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派 | 翁獨健先生與蒙元史中國學派的構建

翁獨健先生（1906—1986），蒙元史、民族史專家，福建福清人。1928年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師從洪業、陳垣等史學名家，于1932年、1935年分別獲得學士、碩士學位；1935年赴美，1938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同年赴法深造。1939年回國后，先后在云南大學、北平中國大學、燕京大學任教，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長、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主任、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副所長。代表作有《〈新元史〉〈蒙兀兒史記〉愛薛傳訂誤》《斡脫雜考》《蒙元時代的法典編纂》《元典章譯語集釋》等多篇學術論文，學士論文《元田制考》、碩士論文《元代政府統治各教僧侶官司和法律考》、博士論文《愛薛傳研究》以及他主編的《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學術影響力。

翁獨健 資料圖片

20世紀30年代，面對國土被瓜分豆剖的嚴峻形勢，面對“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現實困境，以翁獨健、韓儒林、邵循正等先生為代表的一代蒙元史研究專家，在“蒙元史是一門世界性學問，但其研究中心一定要在中國”這一神圣學術使命的主導與引領下，依托中國自身學術傳統，不斷拓展新的研究領域，不斷完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為建構“蒙元史中國學派”展開了具有先導意義及典范意義的探索，并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加快形成具有鮮明特色和國際影響力的哲學社會科學中國學派，需要使命擔當，需要開放性的研究視野、創新性的研究方法、開拓性的研究領域；另外，也需要團隊建設，需要依靠和借助團隊集體的力量。事實上，創建任何一種學術流派，都需要由大批專門研究人才組成的團隊作為依托，學術組織工作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翁獨健先生在“蒙元史中國學派”團隊建設以及學術組織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 資料圖片

蒙元史人才培養與資料建設

1979年8月，中國蒙古史學會在呼和浩特成立。作為中國蒙古史學會首任理事長，翁先生在會上講話中明確指出：“當前從事蒙古史研究工作的主要是中年同志，對他們的培養提高是個現實問題。昨天戈瓦同志說，蒙古史研究所有十六名，內大有十至二十名，師范學院可能也有一些，加起來內蒙總的有四十人左右，全國還有一些，北京各院校還有一些。假使在85年以前把這些人培養出來，成為專家，那就了不起啊！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

1980年10月，元史研究會成立大會在南京召開。當選為元史研究會副會長的翁先生看到元史研究這支隊伍強干有力、人才濟濟，興奮地說：“元史領域哪有這么多人過？我感到形勢很好。有這樣的隊伍，前途是光明的！”在翁先生看來，更好地吸取過去元史研究的經驗和教訓，在全面繼承現有成果的基礎上更有效地從事創造性的學術研究，以期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深入系統闡釋蒙元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還需要付出長期、巨大的努力，開拓研究領域、提高科研水平、培養新生力量，需要進一步提倡依靠集體力量，加強配合，以完成一些規模較大的學術任務。

翁先生曾多次提出，要依靠集體的力量積極建設資料中心。研究中心的成立，除了需要配備數量多、質量優的專門研究人才之外，同時也需要豐富的研究資料，需要建設好自己的資料中心。凡涉及蒙古史的研究資料，包括其他文字的資料，要逐步做到應有盡有。這首先需要做好有關蒙古史研究的書目工作。此外，翁先生還特別注意學術成果、翻譯成果的出版工作，以不斷充實自己的資料庫。在1962年紀念成吉思汗誕辰800周年的出版座談會上，翁先生提出了組織全國力量翻譯整理10種蒙古史史料名著以及10種蒙古史史學名著的計劃，會后正式向商務印書館提交了書目名單。

正如翁先生強調的：“如果我們有了專家隊伍，有了資料中心，有了出版中心，那時候，你不用掛牌子，自然而然就是世界中心了。”

集體編寫蒙元史研究工具書

1984年，在給南京大學歷史系元史研究室編的《元史論集》寫的前言中，翁先生明確指出：“假如我們能夠用集體的力量來編一部元史研究史，對今后的工作很有必要、很有好處。蒙元史的研究是世界性的學問，國內外這方面做了不少研究工作。那么，我們再往前走，必須看看前人做了些什么事，有哪些成績。很有必要！”

翁先生進一步指出，李思純在1926年出版了一本名為《元史學》的書，對當時的元史研究有一定幫助。然而就當時標準來講，這本書也還不是太全面、深入。自此有必要用集體的力量把國內外各方面的情況總結一下。從中國方面來說，可以從屠敬山做起。假如能夠把屠敬山的元史學及其貢獻總結出來，并以此類推，把其他專家的研究成就都給予總結，就可以寫一部國內的元史研究史。當然，也可以就某些問題和某一部書來進行總結。這樣做很有必要，對當前和今后的研究工作，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翁先生還特意提出，有無可能用集體的力量編一部《元史辭典》出來。當然，這部著作的內容要比《中國大百科全書》中的元史條目和《中國歷史大辭典》中的相關詞條要詳細得多，各方面應當包括的條目都要包括進去。不管人物、制度、典籍等，一查就出來。如果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國內就可以有一部很好的元史研究工具書，對于推進國內的蒙元史研究、建設中國的蒙元史研究中心都會有重要的助推作用。

長期以來，翁先生一直關注蒙元史研究相關目錄、書目與索引等的編纂工作。一方面，他密切追蹤國外學界的積極推進，對美國學者編寫的《蒙古書目》、日本京都大學編寫的《元史語匯集成》等國外學界業已取得的代表性成果表示肯定與贊賞。翁先生認為，盡管《元史語匯集成》本身有一些缺點、遺漏乃至錯誤，但對于我國的《元史》點校工作之順利進行是有著重要幫助作用的。另一方面，他也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蒙元史研究目錄、書目與索引等編纂工作的積極展開給予了高度認可與新的期許。他認為，南京大學歷史系編出的《元史論著目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陸峻嶺編寫的《元人文集篇目分類索引》是很好的開端，希望以后能夠在此基礎上，大力依托團隊集體力量，進一步推進蒙元史研究目錄、書目與索引等多項編纂工作的深入，由此不斷提升國內蒙元史研究的世界水平。

主持中華書局版《元史》點校工作

20世紀70年代的《元史》點校工作，最重要的特色在于，這項工作是老專家與中青年學者合作，依靠集體協作完成。《元史》點校工作本身，就是學術組織、人員培養以及研究團隊和研究梯隊建設的重要內容與體現。

《元史》中華書局點校本于1976年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第一卷卷首“出版說明”指出：“《元史》的點校，由翁獨健同志主持定稿。擔任點校的有亦鄰真、周清澍同志。邵循正同志也參加過列傳部分的點校。”《光明日報》1978年6月1日“史學”專刊，發表了一組題為《〈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感想和體會》的文章。其中，翁獨健先生和亦鄰真、周清澍分別撰文對整個元史點校工作進行了總結和回顧。

另據曾經親身參與此項工作的周清澍回憶，1971年夏，在中華書局組織下，翁獨健、邵循正兩位先生分別負責點校《元史》之中的《紀》《志》和《表》《傳》。1972年春，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室在呼和浩特集體參加復審和校勘工作，參加人員有亦鄰真、余大鈞、金啟孮、黃時鑒、衛慶懷、智天成、葉新民、金峰、包文漢、周清澍、胡鍾達、郝維民等，1973年春初步工作結束。1973年4月，亦鄰真、周清澍、周良霄一起到中華書局為全書校勘記定稿而工作。同年冬，周良霄、周清澍被借調，只有亦鄰真一人留在中華書局，一直堅持到1976年，同翁獨健先生、責任編輯姚景安一起，完成了全書校勘記的撰寫、審定及全書清樣稿的多次校改。校勘底本和參校本的選定，史源的追溯與有關史料的參校，多種考證方法的采用，借助譯語復原的大量校勘成果等諸多針對《元史》而采取的獨特點校范式與方法，均是在翁獨健等前輩先生的指導下，群策群力，在討論商量的過程中提出并付諸實施的。整個《元史》點校工程，翁先生一直參與其中，是整項工作的主要領導者、實際組織者與全程參與者，為《元史》點校這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國家級學術工程作出了杰出貢獻。

就《元史》點校工程而言，除了取得《元史》點校本刊布發行這一重要成果之外，以亦鄰真、周清澍等為代表的一大批當時尚為中青年才俊的蒙元史學者正是通過參與完成《元史》點校這個集體攻關項目，在翁獨健先生等前輩學者的指導和引領下，逐步成長為獨當一面的蒙元史研究專家，“蒙元史中國學派”之構建得以后繼有人。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于世 華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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