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溪之子徐定超：在變革與守成之間鍛造永嘉的精神脊梁

徐定超（1845—1918），字超伯，號班侯，浙江永嘉楓林人。楓林坐落于楠溪江中游，是甌江北岸的文教重鎮，徐氏一族以詩書傳家。徐定超少承家學，光緒二年（1876）中舉人，九年（1883）中進士，簽分戶部廣東司主事，后歷任戶部則例館纂修、國史館協修、京師大學堂醫學館提調兼總教習、神州醫學會會長、山東道江西道陜西道河南道京畿道監察御史、兵科給事中、旅京浙江公學監督和溫州會館管理人。從晚清到民國，他先后涉足監察、醫學教育、師范教育、地方行政等領域，表面職務切換頻繁，內在卻有一以貫之的取向：在不徹底打破既有秩序的前提下，尋求制度內部的改進空間，以此應對時局的劇烈變動。

徐定超成長的年代，永嘉社會正承受多重壓力。軍事上，太平軍自閩贛向浙南推進，金錢會于1861年一度占據溫州府城。據同邑士紳孫衣言追記，城內商鋪與紳富宅第被焚掠者“各鋪戶及各紳富”合計一千七百余家，此后半年間的拉鋸戰事致數萬人喪生，楠溪江流域的民間記憶對此多有負面描述。經濟上，外國機制品持續沖擊本地手工業，鴉片輸入抽空了底層農戶的積累。軍事與經濟的雙重侵蝕，構成了徐定超改革主張的現實前提。

1890年代維新思潮中，徐定超將教育置于變革序列的最前端。“開辦學堂以為人才之本”體現了他對漸進積累的重視，與康梁追求快速制度變革的路數不同。當舊黨攻訐維新派時，他以“以周代殷”為變法辯護，意在說明改革本是中國歷史中的固有傳統。但戊戌六君子與秋瑾的相繼殉難，使他不再對清廷的自我更新抱有幻想。他并未因此停止行動，而是將工作重心從中央轉移到了地方性的教育、醫學等實務領域。

徐定超的家書為理解其教育理念提供了直接依據。有人以特權渠道保舉其子出任縣知事，他在回信中表達了三個層面的看法：時機上，“大局未定”說明動蕩之下不宜入仕；內容上，要求兒子研習“歷史、地理、技術”等“經世有用之業”，已超出傳統儒學范圍；價值上，“不患兒等不能為官，唯患兒等不能為人”，將人格完整置于功名之上。三層意思環環相扣，其核心不是“如何入仕”，而是“如何成人”。兩個兒子后來分別加入光復會與同盟會，說明這套理念產生了實際的感召力。

御史任上，徐定超以剛直敢言著稱，先后彈劾十余名官員與宗室親貴。座師黃體芳以“性慷爽，意所可否，質言無回”概括其風格。但言官的作用更多依賴個人勇氣與同僚支持，缺乏制度性保障。徐定超對此有清醒認識——戊戌后他轉向教育、醫學等領域，并非放棄政治關懷，而是在體制約束下尋找間接的改良渠道。

蘇杭甬鐵路事件中，徐定超的組織才能充分展現。清廷在英方壓力下同意將路權交予英商，而江浙紳商此前已發起自辦鐵路的倡議。徐定超首先以御史身份上奏，從主權角度陳述路權不宜外授；繼而聯合24位江浙籍官員與士紳聯名附議；再以通電方式向川、陜、粵、鄂、贛、滇、閩等省呼吁聲援。三步遞進形成全國性輿論壓力，最終迫使清廷改變決策。他對電報的嫻熟運用，使其得以繞過傳統公文層級實現跨區域聯動。此役的直接成果是路權保全，更深層的意義在于向各省紳商展示了地方訴求上升為國家議題的有效路徑。

醫學方面，徐定超在京擔任施藥局醫員、醫學堂總教習、神州醫學會會長，集臨床、教學、行業組織三重角色于一身。《傷寒論講義》廣收歷代注家五十余位，以“按語”附注己見，體例上兼顧傳統積累與獨立裁斷。他在序言中強調“醫貴實證”以糾空疏之風，同時提出“理有相通，法可互鑒”的中西醫觀，在當時以“中西之辨”替代“是非之辨”的語境下尤為理性。

1909年徐定超接掌兩浙師范學堂，聘經亨頤為教務長，延攬魯迅、馬敘倫、夏丏尊、沈尹默、胡公冕等執教。師資隊伍涵蓋文學、哲學、書畫、革命等多重背景，學堂因此保持了開放的學術格局。三年間該校成為浙江規模最大的新式學府，畢業生中涌現出陳建功、曹聚仁、馮雪峰、潘天壽、謝文錦、宣中華、豐子愷、徐麟書等各領域杰出人物。他同時自費委托侄兒在楓林創辦高等小學，體現了精英教育與基礎教育并重的理念。

辛亥革命后，徐定超以前朝官員身份出任浙江國民尚武會會長，參與籌劃杭州光復。推舉都督時他堅辭不就而力薦湯壽潛，基于三點考量：湯壽潛在紳商界的號召力更強；自己的御史背景在新政權中未必有利；他清楚自己更擅長地方實務而非全省協調。這種對自身能力的清醒認知，在同代人中并不多見。

1911年11月溫州光復，徐定超于當月十九日就任軍政分府都督。其施政分三個階段推進：前期整頓軍警、恢復治安；中期推動議員選舉與議事會運作，搭建共和制度的地方框架；后期扶持商貿實業以穩定民生。這一循序漸進的方案有效應對了光復初期的復雜局面。

1912年至1917年間，永嘉棉織、制皂、機械制造、電燈、電話及金融業均有發展，但在整個經濟中的占比仍然偏低，傳統農業與手工業仍居主導。徐定超對此保持清醒，始終將經濟措施定位為“維持生計、安定人心”，避免了因過度樂觀導致的政策失誤。

1918年1月，徐定超偕夫人自滬乘輪返溫，途中與英國輪船相撞沉沒，夫妻雙雙遇難。他的離世使溫州失去了一位在舊體制與新政權之間靈活穿梭的過渡型人物——既了解晚清官場邏輯，也熟悉民國運行規則，這樣的人物一旦離場，后繼者往往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替補。

五四運動期間，溫州五校聯合罷課成立救國聯合會，其以學校為核心、以師生網絡為動員基礎的行動邏輯，與徐定超在兩浙師范學堂培育的組織文化之間存在清晰的傳承關系。他的精神影響并未因死亡而終止。

綜觀徐定超一生，用“清官”“教育家”或“開明士紳”任何單一標簽都不夠貼切。他的特點在于：每個職位上都能在既有規則與可能變革之間找到合理的著力點，既不激進也不保守，在可操作范圍內穩步推動改良。單個舉措或許不夠矚目，但放在永嘉近代轉型的長時段中觀察，卻提供了持續而穩定的推動力。他不是站在潮頭的革命者，而是在種種限制下堅持前行的實干者——這或許是他最具價值的歷史形象。

補充說明：關于金錢會的歷史評價

金錢會的評價在不同敘事傳統中差異甚大。通史著述多將其歸入“太平天國時期浙南民變”，突出其反清一面；楠溪江流域的地方記憶卻指向暴力與殺戮。孫衣言記錄的“一千七百多家”與“殺人幾萬”，揭示了同一事件的多重面相。本文引入這一事件，意在呈現徐定超早年面對的現實處境——故鄉在承受外部沖擊的同時，還經歷著內部消耗。敘述這一側面，并非政治定性，而是為了說明任何改革都必須立足于飽經創傷的社會現實。

參考資料：徐逸龍：《楓林古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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