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論歷史哲學觀何以可能？

記者 李勇強

由劉云龍博士撰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6年出版的《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以思想史為書名，致力于揭示文化、政治、經濟變遷相互糾纏、相互生發的歷史過程，可以稱為中國社會思想史。同時，該書的副標題是“基于智仁勇精神的存在論歷史哲學觀”，凸顯歷史哲學視角。本文聚焦該書的存在論歷史哲學觀，就其必要性、理論性、體系性、創造性展開評述。

一、引言：文化論、知識論、存在論史學觀辨析

理解歷史變遷，主要有三個視角：文化論、知識論、存在論。

中國傳統的文化論（風俗論）史學觀，重視文化風俗變遷，以生態觀、時間觀為哲學基礎，揭示歷史變遷的連續性、不易性，凸顯歷史變遷的正統性、文化性，但是遮蔽歷史變遷的政治性、經濟性、力量性，重道德不重力量，重文化不重制度，重是非不重強弱。

西方近代的知識論（制度論）史學觀，重視政治經濟變遷，以實體觀、空間觀為哲學基礎，揭示歷史變遷的斷裂性、變易性，凸顯歷史變遷的進化性、公理性，但是遮蔽歷史變遷的文化性、精神性、往復性，重力量不重道德，重制度不重文化，重強弱不重是非。

相對而言，文化論視角凸顯不易思想，知識論視角凸顯變易思想。整體而言，二者皆是決定論思想，前者代表文化決定論、道德決定論，后者代表制度決定論、力量決定論。二者皆忽略歷史變遷的創造性、未濟性。

《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立足知識論，通達文化論，發展存在論。該書以簡易觀融通不易觀與變易觀，以文化精神統括文化與制度，以文化精神變遷統括文化變遷與制度變遷（政治變遷和經濟變遷）。該書認為，歷史變遷猶如人之自由行走，文化論聚焦左足（理想性），知識論聚焦右足（現實性），存在論聚焦歷史變遷的主體之人，兼顧左右兩足。

二、何以必要：知識論史學觀危機與存在論史學觀出場

存在論史學觀的出場，是對知識論史學觀的超越。知識論史學范式的主要缺陷在于混淆“存在”與“存在者”，將動態化、整體化、生態化的歷史存在，斷裂和凝固為靜態化、結構化、對象化的存在者，其理論困境在于本體論、史學觀、方法論三個維度。

一是以存在者取代存在，以顯取代隱。知識論史學范式將歷史視為外在的客觀對象，聚焦制度變遷，導致歷史研究只見器物、制度，不見精神、人文；人不是歷史變遷的主體，只是載體、工具而已。二是以線性進化否定生生之易，背離歷史真實。知識論史學范式依托科學史觀、進步史觀，將歷史變遷描繪成從落后到先進、從傳統到現代、從東方到西方的單向演進過程，否定歷史變遷的曲折性、多元性、未濟性，無法解釋興衰交替、治亂循環的歷史過程。三是以實體觀取代生態觀，凸顯空間量化，否定時間綿延。歷史變遷是文化變遷（學派）、制度變遷（政治經濟）、社會變遷（風俗）的生態整體，雖然人文精神、價值觀念、社會風俗等因素隱而不顯，卻是驅動歷史變遷的內生動力。知識論史學范式片面追求量化精準，割裂歷史變遷的整體性、生態性，導致歷史闡釋碎片化、表層化。

《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 劉云龍 |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26年5月

《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建構的存在論史學觀，理論特點同樣在于三個方面：一是區分存在者與存在，將文化、政治、經濟視為現象，視為存在者，將文化精神、智仁勇精神視為存在，以文化精神變遷統領文化變遷、制度變遷。二是歷史變遷的主體在人，人是歷史性-現實性-未來性（創造性）、智-仁-勇、文化性-政治性-經濟性的統一，自由之人在于智仁勇精神圓滿具足。三是歷史變遷的途徑在于實踐，自由之史在于智仁勇精神的社會實踐（馬克思）、精神外化（黑格爾）。智仁勇三德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導致歷史變遷高高低低，起起落落，中國如是，西方如是。

三、何以奠基：智仁勇精神與生生精神結合的本體建構

哲學家、哲學史家張立文先生在該書的序言中指出：“劉云龍同志將智仁勇精神界定為人類文化精神的代表，以文化精神變遷統攝文化變遷、制度變遷、經濟變遷，并且將智仁勇精神與‘《易》之三義’創造性地結合起來，通過充分融通《周易》《中庸》，《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的文化哲學思想、歷史哲學思想充實而飽滿。”

確實，該書立足中國文化，萃取《周易》生生精神的宇宙本體與《中庸》智仁勇精神的人文本體，融通中國心性認識論思想與西方存在論哲學思想，以本體論建構回答存在論歷史哲學何以成立的核心問題。

在《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當中，仁代表德性、不易之道，智勇代表理性、變易之道，智仁勇匯聚代表簡易之道、力德之道、文質之道，實現德性與理性、不易與變易、德與力、文與質的通達。于是，智仁勇精神成為歷史變遷根源。人類歷史上的文化變遷、制度變遷、社會變遷，本質上都是智仁勇三德充盈失衡、分合消長的外在顯現，亦即文化精神的外化。

而且，該書將中國歷史變遷區分為7個文化政治經濟周期，西周時期仁生智勇，隋唐時期智勇興仁，智仁勇三德充沛，文化政治經濟一齊繁榮，成為兩座高峰。兩漢時期智勇勝仁，兩宋時期智仁奪勇，智仁勇三德尚未圓滿；其他時期，三德流失，導致文化失范、制度失序、貧富失節。可見，存在論史學觀克服了知識論史學觀的根本缺陷，讓歷史研究回歸存在本身。

該書凸顯《周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太和思想，將差異性、多元性、未濟性視為世界歷史圖景第一性即“各正性命”，將秩序性、統一性、既濟性視為第二性即“保合太和”。該書認為在差異性遍布的現實世界可以通過無限的開放性、通達性建設和諧性無限的理想世界，關鍵在于世人的智仁勇精神圓滿具足。

《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凸顯《周易》的生生精神，將歷史變遷視為生生不息的歷史生成、文化生成、制度生成過程，既反對“歷史終結論”（福山）、“文明沖突論”（亨廷頓），又反對“歷史進步論”。該書以“易之三義”區分歷史變遷的三條路徑：仁德主導的不易之道，維系文化傳承與社會秩序；智勇主導的變易之道，推動制度革新與社會發展；智仁勇圓滿的簡易之道，實現傳承創新、繼往開來、富強文明。三條路徑相互交織，完美闡釋歷史變遷的復雜性、未濟性、辯證性。

四、何以建構：存在論史學觀的方法論體系與闡釋原則

縱觀《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可以發現存在論歷史哲學觀有“四法”，“四法”代表方法論體系與闡釋原則。

一是以文化精神變遷統攝文化變遷、制度變遷。通過對智-仁-勇、不易-簡易-變易的結構分析，文化精神成為打開中國文化、中國制度黑箱的“金鑰匙”。該書首先凸顯儒釋道三教內部源遠流長的思想流變，儒家三系為孟子、孔子-子思子、荀子，道家三系為老子、莊子、黃老道家，中國化佛教三系為華嚴宗、禪宗、天臺宗；然后凸顯儒釋道三教之間穿針引線的思想會通，既有荀學思想與黃老道家思想的通達，又有《中庸》《莊子》《六祖壇經》的通達。

而且，該書凸顯制度變遷背后的歷史綿延，魏蜀吳三國代表治理東漢末年士族政治異化的三種模式：曹魏變易，蜀漢簡易，孫吳不易。魏蜀吳三國既代表《中庸》智仁勇精神的一分為三，又代表《周易》生生精神的分道揚鑣。從三國到隋唐，存在交替進行的兩條演化路徑：一是孫吳-魏晉（曹魏、兩晉）-南朝（南梁除外）-北魏-東魏的制度綿延，以九品中正制綿延兩漢士族政治；二是蜀漢-前秦-南梁-西魏-北周-隋唐的制度綿延，以選賢任能、法律之治更化兩漢士族政治。對此，該書指出：學派是名，文化是名，制度是名，智仁勇精神是實，文化精神是實。

二是樹立以源觀流、以母知子的通史觀。首先以《周易》作為文化變遷源頭，以西周作為制度變遷母體。然后通過智-仁-勇三德、不易-簡易-變易三途，揭示歷史變遷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此法避免以今觀古、以西化中的弊端。

三是由制度變遷轉向制度生成。知識論史學觀重視制度變遷，凸顯制度理性。存在論史學觀重視制度生成，凸顯制度德性，將制度視為理性-德性、變遷-生成的統一體。

四是智仁勇精神日生日成。思想家王夫之認為，“性日生日成”，反對先驗的人性；劉云龍博士同樣反對先驗的精神，認為智仁勇精神日生日成，既有仁生智勇、大仁大德的順理成章，又有智勇興仁、豪杰成圣的無限可能。可見，存在論歷史哲學觀的深刻洞見在于挺立人的歷史性-現實性-未來性三位一體。

因此，存在論史學觀要求研究者放下主觀成見、現代視角、西方標尺，讓文化變遷、制度變遷、風俗變遷，回到其時其境，“是其所是、如其所是”，凸顯歷史生成的自身邏輯。可以說，存在論歷史哲學觀的“四法”，推動歷史哲學“哥白尼革命”。

五、何以超越：存在論歷史哲學的范式革新與理論突破

經濟學家樊綱先生在該書的序言中指出：“很可以將這本‘思想史’，當作中國幾千年文化、政治、社會與經濟相互關系的‘百科全書’來讀，對我們自己身處的歷史漩渦，有一更全面的理解。”

確實，該書將存在論經濟哲學、政治哲學、歷史哲學、文化哲學打成一片，融為一體，構建文化-政治-經濟三位一體的歷史闡釋框架：既有文化-政治-經濟三者的橫向通達，又有歷史-現實-未來三者的縱向綿延，而且有文化政治經濟變遷即歷史變遷的縱橫交錯。

該書根據文化-政治-經濟三者的相互關系，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形態進行四分：一是文化政治經濟學思想，融通文化-政治-經濟，旨在富強文明，萬世太平，以孔子、子思子、陸贄、杜佑、葉適為代表。二是政治經濟學思想，去文化，旨在富國強兵，重視富強，以管子、墨子、荀子、韓非子、賈誼為代表。三是文化經濟學思想，去政治，去經濟，旨在公平正義，重視文明，以孟子、董仲舒、程頤、朱熹、陸九淵為代表。四是經濟學思想，去文化，去政治，旨在國富，重視效率，以老子、司馬遷、柳宗元為代表。該書從理論和歷史兩個維度，論證文化政治經濟學范式的理想性。

可見，文化政治經濟三者構成動態、有機的歷史生態系統，既不存在脫離文化與政治的純粹經濟活動，又不存在脫離理財聚人的空洞文化政治敘事。因此，存在論哲學實現歷史研究從碎片化拆解到整體性闡釋的根本轉變。

六、何以致遠：存在論歷史哲學的學術價值與時代意蘊

《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建構的存在論歷史哲學，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重要標志性成果，實現歷史研究從“對象化認知”到“存在論感知”、從“進步敘事”到“生生闡釋”、從“結構化分析”到“整體性把握”、從“西方依附”到“本土自主”的重大轉型。不僅重構中國社會思想史的闡釋體系，激活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生命力，建構一套扎根中國歷史、適配中國實踐、對話全球學界的原創性歷史哲學范式。

在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人類文明多元共生的新時代背景下，存在論歷史哲學為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提供全新的底層邏輯與研究范式，為重新認識中國歷史、解讀中國發展、傳播中國智慧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