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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天我在朋友圈中,看到青島大學孫國茂教授轉發了一篇文章,即山東大學《文史哲》前主編王學典先生發表在《中華讀書報》上的《追憶武衛華兄》。簡單讀過以后,沒有覺得有什么不妥。只不過是說了幾句編輯行內的實話而已。然后就轉發到朋友圈了。
沒有想到的是這篇文章持續發酵,引起了學術圈內的強烈不滿。因為現在高校的青平教師和一些博士研究生們,想在C刊發一篇論文太難了。
王學典教授,作為一個學術界的大佬,曾經擔任過《文史哲》雜志的主編,還是全國政協常委、山東省文史館館員。他站在自己的角度,沒有體諒到年輕學子們的困難。反而指責他們不努力,寫的文章不好,所以雜志才不肯發。根本沒有意識到,現在的學術雜志已經成了稀缺的資源,而且是被壟斷的資源。
關于這篇文章,我這里不想多做評論。因為我與王學典教授也并不熟悉。雖然在一塊兒開過幾次會,但是由于他所處的高位,又與我不是一個學科,因此沒有敢去高攀過。王學典教授在文章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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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文章中所提到另外兩位主編我都很熟悉。也就是原《山東社會科學》的武衛華主編和《東岳論叢》的翁惠明副主編。這兩位主編也跟著躺槍,作為這兩位朋友的熟人,我覺得應該出來說幾句話。
武衛華,山東肥城人。1982年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以后,分配到山東社科院《東岳論叢》編輯部從事編輯工作。翁惠明,江蘇泰興人,也同年在山東大學歷史系畢業以后分配到《東岳論叢》工作。《東岳論叢》是社科院的學術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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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山東社會科學院和山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是一個單位,兩塊牌子。在上世紀80年代,這兩個單位是合在一起的,都在濟南玉函路10號辦公,省社科院在北樓,省社聯在南樓。后來分開成為兩個單位。但是由于業務聯系很緊密,所以雙方都很熟悉。
1987年,山東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從社科院分出去,單獨成立一個單位,并且創辦了《山東社會科學》雜志。武衛華分到了省社聯,從事雜志編輯工作,后來擔任了雜志的副主編和主編。
我90年代初期從無錫調到山東社科院的時候,他二位都是年輕的編輯。由于多次開會在一起,與他二人都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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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衛華教授長得比較粗壯,穿衣打扮也不講究,看起來有點像一個商人或老板。但是與他接觸以后,感覺到這個人有著山東人特有的實在厚道,與你講話的時候,總是一臉的真誠,讓人看起來可靠,給人一見如故的感覺。他對各學科領域都了如指掌,而且眼光獨到。
我和他接觸印象比較深的有兩件事。一件是2007年,當時全國新農村建設正處于比較熱的時期。他在《山東社會科學》要新開一個欄目,邀請我擔任學術主持。并且約請我寫一篇文章作為開篇發表。由于我已經記不清這篇文章的題目和內容,就用AI幫助搜索了一下,結果給出了以下的答案:
秦慶武發表于《山東社會科學》期刊論文匯總
一、正式學術論文(可檢索核心篇目)
《縣鄉財政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
發表:《山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11期,頁碼13-15
背景:當期期刊以縣鄉財政專題為核心欄目,秦慶武為本專題學術主持人;文章聚焦取消農業稅后基層財力缺口、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問題,結合山東縣域調研數據提出財政體制改革對策。
二、同期配套欄目文稿(同期刊物)
《本刊學術主持人秦慶武研究員簡介》
《山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11期封二(F0002頁),期刊配發的作者學術介紹,不屬于研究論文,僅為人物簡介材料。
三、補充說明
篇目檢索范圍說明
現有公開期刊數據庫(掌橋、維普、期刊官網)完整檢索后,僅檢索到以上1篇秦慶武獨立署名的學術論文刊發于《山東社會科學》,暫未查到他其他獨著/合作論文刊登于此刊。
秦慶武與該刊關聯背景
2007年第11期《山東社會科學》開設“縣鄉財政與新農村建設”專題,特邀秦慶武擔任欄目學術主持人,因此當期刊發其專題主筆論文,并配個人簡介。
他的同類“三農”代表作多刊載于其他核心期刊
其大量農村經濟、城鎮化論文發表在《中國農村經濟》《東岳論叢》《戰略與管理》《理論學刊》等刊物,并非《山東社會科學》;例如《村莊兼并:現代化中的農村社會變遷》《論農業產業化與合作制的結合》等知名成果均刊發其他平臺。
我非常感謝他對我的信任,除了提供一篇文章外,還提供了一張照片和簡介,發表在這期雜志上。
另外一件事情是有一次我們在一起開會,住在鄒平縣的黛溪山莊。開了什么會,我已經記不清了,但是我們兩個正好住在一個房間,晚上東拉西扯,徹夜長談。
鄒平縣是上世紀30年代梁漱溟先生搞鄉村建設實驗的地方。我向他介紹了我父親20年代大學畢業以后,因為是學習農科的,梁先生還曾經邀請他到鄒平幫助搞鄉村建設實驗。但是他已經應聘到濟南教書,就沒有成行。
梁漱溟先生是我們兩個人共同敬仰的學界泰斗。聽說梁漱溟先生的衣冠冢就在這個山上。我們兩人第二天一早起來就到山上去尋找。爬到半山腰,終于找到了梁漱溟先生的衣冠冢。我們二人一起向梁先生鞠躬致敬,這件事也加深了我們兩人之間的友誼。
90年代末期,我們兩個單位都搬到了舜耕路,但是已經不在一個院子里。雖然我也常去社科聯辦事,但見他的時候不多。后來聽說他離開了省社聯,調到了孔子研究基金會擔任副秘書長。成為副廳級領導干部,也就聯系更少了。
今年春節前,聽說了衛華兄去年底不幸去世的消息,深感悲傷,因為他與我同齡,平時看起來身體也挺好。怎么說走就走了呢?真是人生無常。畢竟我們已經年過70歲,明天和意外不知道誰先到來。
另一位翁惠明主編是我的同事。我90年代初期剛從無錫調回來的時候,都住在玉函南區31號樓。他住在西單元,我住在中單元。
老翁也與我同歲,江蘇泰興人。山大中文系畢業以后就分配到社科院從事編輯工作。當時雖然住在一個樓上,但是接觸并不多。印象中他長得高高瘦瘦,臉色比較黑。說話不多,帶有明顯的蘇北口音,聽起來有點困難。人比較內向,也是非常實在的一個人。
老翁人比較低調,屬于那種淡泊名利,不爭不搶的人。雖然也出版了一些書,發表了一些論文,但是由于學科不同,我們并不了解。
當時與老翁不太熟,但是與他夫人熟一些。他夫人是濟南大學藝術系的老師,記得好像姓李,性格比較外向,心直口快。常常抱怨老翁晚上不睡,早上不起,還抽煙。我們向他解釋,學者都是這樣。晚上熬夜看書寫這些常有的事兒。
需要澄清一點的是,他雖然被稱為主編,但是并沒有當過正的主編,只是一個副主編,但是長期主持歷史學的欄目。我們知道學術雜志的編輯差不多都是每個編輯主持一個欄目,根據自己的專業不同來分工。對于自己所負責的欄目和發稿具有話語權。
我從上大學時期就開始發表一些論文,也知道這一行當的一些潛規則。其實與社會上其他一些行當一樣,學術期刊肯定也是“近水樓臺先得月”。自己有一個期刊平臺,如果是做學問的話,發表論文當然是容易的。
學術期刊的主編和編輯也經常在一塊兒開會。彼此相互熟悉也是正常的。自己的文章不好意思總在自己的刊物上發表,那么可以拿到自己認識的其他期刊上發表。當然比一般的高校老師要容易得多。
作為學術期刊的主編和副主編,據我了解,老武和老翁都是比較敬業的人。他們雖然都有自己的專業,但是更多的精力都在編務上面。可以說大半生的經歷都是在為別人做嫁衣裳,雖然說自己也有成果,評了高級職稱,但并不突出。名氣也不大,這是大部分做出版和編輯工作人的共性。
當然,作為期刊的編輯,特別是主編,手中掌握著發稿的權利。近20年來,由于高校的擴招,大學的年輕教師和博士們越來越多,大家都需要發表論文來評職稱,壓力非常大。因為期刊少,發表論文有限,因此這個行當越來越商業化。
對于王學典教授的這篇文章,我不想多評價。但是我感覺,雖然這篇文章問題不少,但是也展現了他作為山東人的真誠。他可能是在無意中透露了一些編輯行業的潛規則。而這些潛規則在全國都是通行的。是沒有人揭露罷了。
2020年7月12日于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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