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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先知書店
“一滴水怎么會知道洪流的方向呢?”
“但我希望你們在大潮襲來時,選擇站在理性的一邊,站在人民的一邊,站在文明的一邊!”
十幾年前,這篇振聾發聵的畢業致辭,讓幾千名本科生感受到了人生的沉重與責任,也將叢日云教授,第N次推入人生的風口浪尖。
對中國政法大學的本科生而言,聽叢老師的課,“受啟發”和“毀三觀”往往是同步發生的。他從不繞開那些敏感的歷史“痛點”——無論是關于西方文明的擴張邏輯、十字軍東征的背景,還是火燒圓明園的前因后果——他都把被遮蔽的部分講出來,引導學生去觸碰真實的歷史肌理,而非沉溺于情緒化的標簽或被裁剪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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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選最受本科生歡迎的十位教師
這種近乎偏執的求真,不僅讓很多新生經歷了如醍醐灌頂般的開悟,也使一些學生驚呼“崩潰”,既使他兩度當選為最受本科生歡迎的老師,也讓他身陷輿論的漩渦。“在普遍撒謊的時代,說真話就是一種革命行為”。叢老師自然深知奧威爾這句話的分量,但面對一個個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偏見,他從未打算繞道走。
尼采曾說,“在自己身上克服這個時代”,這句話更像是叢老師一路走來的注腳,同時也道盡了其中的艱難——要做到這一點,勇氣的背后,需要一種更為深厚的智慧。事實上,支撐他一路逆流而上的,還有四個同樣稀缺的面向,每一個,都是這個時代最稀缺的學者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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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的破冰人
二十年
把《西方文明通論》從大學講堂推向社會
早在二十年前,叢老師便參與了國內最早的“育人革命”——高校通識教育改革,這在西方還有一個更典雅的名字:博雅教育。
很多人誤以為通識教育就是拓寬知識面的“通才教育”,其實不然。在叢老師看來,它的本質不僅僅是知識的獲取,更重要的是為了對抗人的異化,去培養一個“完整的人”——一個兼具技術能力、人文情懷與倫理擔當,擁有獨立靈魂的現代公民。正如耶魯大學前校長萊文所言,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畢業后僅僅擁有了某種單一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而在精神世界卻一片荒蕪,那是耶魯最大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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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叢老師讀研讀博,爬長城是必修課
然而,本該是大學靈魂的通識教育,在國內卻常常淪為調劑壓力的“營養學分”,導致許多學生對世界缺乏真實認知,深陷片面敘事的泥沼,變成了“單向度的人”。
叢老師感慨道:“只要你說西方好,有人立刻就不爽,一定要找出西方的壞來”。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讓他深感憂慮,也更強化了他做通識教育的決心:他要做的,就是要把被切割的、工具化的個體,重新還原為一個有著豐富情感和獨立判斷的“完整的人”。
這種焦慮并非始于今日。高中畢業后他曾當過大隊會計,被派去參觀正“當紅”的大寨。面對被“打扮”的痕跡和回避目光的農民,他敏銳發現了宣傳與現實的裂痕。
但那時,他發現問題只能靠直覺和經驗,“想跳出傳統框架思考問題,必須借助于相應的思想資源,但在完全封閉的條件下,獲得多元信息是不可能的。”
這種切膚之痛,成了他推動通識教育的永恒動力。他提出傳播現代文明觀的三部曲——除障、解蔽、矯正:學會正確思考,把被蒙蔽的東西發掘出來,把被歪曲的東西糾正過來。
為了這個目的,他親自擔綱全校通識課程《西方文明通論》,一講就是十余年。擅長做“解釋”的人多如牛毛,敢于做“矯正”的人鳳毛麟角,敢于把自己當柴燒去照亮常識的,更是幾近絕響。
當然,僅憑一人之力,改變不了大局。他奔走呼吁,聯合秦暉、任劍濤、王人博、吳國盛、江怡等十幾位來自北大、清華、人大、社科院的頂尖學者,從政治、法律、哲學、宗教、科學、文學藝術等多學科角度系統講授西方文明,并主編出版了《西方文明講演錄》等系列教材,為高校建立通識教育標準提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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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推開的不是一間教室的門,而是一所大學、一個時代對現代文明的態度。這條路注定孤獨。他常常不被理解,甚至引來攻擊,但他一直在盡其所能地擴大通識教育的版圖。在他看來,受攻擊是必然的,這恰恰說明了通識教育的必要性,“認知的邊界就是人生的邊界。但在這個淺薄的時代,社會既缺少拓寬認知邊界的途徑,被物質追求蒙蔽雙眼的人們也意識不到它的重要性。他們生活在被設計好的籠子里,并教育下一代要愛這個籠子,如此便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讓他略感安慰的是,這門課與這套教材的影響,已經超越了法大的圍墻,成為很多人了解西方文明的入門。這門課的全程錄像通過超星網站被廣泛傳播,成為最有影響的大學通識課程之一。有讀者評價《西方文明演講錄》這本書“句句是金”;有人感慨“叢老師用心良苦,希望全國高校都能借鑒”;有政法大學的學生直言,這門課是大學期間“除《民法》之外讀得最認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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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想反駁他,
越覺他是當之無愧的學界標桿”
從“文明”的廣度來說,他是現代文明觀最不遺余力的普及者;而聚焦于“文明”的深度,他是西方文明史領域的領軍人物。
很多人會以為,頂尖學者都是靠歲月熬出來的;而對叢老師來說,更像是被一段沉重的學術斷代史硬逼出來的。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曾長期被中斷,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艱難重建。
因此,作為恢復高考后的首屆大學生,叢老師這一代學者,前面幾乎沒有本土的前輩可以接力。嚴重的斷檔,使這代人被過早地推向歷史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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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無路可循,他必須自己蹚出路。上世紀90年代,他率先從政治文化角度系統解剖西方政治傳統,用一部《西方政治文化傳統》建構起一套分析框架,成為學者們研究西方政治至今仍繞不開的案頭必備。歷經歲月的淘洗與不斷修訂,這部經典之作近日更名為《源流:西方政治文化傳統》推出第五版,目前已付印即將面世。三十年來,它始終是無數學子重構西方政治認知的起點。
他的博士論文《在上帝與愷撒之間》深挖基督教二元政治觀的內涵,揭示其與現代政治文明的關系,斬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獎”,在學界引起極大震動。有同行感慨:“叢日云的研究不是在簡單描述西方,而是在給西方政治做病理切片。”
英國歷史學家柯林武德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叢老師的治學正切中此理。跳出中西學者的身份之限,他的視野早已投向整個人類文明的演變:
他獨創“三次價值革命”理論,以價值觀變遷貫通古今思想脈絡,這一創見打破西方學界的敘事盲區,不僅提供了一個極具穿透力的整體性解釋框架,更揭示了西方政治思想演變的深層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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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為基準,他提出諸多顛覆常識的洞見。比如,以往普遍認為“現代自由源自古希臘”,他卻指出基督教才是現代個人自由的真正母體。政治學者任劍濤給予高度評價:“為理解西方現代性的發生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支點!”
他的研究絕非停在紙面上的考據,而是借歷史的酒杯澆現實的塊壘。面對當今歐美的撕裂,他跳出“精英陰謀”或“經濟矛盾”的表層解釋,將后現代主義視為“現代文明之癌”。馬斯克曾說“假如西方文明崩塌,其余一切都無意義”,叢老師的研究成果正是對西方危機的尖銳診斷,一舉戳破后現代思潮反噬現代文明的本質。即便是那些在學術立場上與他相左的“對手”,也不得不發出了這種由衷的嘆服:“越想反駁他,越覺他是當之無愧的學界標桿。”
在這套極具穿透力的比較視野下,叢日云拋出了令人振聾發聵的“文化基因差異論”:西方傳統中蘊含現代性基因,復古屬于“退步原來是向前”;而傳統中國在皇權重壓下個人一直在萎縮,盲目復古只能是純粹的“復古”了。這一論斷猶如當頭棒喝,戳破“另起爐灶”的幻夢:現代化沒有“平替”,它發軔于西方,但屬于全人類。
他更提出了一個讓人脊背發涼的“鉗形攻勢”理論——他對當前局勢最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后發國家正處于“前現代(復辟)”與“后現代(解構)”的夾擊之中。這一理論極具現實解釋力,涵蓋了從西方的社會撕裂到東方的轉型困境。
這些宏大而深刻的洞見,最終匯聚成了他四十余年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文明史的主要成果——即將印刷出版的三卷本巨著《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傳統、現代與后現代》。這不僅是一部皇皇學術史,更是他穿透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審視,直擊文明演進底層邏輯的思想坐標。這部巨著,正是他在一個價值撕裂的時代,高踞常識陣地、守正現代文明不可退讓底線的真實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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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讓學術更深刻
更讓他有了預言未來的“水晶球”
在喧囂的輿論場中,“預言”往往是易碎品,但在叢老師這里,對趨勢的研判,幾十年來常表現出令人欽佩的判斷力。
一年多前,在一個私下的場合中,叢老師對美國的四大“對手”做了一個反直覺的排序,并輔以一套獨特的邏輯解讀。今年,美國政壇的一系列政策轉向,讓世人在錯愕中眼花繚亂,當時的在場者卻發現,現實的走向,精準踩中了叢老師的每一步預判。
作為“以洞察驅動學術”的典型代表,能夠擁有這種罕見的判斷力,叢老師憑借的是一套洞穿復雜世界的“底層算法”,前提則是腦子里有一個清晰的“文明進化時間表”,以及對歷史深層脈絡的宏觀把控。
比如,他將當今世界紛繁復雜的地緣沖突,歸結為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三個維度的錯位碰撞。握住這把鑰匙,面對俄烏戰爭等事件時,便不會再被簡單的“侵略與反侵略”二元敘事所裹挾,而是能回到歷史的深層脈絡中去捕捉結構性的必然,得出超越常規的判斷。
這種洞察力,同時也來自對基本常識的敬畏,以及對復雜人性的清醒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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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林于1938年被處JUE
還在他讀本科的時候,主流輿論一邊倒地批判蘇共早期重要領導人布哈林,而他從“宏大敘事”的縫隙中察覺出破綻,勇敢地提出異議,遭到師生激烈圍攻。但歷史的發展證明了他的預判——十年后,布哈林的歷史地位得到了重估。有意思的是,那位曾與他激烈爭吵的老師,“經此一役”深受觸動,轉向了布哈林研究,成為布哈林專家。
1977年,遼寧岫巖縣一個貧農家庭生下一個長滿黑毛的嬰兒(即著名的“毛孩”事件)。在那個年代,純粹的生物學變異也被賦予了政治色彩,社會輿論圍繞“貧農家庭生出毛孩是光榮還是恥辱”爭論不休。叢日云指出,用“成分”去框定和評價自然生理現象是荒謬的——再度收獲了一片斥責之聲。然而不久,正如他所分析的,成分制度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
在歷史的急轉彎前,能如實記錄的人已屬難得,叢日云老師則是提前照亮暗礁的燃燈者。他的過人之處并非是天生擁有某種玄妙的水晶球,而是對人性、現代性與現實復雜性的深刻把握。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這種能夠穿透表象、切中現實而又錨定長遠的清醒,是真正的稀缺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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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行者
致力于在宏大敘事的“盲區”發掘真相
莎士比亞曾言,“天地之間有許多事情,是你的哲學里沒有夢到的”。這聲感嘆,道出了純粹理性和書齋推演在復雜現實面前的局限。
這與叢老師所推崇的“實踐品格”不謀而合。他曾如此界定“柏克式的實踐型政治智慧”:“它充分認識到人的理性的局限以及抽象理論與現實操作之間的距離;尊重傳統和成見中包含的智慧,以及從經驗和實踐中形成的智慧;……拒絕受抽象的理論教條的束縛和完美烏托邦的誘惑。”
事實上,他自己便是這種稀缺品格的身體力行者。要理解這種獨特的學術姿態,必須回到他的原點。1956年,他出生于遼西一個貧困的農村,少年的重體力勞動讓他累到吐血,更讓他過早地直面了底層社會的殘酷邏輯。這段經歷絕非簡單的“憶苦思甜”,而是他一生刻骨銘心的“社會學田野調查”:他不僅看到了物質的匱乏,更深刻體悟了個體空間的被無情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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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老獵人深入天山秘境,與群狼為伴,體驗哈薩克牧民的高山生活
帶著從泥土里生長出來的問題意識,他成了一位罕見的“在路上”的思想者。圈子里流傳一句話:“天上飛得最多的是葛劍雄,地上走得最多的是叢日云。”二十年來,他每年都要進行四五次長途自駕,從新疆的牧民氈房到西藏的高原腹地,從南方的宗族村落到北方的凋敝縣城,不僅如此,多年來,每年還要去新疆石河子大學支教、講學,把通識教育的火種,持續播撒到了天山腳下。
近乎苦行僧式的跋涉不是為獵奇,而是在驗證:理論上看似完美的現代制度,一旦植入參差多態的人情社會,會發生怎樣的“排異反應”?
車輪碾過的每一寸土地,都給了他最誠實的反饋:他親眼目睹現代法律條文如何在“關系網”和“潛規則”前寸步難行,古老的宗法觀念如何讓“權利意識”悄然消解。現實讓他更加篤信,轉型絕非簡單的制度移植,而是一場觸及靈魂的觀念突圍。這也是他在通識教育中如此強調“除障”與“解蔽”的現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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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解剖刀不僅劃向中國,也伸向西方。做訪問學者期間,他不局限于大學課堂,更開車深入美國中西部和歐洲的鄉間,走進被精英光環遮蔽的“鐵銹地帶”、衰敗社區和移民們建立的“殖民地”。這種“托克維爾式”的社會考察,讓他敏銳捕捉到教科書之外的諸多真相,深刻體會了后現代思潮如何撕裂社區、瓦解家庭倫理,如何讓現代文明在過度反思中走向自我解構。
這與他在國內的觀察形成了殘酷的互文:在中國,他看到前現代的慣性如何阻滯現代化的進程;在西方,他看到后現代的激進如何消解現代化的成果。雙腳沾泥的實地丈量,為“鉗形攻勢”這一理論提供了最堅硬的現實注腳——這不是從故紙堆里爬梳出來的玄想,而是他在東西方兩個現場,親手觸摸到的文明裂痕與病灶。
托克維爾曾說,“不親自去考察的人,永遠只能通過別人看事物。”對叢日云而言,思想的探險離不開身體的探險,否則就是蒼白無力的。這種永不知疲倦的學術實踐,讓他關于文明轉型的每一句洞見,都帶有現實的重量與溫度——這,正是當代知識分子一份最厚重、也最稀缺的“實證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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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羅布泊的湖底,感慨自然的變遷
這種知行合一的厚度,反襯出當下知識界的某種普遍性“殘缺”,環顧四周,我們見慣了各種“鴻溝”:有些人學問做得極深,卻對現實毫無痛感;有些人洞察力驚人,卻沒有道德勇氣承擔后果;有些人情懷滿滿,卻缺乏足夠的學養支撐……
而當啟蒙者的情懷、泰斗級的學養、預言家的洞見、苦行僧的實證——這四種特質被叢老師用幾十年的時間熔鑄成一種罕見的“四合一”學術人格時,他便也贏得了一種極為稀缺的“解釋權”:身處歷史的急轉彎,只有掌握了這套關于現代文明的底層邏輯,才能看穿歷史興衰的潛臺詞,在時代的撕裂中、在未來的不確定性中,把住命運的舵盤。
這份難得的清醒與透徹,是一個學者能給予這個時代的最稀缺的禮物。
叢老師用四十多年的光陰,為我們梳理出西方政治思想的演進脈絡。當我們順著他打通中西的視野逆流而上,去追問那些關于民主、法治、理性與常識的源頭時,所有的線索最終都會指向同一個原點——古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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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雪萊所言,現代文明的法律、文學、宗教和藝術之根,都在希臘。要真正讀懂西方文明,讀懂那些“被顛倒的常識”是如何在古典時代確立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親自去那片土地上走一走。
為了更深刻地觸摸西方文明的“原始密碼”,進而更清晰地讀懂當今世界,我們決定組織一場深度的希臘游學。
這場游學的籌備,早在半年前便已悄然啟動,之所以姍姍來遲,答案很簡單:我們在等叢老師——在我們看來,首期導師非叢老師莫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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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希臘狄奧尼索斯劇場
叢老師能夠立于整個西方文明史的宏闊坐標之上,以體系性的認知對希臘文明進行“降維打擊”般的深度透視;作為深諳其理的政治學者,他更是國內最早系統闡釋希臘民主制度與公民文化的引路人。只有這樣一位真正打通了中西文明的學者,才配得上這場溯源之旅的重量。
這份執念,讓我們寧愿多等半年,也要讓最對的人,在最好的風景里相聚。
事實上,這場希臘之行,絕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游學,更是一場“智識生活”的完美體驗。亞里士多德將人的生活分為三種,其中的“思辨生活”才是最高貴、最自足的幸福。喬布斯因此感嘆:“我愿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換取和蘇格拉底相處一個下午。”智識生活,正是這樣一種以理性精神和審美品質為底蘊的存在,一種主動選擇與平庸、喧囂和淺薄保持距離,將“思考”作為核心的生活方式。在當下這個浮躁的時代,這更是一個極其美好且深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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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自然與人文完美交融、歷史與思辨交相輝映的,希臘無疑是首選。而若要讓希臘之旅真正成為一種深度的智識生活,我們愿做那個最懂您的擺渡人——不僅因為我們提供的是獨一無二的線路策劃與無可挑剔的硬件服務,更因為,智識生活的核心,永遠在于能提供深度思考的導師。
如今,名師已就位,路線由叢老師親自勘定,又恰逢希臘一年中最迷人的季節,先知書店醞釀已久的“希臘智識生活之旅”,終于正式向您發出邀約:如果您認可叢老師的思想,喜歡他的文字,希望與他面對面的深入交流,這將是一次非常難得的契機——在愛琴海畔,和叢老師來一場深度的“十日談”。感興趣的書友,歡迎掃碼咨詢詳情或聯系電話:15701560725(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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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書店7-11月游研學計劃現已公布,部分活動名額有限,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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