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排除中供五年損8400億！歐盟臨陣縮，中歐定10月二次磋商

此輪中歐經貿磋商將雙方從“貿易戰”邊緣拉了回來，這是一個理智的選擇。

過去一段時間，歐盟對華持續加碼施壓，火藥味濃重，“貿易戰”似乎箭在弦上。在此背景下，中歐經過多輪磋商，達成若干務實安排：成立中歐貿易投資磋商機制，雙方同意聯合監測。這應該有助于問題的解決——至少找得到人了，打電話有人接了，而且有人盯著。更重要的是，雙方敲定今年10月在中國舉行第二次磋商會議，這為通過外交對話解決經貿問題留了一扇窗。

歐盟為何來勢洶洶，又臨陣退縮？

首先，歐盟對能否承受住中國的反制心里沒底。面對特朗普的“解放日關稅”，全球一百多個國家中唯一實施反制的，只有中國。中國將關稅對等加征至三位數，最終迫使美國不得不回到談判桌前。中國對西方頭號大國尚如此回應，又怎會對歐盟的挑釁袖手旁觀？讓步，在原則問題上不可能，更不會妥協。

而在中國的反制能力面前，歐盟比美國更為脆弱。無論是稀土、關鍵礦產、醫藥原料，還是工業產供鏈，歐盟的軟肋都相當明顯。歐洲自己的研究亦表明，與中國打貿易戰，歐盟將承受重大經濟損失。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近期一份報告指出，若歐盟在十個關鍵領域將中國供應商完全排除，未來五年將損失8400億歐元。歐洲央行估算，對華脫鉤可能使歐洲每年增加2000億歐元成本。中歐商會主席彥辭（Jens Eskelund）甚至坦言，如果中國供應鏈“武器化”，沒人確定歐洲還能不能生產出牙膏。

貿易戰沒有贏家，不確定的只是誰會輸得更慘。中國不愿與歐盟打貿易戰，既有經濟考量，也有地緣政治考量。經濟上，歐盟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去年中國對歐出口約5000億美元，約占中國總出口的15%。歐盟是中國極為重要的市場，也是中國最大貿易順差來源之一，去年順差高達3000多億美元，約占中國整體貿易順差的三分之一。中方并沒有意愿與歐盟經濟脫鉤。

第二重原因雖然外界談論較少，卻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關鍵，就是戰略考量。在中國看來，歐盟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關鍵因素。特朗普5月訪華前夕重提“G2”，歐洲不樂見這一提法，中國亦不認同。中國追求的是多極世界，而非兩極格局，更非中美兩強主導的世界。中國認為，在多極世界中，歐盟應當成為重要一極。如果歐盟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一極，而不是與美國同流合污，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戰大概率打不起來。

在某種意義上，世界和平系于歐盟一身，背后的邏輯清晰而簡單。沒有歐盟的站臺，美國既無實力，也無膽量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美伊戰爭中，伊朗能堅持如此之久，最終逼得美國重返談判桌，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歐洲沒有支持美國的軍事行動。歐洲曾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雖未必會再次成為戰爭爆發地，但是否會成為大戰的助推力量，尚未有定數。

2026年6月21日，在瑞士美伊談判開始之前，雙方人員在一起寒暄。

中歐關系既關乎中國經濟，也關乎世界和平。中國一貫將歐盟視為團結的對象，至今仍持支持歐洲一體化的態度，期待歐盟更團結穩定繁榮。在這一立場下，中國盡可能照顧歐盟的情緒，給予其一些特殊關照。例如，在稀土出口管控領域，中國為歐盟開綠燈，這是美日難以企及的待遇。

歐盟對華貿易為何突然失速？

歐盟對華貿易逆差自2017年以來翻了一番，目前每日約達10億美元。歐盟將此歸咎于中國：指責中國政府補貼導致產能過剩，廉價產品沖擊歐洲產業。

歐盟對華貿易逆差實質上是歐洲自身競爭力下降的直接結果。有幾組數據可說明問題：2019年至2025年間，歐盟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由16.8%降至14.8%，下降兩個百分點；歐盟出口占中國進口總額的比重亦從12.8%滑落至10.3%。同期，中國進口總額增長47.2%，而歐盟對華出口僅增長17.6%，遠低于整體增速。

以上數字映出一個冰冷現實：歐盟全球競爭力下降，且未能跟上中國進口結構升級的節奏，自身產品供給與中國的需求出現錯配。

2025年，我國對歐盟的出口額增速高于對歐盟的進口額增速。

那么，歐盟產品為何失去競爭力？為何打不進中國市場？

首先，歐洲生產成本高企。比如最關鍵的能源方面，中國工業用電每度僅0.6至0.7元人民幣，而德國電價約為中國的四倍，天然氣價格亦高出兩三倍。高昂的能源成本直接壓制化工、金屬加工等基礎產業，使其喪失價格競爭力。在勞動力成本方面，去年德國制造業平均時薪達42歐元（約合325元人民幣），中國僅約35元。物流成本同樣偏高，歐洲鐵路標準不統一，跨境運輸效率較中國低30%以上，成本反而高出20%。多重因素疊加，導致歐洲產品在價格上無法與中國競爭。

研發投入落后。去年中國研發經費達5430億美元，歐盟為4900億美元，中國高出約十個百分點。創新領域，全球二十大互聯網企業無一總部設于歐洲。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機器人等賽道上，歐洲基本缺席，賽場上僅剩中美兩家。

《金融時報》只說對了一半

未來中歐貿易能否實現平衡？

目前，歐盟對中國的訴求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其一，擴大對華出口。具體產品分為兩類：一類是農產品，包括白蘭地、乳制品和豬肉。在中國對歐反制加征關稅前的2024年，這三類產品對華出口總額不足70億美元。因此，即便中方取消全部限制、徹底放開進口，相較于去年3000多億美元的逆差，也僅是杯水車薪。

另一類是工業制成品，歐洲希望中國增加空客采購。事實上，中國一直在購買，若要進一步增量，則需考慮如何平衡美國因素，同時兼顧商飛的發展空間。歐盟關注的醫療器械領域，若中方簡化審批流程，或有一定擴容可能。但整體來看，這些增量對扭轉貿易逆差作用有限。

中歐在經貿磋商機制下設立了貿易平衡板塊，在做法上類似中美貿易理事會。歐盟或許想像美國那樣通過這一機制獲得中方采購承諾。但兩者存在根本不同：中國進口美國大豆和玉米等農產品，是基于自身市場需求，只是采購來源的選擇；而歐盟面臨的核心問題，在于是否有能力提供中國市場真正需要的產品。貿易是買賣雙方你情我愿之事，無法強買強賣。歐洲的優勢產品在中國目前并無任何非關稅壁壘，能否擴大出口，最終取決于市場規律和消費者意愿與能力。

中國市場需要的東西，歐盟不賣；不需要的東西，中國不可能進口。如此，又怎能降低逆差？

通常而言，實現貿易平衡有兩條路徑：一是做減法，即削減中國對歐出口，歐盟曾主張此道；二是做加法，即擴大歐盟對華優勢產品出口，中方堅持這一方向，主張“向上平衡”。歐方最終同意了中方的建議，并將AI與綠色轉型列為新型合作重點。但這條路徑對實現貿易平衡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仍存疑問。

2024年11月23日，在西班牙巴塞羅那自由貿易區，嘉賓體驗中國汽車制造商奇瑞與西班牙埃布羅公司合資工廠的首款車型。

不過，在AI與綠色轉型這兩個確定的合作新領域，歐盟并不占優勢，相關合作對縮減逆差的作用有限。歸根結底，若歐盟不改革福利制度，不加大投資與創新投入，國際競爭力難以提升，大幅增加對華出口恐是空想。

中歐之間的“貿易不平衡”是結構性問題，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中國救不了歐盟，歐盟唯有自救——市場開放不足以拯救衰敗的歐洲制造業。自己生病卻指望別人吃藥，終究治不好病根。

歐盟的另一訴求是金融機構市場準入，如放寬外資保險、證券公司在合資企業中的股比限制。這一問題涉及中國金融市場開放全局，須統一規劃、統籌部署。開放的節奏與時點，不會僅因中歐談判而調整，更不可能為歐盟單獨開灶。

近年來，歐盟慣于將自己塑造為“受害者”，仿佛中國讓步是在“討回公道”、營造公平競爭環境。談判從來不是單行道，而是有予有取。中方對歐方亦有諸多訴求，例如要求歐盟為中企在歐洲投資興業提供開放、公平、可預期的營商環境。歐盟這種“補償式”認知將成為談判障礙，也注定其訴求難以悉數滿足。可以預見，飽受挫折感的歐盟不會甘于現狀，將持續挑起爭端，使中歐經貿摩擦常態化。

而更大的問題在于歐盟對中國的定義。

2019年，歐盟委員會為中國設定了三重身份：合作伙伴、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這三重定位依領域而分：“合作伙伴”主要體現在氣候變化、傳染病等全球性議題上，歐洲本質上是期望中國在全球議程中承擔更多責任、共同“買單”；“競爭者”聚焦經濟領域，大約七八年前，歐盟還視中國發展為機遇，但隨著中國經濟與科技躍升，中國已被明確視為競爭對手；而“制度性對手”則日漸成為歐盟對華政策的主導框架。

在歐盟看來，中歐在治理模式與發展體制上存在根本差異，即國家主導的政治經濟體制，與其自由市場與多黨議會制形成體制性競爭。歐盟擔憂中國的成功將削弱其制度在全球的吸引力，于是中國的發展被上升為對歐盟體制的挑戰乃至威脅。歐盟決心在這一博弈中勝出。

“制度性對手”這一定位，直接將中國推向歐盟的對立面，硬生生將合作伙伴變成對手。它以政治對抗為底色，用對抗視角審視雙邊關系，諸多經貿糾紛由此滋生。曾經被視為提升效率、防止戰爭紐帶的相互依存，如今被解讀為依賴乃至風險，“去風險”也就隨之提上日程。這正是歐盟拆除華為電信設備的邏輯所在。對中國關鍵礦產的依賴，在美國看來是國家安全問題，在歐盟眼中則既關乎國家安全，更構成體制性安全關切。

但若非敵對關系，又何來國家安全風險？

“制度性對手”的定位具有壓倒一切的優先性，以至于歐盟有時寧可犧牲經濟利益，也要堅守所謂政治正確與價值觀。中歐歷經七年談判達成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本可為歐盟提供前所未有的優惠條件，若如期批準實施，歐盟或許不至于陷入今日困境。

歐洲議會出于政治正確，凍結了該協定的審議進程。三年前，為尋求突破，時任中國駐歐盟大使傅聰曾建議，中方解除對歐委會若干議員的制裁，與此同時歐委會同步啟動協議審議。但如今中方制裁雖已解除，歐盟方面卻仍未松綁。

“制度性對手”的定位，決定了歐盟為維護自身制度優勢，會持續試圖削弱中國產業競爭力。對中國發起反補貼稅、設置市場準入限制，皆源于此。中歐經貿磋商機制雖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緊張，但無法從根本上化解矛盾。歐洲對華政策的意識形態化，將使中歐經貿摩擦持續存在。

中歐摩擦升級，沖擊何在？

中歐摩擦升級，可能對中國經濟帶來怎樣的沖擊？

目前，歐盟的限制措施大約覆蓋去年中國對歐出口的五分之一，總額超過1100億美元，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車和風電等領域。隨著歐盟相關法令逐步落地，尤其是未來《工業加速法》若獲通過，受影響的行業和產品范圍還將進一步擴大。

但天不會塌下來。就現階段而言，歐盟的矛頭主要指向高端制造，中國的中低端產品出口所受影響有限。若歐盟真將中國產品全面拒之門外，無異于自斷其路。

中國一貫支持一個強大、統一的歐盟，但這一立場在當前背景下，個人認為值得重新審視。

過去，合作是歐盟對華政策的主流取向。中方支持歐盟團結統一，既合時宜，也符合自身利益。而如今，布魯塞爾上空陰云密布，與華對抗情緒日益高漲。馮德萊恩領導下的歐委會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執意對華施壓，反而成為中歐合作的絆腳石。與中方發展友好關系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甚至，歐盟阻撓中國與其成員國之間的雙邊交往，將中國在雙邊關系上的努力曲解為“分而治之”的策略。歐盟似乎已決意前行。中歐維持友好合作，顯得有些一廂情愿，是時候丟掉幻想了。

如果說中國仍以“任憑你虐我千百遍，我待你如初戀”的姿態，執著于擁抱團結強大的歐盟，恐怕已不再合時宜。歐盟對華政策已變，中國的對歐戰略也必須隨之調整、主動應變。唯有如此，才能客觀回應歐盟對華重新定位的現實。

今后，我們應更多寄望于各成員國，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對成員國的工作中，深耕雙邊關系。當然，與歐盟機構仍應保持必要溝通，在仍具合作空間的領域繼續協作。在美國方向上，我們寄希望于民間和地方；在對歐關系中，亦應循此理。歐盟27個成員國利益各異，內部對華態度也多元不一。

當地時間2026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斯德哥爾摩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納加德舉行會談。

當然整體上，歐盟與華對抗的大趨勢難以逆轉。目前恐華情緒正在歐洲大陸蔓延，視中國產業為洪水猛獸的政客不在少數。在如此緊張的氛圍中，布魯塞爾的政客作出理性判斷愈發困難。今后《工業加速法》的具體內容或有調整，但通過概率奇高。一旦落地實施，將對中歐經貿關系造成系統性沖擊。

可以預見，中歐貿易摩擦會持續下去、甚至升級，歐盟鋌而走險的可能性亦不可排除。中國雖無意制造或擴大摩擦，但中歐碰撞無法完全避免，經貿前景不容樂觀。因此，我們亟須未雨綢繆，做好兩手準備，確保在變局中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