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先生去世了,55歲。回看2018年中美貿易戰,這位某券商首席經濟學家拋出的"投降論",如今讀來只剩一聲冷笑。但細細分析,他和那些公知沒什么兩樣——診對了病癥,卻開了一劑致命的錯誤藥方。
高先生是個成年人,四五十歲的人了,人生經驗不會告訴他"軟弱換尊重"這種童話。但他還是提出了投降的建議,為什么?因為他的屁股是歪的,他就坐在美西方那頭。
跟當年汪精衛差不了多少,他是在替美西方PUA中國:"你搞不贏的,那還搞什么?投降吧!"背后是什么?是他的利益。他所有獲得的利益和未來的利益都源自于美西方,討好美西方最符合他的利益。他何曾替中國想過?何曾對中國人有過感情?這樣的人,我只呵呵。
事實證明他的判斷是荒唐的。我們的產業鏈完整,出口沒有受到影響。關鍵是中國沒有讓步放棄高新技術產業——看看美國的談判清單,如果我們讓步,就不會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天。
高先生成長于中國相對落后的年代,親歷了改革開放帶來的巨變,卻把這種巨變錯誤地歸結為"美西方的恩賜"。他們對中國的不自信,深入骨髓。 所以當美國翻臉,他們比美國人還慌,比美國人還急——他們覺得天塌了。
論本心,他或許不是漢奸,但這種人比漢奸更可惡。利用自己極高的影響力,在關鍵十字路口引導國家做出荒唐選擇。 他的這些判斷已經不只用對錯來衡量了,只能用荒唐和可恥來形容。
我們是十四億人,是世界一極,俄羅斯、伊朗、巴西這些各個文明的頂梁柱,哪個不是想被美國吃干抹凈?說到底跟美國合作只是暫時的,各取所需,最終是要一決高下的,而且我們有這個實力。如果看不懂這個大勢,就沒資格上來指手畫腳。
高先生不僅低估了美國人下狠手的決心,更是低估了中國人自己艱苦奮斗的決心。毛主席早就說過一句大白話:以斗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 對老美存在幻想是致命傷,單方面的退讓,最后就是退無可退。
現在國內受西方經濟學毒害的人不少啊,這些人以后會壞大事的。看看伊朗就清楚,最后只有放開手腳打起來,反而咸魚翻身變主動了,如果一味妥協,伊朗怕是離死更近了。
高先生被洗腦了——他認為美國真的基于規則,或者說他不知道這個規則就是"美國優先"。所以中國往上走,一定被遏制。這種白人至上的思維被灌輸了幾百年,自卑可以理解,但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在關鍵歷史節點傳播這種自卑,就是犯罪。
美國政界和智庫當時已經統一態度,對華遏制勢在必行,國內早期卻低估了局勢的嚴峻程度。 高先生提出重大隱憂:倘若多邊貿易體系瓦解、全球產業鏈割裂,對外會造成出口受挫、技術合作受限,產業升級阻力加大;對內市場化改革動力減弱,利益集團約束力增強,長遠發展會面臨較大阻礙。關稅增減只是短期問題,守住全球化多邊秩序才是我國長久利益。
這套說辭看似理性,實則糊涂。他和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認為不該招惹美國,在美國面前要謙遜,要滿足美國的任何要求。但他們忘了一個根本事實:不是中國招惹美國,是美國要打斷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 除了應戰,沒有別的出路。后來高先生自己也不得不反思,但傷害已經造成——在最關鍵的時刻,他的投降論給輿論場制造了混亂,給決策者施加了壓力,給年輕人灌輸了恐懼。
2025年的第二次全球貿易戰,把一切都攤在了陽光下。當全世界多數國家在美國關稅大棒面前紛紛下跪,只有中國選擇了不跪。新能源汽車橫掃全球,太空探索穩步推進,芯片突破封鎖,人工智能震驚世界,創新藥進入收獲期。那些勸年輕人"洗洗睡了"的人自己先睡了,而被警告"這輩子完了"的年輕人,正在書寫屬于他們的時代。
投降派的經濟學家們,此刻怕是已經氣急敗壞、后悔莫及。 2018年的局勢等于半開卷考試,答案就寫在墻上,他們硬是答了個不及格。不是能力問題,是立場問題;不是判斷失誤,是骨頭軟了。他們的膝蓋上長了彈簧,一見到美國的壓力就條件反射式地彎曲。
歷史是最好的裁判。高先生們的悲劇,不在于壽命長短,而在于他們至死都沒能明白:中國人的脊梁,從來不是靠別人扶起來的,是自己一根骨頭一根骨頭長出來的。對投降論者,只有一個字——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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