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華】嚴武與巴中南龕石窟||李雪梅

嚴武與巴中南龕石窟

李雪梅

嚴武是唐代中期朝廷的重要官員，與巴州的緣分始于唐肅宗時期“房琯事件”。在巴州為官期間，嚴武十分重視佛教文化遺跡保護建設工作，特別是在南龕石窟，他主持修建寺廟、請賜寺名、新鐫佛像，清理植被、優化環境、題留詩詞，不僅改善了南龕石窟造像的賦存環境，也為歷代文人雅士構筑了攬勝懷古的精神家園。他是有歷史記載的保護南龕“第一人”和“光福寺”置寺之人，為南龕石窟保護傳承作出了具有奠基意義的貢獻。

一、嚴武生平及自帶的“流量”

嚴武之于南龕，影響最大的莫過于現存于南龕云屏石的《嚴武奏請賜額表》碑與現存于南龕老君洞石壁的《題巴州光福寺楠木》詩。《嚴武奏請賜額表》中有對南龕實施保護、建設的具體舉措，《題巴州光福寺楠木》則成了南龕歷史文化傳承、發展的“源頭活水”。嚴武也因自身的影響力和較高的文學素養成為巴州歷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知名人物。

出身名門，歷官數任。嚴武出身名門世家，是唐玄宗時期的尚書左丞嚴挺之之子，一生活了 40 歲，為官 20 年，其為官歷程在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鑒》等史書中均有記載，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是歷練階段，以門蔭入官，先后擔任太原府參軍事、隴右節度判官、侍御史 ；二是靖難階段，安史之亂爆發后扈從玄宗入蜀，追隨肅宗平叛，先后擔任玄宗任命的諫議大夫和肅宗任命的給事中、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三是被委以重任的階段，主要在蜀地任職，曾“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離任巴州后，先后出任東川節度使、成都尹、劍南節度使等職，最后以軍功獲封鄭國公，是肅宗、代宗時代，威震蜀地的封疆大吏和鐵血將領，也是千余年來參與南龕石窟保護修繕工作中官職最高的朝廷官員，對南龕石窟的保護和傳承產生了重要影響。

文采卓絕，交游雅士。從嚴武自身的文學造詣來看，他出身官宦世家，自幼博覽群書，加之長期的文化熏陶和豪爽的性格，造就了剛柔并濟的文采特質。被收錄在《全唐詩》中的《軍城早秋》便是嚴武在率軍抵御吐蕃軍的戰斗中寫下的。“昨夜秋風入漢關，朔云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該詩既顯示了嚴武作為一方主將的才略和武功，也表現了這位統兵主將的辭章文采。同時，嚴武又與同時代的杜甫、王維、岑參、高適、郄昂、羊士諤等文人雅士關系密切，彼此間多有唱和之作流傳于世，是一位“文能提筆，武能上馬”的能文善武之才。

仗氣任俠，殘忍暴虐。根據史書記載，“（武）神清氣爽，敏于聞見。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 可見嚴武的性格豪爽和不拘小節 ；“……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與之故。武憤然以鐵錘就英寢，碎其首……‘兒故殺之，非戲也。’”8歲便敢于以鐵錘擊碎父親侍妾的腦袋，面對左右的詢問還能如此淡定地作出“這不是游戲”的回答，可見其殘忍 ；“梓州刺史章彝，始為武判官，因小忿殺之。”鎮蜀時，竟活活打死了因小事惹怒了他的梓州刺史章彝，又可見其暴戾。嚴武也因此頗受史官詬病，五代時期史官劉昫就給予嚴武“不稟父風，有違母誨，凡為人子者，得不戒哉！雖有周孔之才，不足稱也，況狂夫乎！”的評價。 對此，韓成武、韓夢澤認為新舊唐書對嚴武的評價有失公正，并撰文《兩唐書本傳中的嚴武與杜甫筆下的嚴武》為其正名，認為嚴武是一位敢于以國家民族命運為己任的時代英雄，是一位生逢亂世卻能力挽狂瀾的豪杰。在特殊時代，他不肯作循吏，而是敢賞敢罰，重賞重罰，以國家民族的最高利益時時作為行事準則。

其實，無論史書和學界給予了嚴武什么樣的評價，他始終都是唐代中期自帶“流量”的知名人物，是巴州歷史上官職較高的“京官”。雖為貶官，卻也是一位在肅宗皇帝心中頗有分量的貶官。畢竟，他既扈從過玄宗入蜀，也追隨過肅宗平叛，是行走在皇帝身邊的官員。后來，肅宗皇帝能夠準嚴武所請并為寺廟賜名“光福寺”，也與嚴武的身份有著莫大關系。

二、嚴武對南龕石窟的保護傳承實踐

唐乾元元年（758）六月，嚴武作為房琯一黨被貶為巴州刺史。初至南龕，嚴武發現這所頗具規模、雕刻精美的“前件古佛龕”因為缺乏必要的維護而顯得有些蕭條破敗，猶如明珠蒙塵，未能綻放其應有光芒，于是從兩個方面加強對南龕石窟的修繕維護。

（一）清理崖面，優化造像賦存環境。經實地查看，嚴武對南龕摩崖造像得出“舊石壁鐫刻五百余鋪，劃開諸龕，化出眾像，前佛后佛、大身小身，琢磨至堅，雕飾甚妙，屬歲月綿遠儀形虧缺”的結論，認為南龕的摩崖造像規模大、雕刻精美，但也有部分造像由于年代久遠而殘缺。于是“掃拂苔癬，披除榛蕪”對崖壁進行清理，并在隨后上疏肅宗皇帝的奏表中用“仰如來之容，爰依鷲嶺”描述清理后南龕摩崖造像莊嚴神圣的真實面貌。其實，就當時情形而言，或許嚴武清理植被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更好地展示這些雕刻精美的珍貴石刻文物，但他此舉卻在事實上加強了對南龕摩崖造像的日常養護和預防性保護，減少了植物對崖面的根劈作用，延緩了造像表面剝落和霉菌滋生等病害的發育。

（二）興建佛寺，促進石窟文化傳播。在完成對南龕摩崖造像崖面植被清除和造像表面除塵等基本維護后，嚴武又在此興建寺院，并通過向唐肅宗上疏奏請的方式讓新建寺院成為官方承認的敕額寺，成功實現了宗教信仰與文化傳承在空間上的有機組合，讓南龕成為千余年來巴州的標志性文化符號。關于嚴武的建寺緣由，筆者認為有三個方面的因素。

其一，為寄托家族的佛教信仰。嚴武家族成員大多崇奉佛教，其父嚴挺之，晚年不僅侍奉在惠義僧身側，惠義死后還為其披麻戴孝，甚至還在自己的墓志中寫道，希望死后能葬在惠義靈塔之左。嚴武家族的其他成員也多有信佛之人，沈國在《北朝隋唐馮翊嚴氏奉佛考》一文中，列舉了嚴武諸多家族成員傾心于佛教的事跡，其中包括嚴武的 3 個女兒先后在洛陽出家，且與洛陽禪、律二宗關系密切。同樣，嚴武本人對佛教的態度也是十分虔誠，在上奏表文中的“仰如來之容，爰依鷲嶺”就表達出嚴武對這處佛教圣地的虔誠敬畏之心。“精思竭誠、崇因樹果”，又體現了嚴武信對佛教教義中因果關系的遵循。為報答父親的養育之恩，嚴武還在南龕為父鐫造了一龕觀音像。可以說嚴武家族對佛教的崇奉是嚴武在這里興建佛寺的重要原因。

其二，為給巴州申請一個合法寺院名額。唐代普遍實行寺額制度和僧道度牒制度，通過賜名給額，管控寺院數量，以便抑制寺院的過快增長。有寺額的寺院被認定為合法寺院，沒有寺額的寺院則極有可能在一場運動中被拆除。在唐代對寺院實施嚴格規范管理的情況下，嚴武希望通過建寺、上表奏請的方式為巴州爭取一個合法寺院名額，這無疑是加強南龕摩崖造像保護管理的最有效舉措。

其三，為文人雅士打造攬勝懷古的精神家園。隨著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唐代的寺觀不僅是宗教信仰的神圣空間，也是眾多文人雅士聚集的首選之地。嚴武本就有著較高的文學修養，具有文人情懷，因此在這里“建造屋宇三十余間，并移洪鐘一口”a，對這片佛教造像精美的清幽靜謐之地予以傾力打造。羊士諤曾在《題郡南山光福寺》詩中以“巖廊初建剎，賓叢亟鳴笳”，對寺廟建成之時，文人、官員齊聚于此的場景有過描述。

三、開啟巴州官員保護傳承南龕石窟的歷史

嚴武之前，南龕佛像雖精美，但被雜草湮沒，古楠樹雖為奇觀，卻少有人觀瞻。嚴武在《題巴州光福寺楠木》中以“看君幽靄幾千丈，寂寞窮山今遇賞”道出了南龕山的清冷境況。嚴武的到來，讓南龕的環境得到極大優化，可以說是開創了保護傳承南龕歷史文化工作之先河，樹立了巴州地方官員為弘揚傳承巴州歷史文化主動作為之榜樣。

自此之后至民國時期，南龕石窟的龕窟間隙中見縫插針般地刻滿了造像記、妝彩記、修繕記，其中不乏巴州歷代官員對南龕石窟的保護傳承印記。比如 ：唐光啟、文德年間，掌管巴州地方軍事的武官李思弘兩次為南龕大佛區近 300 身佛像妝彩，并清理了附積在佛像身上的苔蘚、藤蘿等植物 ；明崇禎年間，巴州刺史盧尓惇曾組織為南龕百余身佛像妝彩，此次妝彩的墨書題記現存于南龕 112 號龕龕楣內側，其妝彩效果被后世稱之為“輝煌”；清光緒年間，巴州代理知州吳燦綸在南龕實施了大規模的修繕和妝彩，從趙堉題留壁間的修繕記錄可知，本次妝彩修繕活動不僅包括了崖壁清理、佛像妝彩，還對寺廟殿宇進行翻新，是對南龕石窟的一次徹底修繕和維護，南龕今之色彩多為此次重妝 ；民國時期，巴中縣知事楊俊卿組織捐款重建麓陰亭，并培修寺樓及老君洞樓，對寺廟進行部分重建和培修。正是有了歷代地方官員的不斷保護修繕，才成就了至今依然精美的珍貴石刻文化遺產。

四、搭建跨越時代的文化交流平臺

初至南龕，嚴武在這里邂逅千年古楠，遂作詩《題巴州光福寺楠木》刻于老君洞石壁，以抒發感慨。此詩一經鐫刻，便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嚴武同時期的監察御史史俊與嚴武以不同的心境欣賞古楠，一題二詩作《題光福寺楠木》同刻一龕。后世文人亦以此為母題，反復題詠，多次創作，共同構成了南龕石窟豐富厚重的文化內涵。

宋代抗金名將宗澤在奔赴抗金前線之前的宋徽宗宣和元年至欽宗靖康元年（1124—1126）出任巴州通判，在巴期間曾兩次來到南龕，評論嚴武的詩是高雅的詩篇，并以古楠為題寫下了千古名篇《古楠賦》，激勵自己能夠像古楠一樣成為抵御外敵的棟梁之材。宋高宗紹興十六年（1146），楊庭倚游覽南龕，寫下《庭倚來游慷慨懷古》，既詠嘆古楠，也緬懷先賢。在詩中，他高度評價嚴武，以“曾觀老柏懷諸葛，今對古楠思鄭公”，將嚴武與諸葛亮、古楠與丞相祠堂的古柏相提并論。

宋淳熙初年，利州路提刑官、江蘇人邵稽仲與巴州守楊庭杰（字子厚）同游南龕，見到嚴武為報父恩開鑿的觀音像和鐫刻在峭壁上的《題光福寺楠木》詩，十分感慨，遂而賦詩《子厚使君登南龕古楠寺》，高度評價嚴武的孝敬之心和詩作文采。同樣是在宋淳熙年間，巴州郡丞趙善期嚴格按照嚴武《題光福寺楠木》詩韻律再創佳作《古楠歌用嚴鄭公韻》，在詩中以“賡載長謠韻更清，瓊鉤珠佩相聯響”，形象描繪出南龕呈現的“以文會友、薪火相傳”的文化場景。宋嘉定年間，巴州知州趙希璿在《季春下浣游南龕》中，用“巨木老已仆，賴有橫石撐。自從嚴大夫，廢興今幾更”的詩句，感嘆楠木樹久經滄桑，自嚴武以來，南龕的賞楠吟詩之風直至南宋晚期的幾百年間都處于興盛時期。

清初至民國時期，嚴武對于巴州歷史文化發展、傳播的影響力依然存在。康熙年間，簡陽人魏冠軍在神仙坡題詩《遊南龕寺偶題》。清末，有人將宋代萬公題留在老君洞內的《九日南山詩》通過改刻、添加，變成了嚴武作、杜甫書的唐代作品，體現了改刻之人對嚴武、杜甫的懷念之情。民國 11 年，巴中縣知事甘梯云在陪同四川軍閥田頌堯游覽南龕時登高遠眺，同樣因嚴武而發出了“杜陵洗墨長留此，嚴武遺疏尚在茲”之感慨。

一代代文人雅士在南龕贊美古楠或緬懷、憑吊嚴武，和韻、次韻之風經久不衰，一個嚴武成了幾個朝代一千多年的文化話題，也讓南龕的崖壁上遺跡重疊著遺跡，古跡詠嘆著古跡。他們在賞析南龕歷史文化中又創造出更多新的歷史文化，極大豐富了南龕石窟的文化內涵，也為了解巴州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狀況留下了珍貴的實物史料。

可以說，南龕石窟歷經 1400 余年風霜至今完好，離不開嚴武等歷代官員的守護和不斷增鐫。是一首首隱于斑駁石花間的詩詞，重疊出了南龕的千年風華。沒有唐時之嚴武，便沒有今日之南龕。

本文內容系原創

轉載請注明：“來源：方志四川”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原載《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專刊”）

作者：李雪梅（巴中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文博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