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假供述成因中的情境狀態及其可控性分析

一、虛假供述可控性與審訊方法

非法的審訊手段本身充滿了非人道的色彩，與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訴訟理念相違背，不利于司法誠信，通過這類審訊手段所取得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極有可能是違背其自由意志而作出虛假供述。

雖然這類非法審訊手段都是虛假供述的助推因素，但它們各自對虛假供述形成的作用有所不同。

如刑訊逼供和威脅分別在審訊對象的身體和心理上制造壓力，使其處于不能解脫的重壓情境之下，可以稱為壓力源型的審訊方法；而如引誘、欺騙和不合理暗示許諾等審訊方法并不是使審訊對象產生虛假供述動機的壓力源，它們是在壓力源作用基礎之上，以誘導暗示等方式強化審訊對象的供述動機，使其更傾向于作出虛假供述，可以稱之為誘導型審訊方法。

1．壓力源型審訊方法

國內學者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我國發生的50起刑事錯案統計分析表明，錯案中存在“被告人虛假口供”有47起，占94％。

在這50起刑事錯案中，4起案件已經法院或檢察院正式認定存在刑訊逼供的情況，占8％；43起案件雖未經法院或檢察院正式認定但是可能存在刑訊逼供的情況，占86％。

可以說，包括刑訊逼供和威脅在內的非法審訊方法是形成虛假供述的重要助推力。

當一個無辜的人被懷疑有罪時，他們的反應往往會是強烈地自我辯解，并會對律師“請保持沉默”的建議感到反感，在他們看來，只有真正有罪的人才會保持沉默來掩蓋所犯罪行。

而審訊人員會將這種自我辯解視為“不老實”的表現，對其進行肉體上的折磨或是精神上的威脅，而且辯解得越久，羈押的時間也會越長。

他們意識到繼續否認并不能辨明自己的無辜，加之，長時間的審訊已經使他們的理性分析能力減弱，精神陷入低迷狀態，在封閉的審訊空間里，無助的感覺甚至使他們產生向正在追究其罪行的審訊人員求助的動機。

原有的“堅持辯解將會無罪，供述將會承擔罪責”的信念漸漸動搖，并產生了擺脫當前壓力情境的強烈需求，他們喪失了對長遠后果的理性考量，被迫做出虛假供述。

2．誘導型審訊方法

無辜的人在壓力源型審訊方法的作用之下，產生了擺脫審訊壓力的需求，與之相比，誘導型審訊方法針對的審訊對象不僅有擺脫審訊情境的需求，自身可能還存在著特定的需求，比如說年輕的媽媽想要回家照看自己的孩子，吸毒人員想要盡快結束會見等等。

誘導型審訊方法主要有引誘、欺騙、不合理暗示和許諾等。

關于引誘，引誘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審訊人員以短期附帶利益誘惑，審訊人員假意許諾審訊對象：如果供述，將滿足其相應的需求。

另一種是審訊人員以引導的方式提問，使審訊對象依其推定和假設作出虛假供述。

關于欺騙，并不是所有具有欺騙成分的審訊方法都可能產生虛假供述，其中虛構證據是導致虛假供述的主要欺騙方法，包括虛構實物證據、虛構證人證言、虛構測謊結果等，由于證據是審訊的主要依據，有罪的審訊對象往往會依此作出虛假供述的抉擇，這也與筆者對發生在美國的80起存在虛假供述的刑事錯案統計分析結果相一致：其中有37起（46.25％）存在不充分的或不適當的物證，有23起（28.75％）存在虛假的目擊者證言。

關于暗示和許諾，雖然法律并沒有明文禁止這兩種審訊方法，但是不合理的暗示和許諾勢必會對審訊對象產生不良影響。

在使用暗示方法時，如果審訊人員對案情存在錯誤認識，暗示性強的提問方式可能會引導審訊對象作虛假供述；在使用許諾方法時，如果審訊人員給予審訊對象超越法律限度的許諾，如免于羈押或者免于刑事責任，在審訊的壓力情景下，審訊對象極有可能被誘導作出虛假供述。

此外，合理化策略亦可能成為虛假供述的誘發因素，對于無辜的人，審訊人員使用合理化策略為審訊對象在道德上尋找開脫的理由，使其對犯罪的道德責任減弱，扭曲其認知，在這種“道德誘惑”下，更容易誘發其虛假供述的動機。

無論壓力源型審訊方法和誘導型審訊方法，都是導致虛假供述的外部誘因，與審訊對象的個體狀態中各因素相比，具有更強的可控性，但要實現對這些非法或不合理的審訊方法的有效控制，仍面臨著一些困境：

（1）控制對象不夠明確，即如何把握威脅、引誘、欺騙的限度，如何限制暗示和許諾方法的外延。

（2）控制手段不完善，如對審訊過程缺少必要監督，對非法審訊方法取得證據的審查不力，證據排除程序的證明責任不明確等。

雖然新刑訴已經將刑訊逼供、威脅、引誘、欺騙明文和其他非法方法規定為禁止使用的取證方法，亦為之設定了“自由意志”標準，但對一些游走在法律邊緣的審訊策略方法仍缺少程序規制，如暗示和許諾等方法，這些問題將是虛假供述防控機制設計的重點。

二、虛假供述可控性與審訊人員

1．審訊人員的人權觀念

刑事審訊實踐中之所以頻頻出現刑訊逼供、暴力威脅等非法取證行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審訊人員的人權保障觀念不強，沒有足夠重視審訊對象應有的訴訟權利甚或起碼的人格尊嚴，而是將之作為獲取證據的一種便捷手段。

人權保障理念要求審訊人員在刑事審訊中應當堅持“無罪推定”原則。然而實踐中，審訊人員在審訊中不可避免地帶著強烈的有罪推定的思想對待審訊對象。

這種有罪推定產生的強烈懷疑使得審訊人員更注重證實該懷疑，而忽視了無辜者的辯解，忽略了對案件相關信息的審查判斷，而這些辯解和信息卻是排除嫌疑的關鍵。

審訊人員對審訊對象基本人權的漠視和有罪推定的高度懷疑，促成了供述的扭曲和變質。

正如有學者所言，“虛假供述始于懷疑，不是證據讓人產生確信，而是懷疑吸引證據最后自我實現”。

2．審訊人員的認知偏見

偏見是社會影響力的產物，在人們有能力或有意愿去抵制某些社會影響時，偏見就已經存在于他們的思想里。

偏見是針對目標客體的一種習得態度，通常涉及消極情感、厭惡或恐懼，以及支持這一態度的一系列消極信念，和回避、控制與支配那些目標群體內個體的一種行為意向。

偏見常常是一種基于有限信息的預先判斷，這種預先判斷使得態度變得毫無根據和非理性。

正如前文所述，審訊人員對不同種族的人的偏見或是某種刻板印象導致了審訊人員在審訊中存在認知偏見。

事實上，審訊人員對審訊對象不僅有種族上的認知偏見，還包括民族偏見、宗教偏見，甚至對一些異類群體都會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見。

正是由于這類認知偏見和刻板印象的存在，審訊對象作出的與之相反的辯解會使審訊人員產生某種程度上的認知不協調，審訊人員則會更加注意支持自己先有觀點的信息，而忽略有悖于自己觀點的信息。

審訊中的認知偏見不利于審訊人員全面收集審訊對象的有罪和無罪證據，而且審訊人員的證實偏差也會導致其在不確定事實上作出有偏見的認知，而忽視與之同等重要的證偽路徑。

這無疑增加了審訊對象虛假供述的可能性。

3．審訊人員的審訊能力

心理學家津巴多等人認為，虛假供述從本質上來說，是審訊人員無能甚至惡意的結果。

審訊能力不僅包括審訊人員善于使用審訊策略方法獲取有罪者的供述的能力，還應當包括對審訊程序規范的遵守和對虛假有罪供述的識別能力。

一方面，如果審訊人員不能夠掌握并有效利用法律程序規制范圍內的審訊策略方法，那么審訊時常會陷入不必要的僵局之中，承受在審訊難以突破的重壓之下，審訊人員可能會采用一些非法但快捷的審訊手段；

另一方面，虛假供述并不完全是由于不當審訊手段的使用而導致的，有些虛假供述可能是由于供述者內在動機唆使其主動做出的，如包庇頂罪。

因此，審訊人員必須具有通過供述與其他證據存在的矛盾或供述本身存在的矛盾識別虛假供述的能力。

任何一方面能力的欠缺都可能將虛假供述最終送入法庭。

三、虛假供述可控性與審訊環境

一般來說，審訊環境是指從不同層次上影響訊問雙方心理狀態變化的物理條件，包括環境空間的大小、顏色、形狀、裝飾、照明、氣味、溫度、時間、音響和審訊人員的年齡、外貌、衣著等內容。

審訊環境的設計不僅應注重壓力氣氛的營造以促進審訊對象供述動機形成，還應當盡可能地減少壓力氣氛下對特殊審訊對象的不良影響。

在羈押審訊中，一定程度的“內在強制”是普遍存在的，這種“強制力”來源于三方面的壓力：審訊環境本身，羈押隔離造成的壓力和審訊對象對權威服從。

審訊環境的自然特征可能會提升審訊對象的焦慮、恐懼和生理緊張，加之對環境的不確定和缺乏控制，多數審訊對象的理性判斷能力會被削弱，尤其顯著的是，對于一些特殊群體，如未成年人、智力障礙和精神病人，出于對警察權威的崇敬和取悅他人的動機，更傾向于迎合審訊并順從審訊人員的意思作出虛假供述。

因此，在虛假供述防控機制設計的過程中，一方面應關注審訊環境的整體設計，以便于營造適當的壓力情境，另一方面則應加強對特殊審訊對象的保護，在審訊該類群體時，適當降低可感知的壓力，如減少使用手銬等約束性警械以避免超壓審訊。

來源：中國人民大學。作者：楊林。文章僅供參考，如需引用，請以正式文件為準。如有問題請及時聯系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