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不直接說真話？杭州師范大學“虛構名單”通報假如是真的

為什么不直接說真話？——杭州師范大學“虛構名單”風波背后的結構性問題

近日，杭州師范大學就“多彩送教淳滋味”福彩公益項目發布情況通報。通報稱：項目本身確有開展，但由于線上授課的學生名單未能實時統計，項目驗收時“工作人員弄虛作假，簡單采用網絡名單”，從而導致公示內容與事實不符。

如果通報的情況屬實，我是說假如，是不是真的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那么新的問題隨之而來：既然項目確有實施、經費也按流程花在了實處，那為何不在驗收環節按照真實情況如實通報？為什么會出現虛構名單這種極易被戳穿的做法？

換句話說：
既然不是無法解釋的“黑賬”，那工作人員為什么還要選擇“編”？

這才是比“虛構名單”本身更值得追問的深層問題。

“虛構名單”不是臨時性的，而是結構性的

從通報內容來看，問題并不是項目沒有開展，而是驗收環節缺乏真實數據。一個關鍵細節是：

“工作人員未認真執行工作規范，未實時統計線上授課實際學生名單?！?br/>

這說明，在項目執行過程中，對“數據規范”“過程記錄”“質量監控”并未被當作必要條件。

當一個項目的驗收不是基于過程，而是基于“需要報多少”，那么結果只能朝著一個方向走——
數字化地完成任務，形式化地完成材料。

這種“必須湊夠數字”的隱性壓力，正是虛構行為產生的根源。

工作人員只是最后那塊“被迫簽名的磚”，真正推動造假的，是那套高度依賴“數字指標”的管理模式。

“按要求完成”變成了比“按實際完成”更重要

通報提到：

“根據項目申報時的受益人數要求，工作人員弄虛作假。”

換句話說：
驗收的邏輯不是：項目做了多少；
而是：材料必須寫到多少。

這就是為什么名單會被虛構。不是因為項目沒做，而是因為：

• 做到多少不重要
• 材料里寫多少才重要
• 指標必須對齊
• 數字必須好看
• 文件必須齊全

這是一種典型的“材料主義”。
在這種環境下，真實情況反而成了“不方便寫”的東西。

當執行者知道“如實填報”可能會被認為“完成度不足”，也就自然會選擇“確保數字完成”。

因此，虛構不是為了騙社會，而是為了符合一套“材料必須完美”的行政邏輯。

“線上授課7次”暴露的不是疏忽，而是治理盲區

通報稱線上授課統計沒有做，最后只能靠“網絡名單”硬填。
但一個問題隨即出現：

既然線上授課是疫情下的主要方式，那為何沒有形成必要的“線上學習數據留痕”制度？

在當下的數字化時代，統計線上參與人數并非難事：

• 視頻會議軟件可以自動生成參會名單
• 在線課堂系統可以記錄學習情況
• 插件、簽到、互動記錄都可留痕

但為什么沒有？
因為項目執行并不把“教學質量”和“過程記錄”作為核心。
最重要的是“流程得走”“材料得齊”。

當項目治理的重心偏離教育本質，就會出現這樣的悖論：

項目是認真的，材料是假的；
經費是真花的，名單是假湊的。

為什么不如實寫實際人數？因為會“難看”

假設真實參與學生人數無法達到申報時的“目標值”，那么如果如實填報，就意味著：

• 需要解釋為何人數不足
• 需要承擔“執行不達標”的責任
• 需要面對審計、問責或延伸調查
• 會帶來內部麻煩和管理壓力

于是材料造假成了“最便捷”“沒有外部成本”的解決方案。

這種現象在很多公益項目、社會實踐、教育類項目中并不少見——

數字必須完成，過程可以“補”；
指標必須達成，材料可以“編”。

當制度對“材料”依賴過大，對“真實執行情況”依賴過小，造假就會成為最“成本最低”的路徑。

通報中最刺耳的一句話

“工作人員作風不嚴不實，監管不力?！?br/>

但仔細想想，問題真的是“個別人作風不嚴不實”嗎？

還是長期以來：

• 以材料代替過程
• 以數字代替成效
• 以形式代替質量
• 以指標代替問責

當真正的問題被歸結為“工作人員粗心”，其實就回避了深層原因：

制度如何讓造假變成最易走的路？
規則為什么鼓勵材料而不是鼓勵真實？

如果沒有回答這些，類似的事情還會發生。

真正的反思，應該從“為什么不得不編”開始

杭州師范大學愿意公開通報，是一種進步，這值得肯定，但真正的社會追問不應止于此。

要讓這種事情不再發生，需要問清楚：

• 為什么真實數據不被鼓勵呈報？
• 為什么材料不真實的風險比真實但不完美更低？
• 為什么一次虛構就足以蒙混過關？
• 為什么監管部門無法看到過程，而只能依賴結果材料？
• 為什么制度設置讓“說真話”變得困難？

只有這些問題被回答，類似事件才不會一再出現。

真話永遠比指標重要

如果通報屬實，那么這不是一個“項目沒做”的問題，而是一個更深的教育治理問題：

為什么真實情況不能被如實呈現？為什么材料必須完美？為什么制度激勵虛構？

一個教育機構，更應該鼓勵真實、誠實、透明。
當說真話比造假更困難時，任何改革都無從談起。

希望這次事件之后，能不僅僅是“處理幾個人”，
而是真正推動那套讓人“不得不編”的機制進行反思與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