能思考、讀書，無法繼續學術研究。若天假我以時年，饋我以康健，我仍愿繼續從事古籍梳理工作。

來源：《陳祖武先生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