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我的家鄉有2000多年歷史

西壩遺址出土云紋瓦當。圖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金國林（左）在西壩遺址現場。受訪者供圖

西壩遺址出土鋪地磚。圖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開欄語

　　四川48.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從不缺少歷史的厚重。截至目前，四川已擁有不可移動文物6.5萬余處，居全國前列。日前，第十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公布，再次為這份厚重的家底添上新章。
　　即日起，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推出蜀地“保”藏專欄，聚焦四川第十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背后的考古故事，聽考古人講述，如何用手鏟與頭腦，從泥土中挖掘出歷史的真相；如何在荒野與城市間，守護巴蜀大地的文化脊梁。

　　清晨6點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金國林已經抵達位于綿陽市梓潼縣的西壩遺址。他蹲在探方邊，手鏟刮過一層層泥土剖面，在他旁邊是探掘工滕杰臣。他們盯著面前土地，時不時討論一下。太陽還沒完全露臉，他們要趕在暴曬和高溫來臨之前，完成上午的工作。在這里，他們要找的不是金銀寶藏，是墻——一堵2000多年前的城墻。而在此之前已經有大半年，探鏟打下去，什么也沒有。
　　西壩遺址考古隊長期在這里開展工作。為了找到古城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們花費了兩年時間。
　　5月22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印發《關于公布第十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及部分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更名的通知》，其中20處古文化遺址都由考古成果轉化而來，梓潼西壩遺址也在其中。經過考古發掘，西壩遺址的重要性已經明晰：經初步判斷，遺址范圍約3平方公里，連續的、深厚的文化堆積，意味著這片區域有自漢代以來多個朝代的繁華埋在地下。

西壩遺址年代被定在漢代
處于“坡去平來”的關鍵位置

　　西壩遺址發現時間較早。20世紀80年代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時，遺址北部就被認定為文物點，當時定名為“梓潼故城遺址”。此后，當地修房時不斷發現木構墓、磚石墓及陶器、銅器等。雖然當時遺址的存在已為人所知，但其類型與重要性始終不夠清晰。
　　2012年至2013年，為配合當地蓮枝水廠建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李萬濤帶隊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清理出9座陶窯，出土了鋪地磚和瓦當等高等級建筑材料。這些遺物并非普通建筑所有，專家們據此判斷，此處極有可能是廣漢郡治所在，遺址年代被定在西漢早期到東漢初期。
　　為何選定西壩遺址作為發掘對象？一方面，此前的發現已為“廣漢郡治”提供了重要線索；另一方面，據晉代常璩《華陽國志》記載，廣漢郡在蜀郡以北，戰略地位重要。而西壩遺址恰好位于古金牛道邊上，正處于“坡去平來”的過渡地帶——往北是崇山峻嶺，毗鄰劍閣縣，往南是淺丘平原、經綿陽直抵成都，地理區位關鍵。

“軟硬不吃”的遺址
探鏟打爛了好幾根

　　據金國林介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以下簡稱“省保”）的評選，一是參考遺址價值，二是考察其保存情況。西壩遺址漢代遺存上還有唐宋、明清時期的堆積覆蓋。即便是堆積較淺的地方，距地表也有一米左右，因此現代人生活生產的擾動較小，保存情況較好。
　　但恰恰又是因為這個“優點”，讓考古人發掘時撓破了頭。
　　在接到西壩遺址的考古工作后，金國林面臨的第一項任務就是找城墻，這是城址考古工作的第一步。因為只有找到城墻，才能明確該遺址是個城址，進而勾勒出城址的輪廓、厘清城內結構布局。“但是漢代地層上方堆積層極厚，淺處一米多，深處可達五六米。”作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資深考古探掘工，滕杰臣當時也在西壩遺址工作。由于堆積太深，一人一天用探鏟只能打兩個探孔，探鏟都“打爛了好幾根”。與此同時，由于梓潼縣的地下水位高，堆筑的城墻埋藏較深，被地下水一泡，硬度下降，難以和周圍的土壤分辨開。地表找不到明顯跡象，遺址面積又大，導致金國林和其他考古隊成員都很迷茫。而這種“軟硬不吃”的遺址，只有靠考古人的耐心和專業去破解。
　　當地老百姓一直把遺址北側那條土埂（現在為村道）叫作“城墻干”。地名是活的“化石”，我們推測，這種古地名肯定是有它的意義的”。考古隊初步推測，這段“城墻干”很可能對應的就是古城北城墻的殘存。經過解剖發掘，考古隊的推測被證實。
　　相較于找到北城墻的“有跡可循”，東城墻的發現則更多依賴于專業經驗的積累和判斷。
　　“東城墻發現的關鍵，靠的是對古河道的識別。”金國林說，“古河道淤泥很深，土質跟生土、文化層區別明顯，鉆探時容易辨認。”考古隊花了大量精力把地下古河道的走勢和范圍勾勒出來。
　　繪制完古河道分布圖后，專業經驗便開始發揮作用。“古人修城多依山傍水，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作為防御屏障。”金國林解釋，“因此我們當時推測，城墻極有可能就緊貼著古河道的內側或邊緣修建，應不會離得太遠。”基于這個判斷，勘探隊調整了方向，將探鏟對準古河道旁的區域，進行了橫向解剖勘探與探溝發掘，東城墻終于“如約現身”，這與考古隊最開始基于地形和古水系的判斷幾乎完全吻合。
　　其實在北城墻被發現后，考古隊也曾請專家組前來判斷。但專家們意見不一致，讓本就壓力頗大的金國林心里更加“打鼓”。究竟是不是城墻遺址，還得拿發掘的最終結果來證明。當挖到生土層后，再繼續拓寬探溝，與一旁的自然堆積對比起來，有著非常明顯的人工痕跡，還夾雜著人工遺物，金國林這才放下了心。為找到城墻，證明這兒曾有一座城，考古隊花了將近一年時間。

一年挖了一米多深
走得再細一點、穩一點

　　然而，西壩遺址的考古工作，難點不只在“找墻”，斷代”同樣是難點之一。
　　在建筑區的位置被確認后，另一個棘手的問題隨之而來：唐代人在漢代建筑基址上又進行了重建，地層堆積較為復雜。“建筑本身只剩很薄的一個活動面，光靠它很難判斷年代。而唐代的灰坑又把這個活動面打破了——那這座建筑到底是唐代的還是漢代的？非常傷腦筋。”金國林說。
　　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細。“我們把唐代的遺跡全部清完，灰坑、晚期堆積，確認不是建筑同時代的堆積，先清理干凈。然后清理房址本體遺存時，包括柱礎、溝渠，以及每一小塊遺物都必須采集，并對清理出土的泥土過篩，以最晚遺物來斷代。”金國林說。
　　高家墳旁的兩座房址較為典型。唐代遺存清完后，與房址有關的活動面和柱礎之上及排水渠內出土的錢幣、陶片全部是漢代的，此外建筑面的下一層也沒有發現比漢代更晚的遺物。“依據考古層位學，我們確定房址是漢代的。”金國林說。
　　這個過程歷時將近一年，發掘深度只有一米多。“地層擾動很嚴重，必須把晚期的擾動全部清理完，才能判斷它的真實年代。一不小心，留兩塊晚期瓷片沒清理干凈，把晚期灰坑當成房子里的東西，那年代就徹底亂了。”金國林解釋。
　　考古團隊中的人員來來去去的很多，有些人頂不住壓力走了，也有人留了下來，“可能是習慣了這種生活。”金國林說。
　　這是什么樣的生活呢？金國林介紹，對他們而言，其實并不算艱苦，“至少外賣還可以送到這里。”更多的壓力，來源于發掘工作本身。金國林、滕杰臣以及另一位工作人員涂希林，自西壩遺址考古工作啟動后，就一直待在工地上。因為壓力很大，三個人經常湊在一起討論：該在哪兒動土？馬上要年底了，怎么還沒有動靜？這種壓力是懸在頭頂的——萬一找錯了方向，耽誤的不只是時間，更是整個團隊的心血。但偏偏考古這行，急不得，也等不得。只能在“急”與“等”之間，把每一步都走得再細一些、再穩一些。
　　往年四川夏日的高溫還歷歷在目。為了躲避連續的高溫，他們清晨6點半就開工是常態；冬天可以稍晚些，等到天亮了再開工。一旦動手之后，壓力就轉移到了細致的發掘工作中。哪一塊磚是屬于哪個遺跡？這塊碎片又是哪個年代的？這堆瓦礫究竟是用來鋪路的還是建筑倒塌形成的？面對如此重要的遺址，每一步都要格外慎重。回憶起那時的發掘過程，金國林仿佛又面對著那一地的碎片，如履薄冰。

升級為省級文保單位
公眾意識到遺址保護重要性

　　因為遺存埋得太深，生活在西壩遺址這片土地上的當地人，以前并沒有那種“犁地犁出了寶貝”的體驗。當他們作為民工加入到考古工作中，才明白原來世代生活耕作的土地之下，還有道路、建筑和厚重的歷史。他們對“廣漢郡”有了模模糊糊的概念，知道了自己的家鄉原來有2000多年的歷史，明白了不能小瞧這些碎磚瓦片，對文物的價值和意義也有了新的認識。
　　“升級成省保后，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讓公眾認識到2000年前這里曾是古金牛道旁繁華的城市，曾是川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周邊的很多文化遺存包括七曲山大廟，也都是依托古金牛道、依托城址，才能夠出現并存活到今天。”金國林說。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劉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