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推開社會百態的窗口：評紀錄片《小城警事》

紀錄片《小城警事》是一部都市民族志影像。哪怕以學術標準，這部作品也堪稱經典。很多年以后，如果我們要回看當代中國的城市化，要去理解轉型中國社會，要了解公安機關，那么，《小城警事》會是必讀作品。

一

十余年前，我在武漢的魯磨路開展田野調查時，和程春霖先生相識。當時，他作為攝影師，剛剛在魯磨路拍完紀錄片《城市夢》。他們退場，我進場，差不多是無縫銜接。此后，我們經常在一起探討田野工作，探討如何理解中國社會。越交流越發現，紀錄片工作和社會學的田野調查，竟然如此相似。

某種意義上，春霖的田野直覺以及方法，可能要比大多數社會學的田野工作者強。因為，相較于紙筆，鏡頭對現場的闖入更為粗暴；相較于文字，影像表達更難以處理。因此，紀錄片工作者必須對田野有足夠的駕馭能力。這當然有很多技巧，但更重要的是質感，一種頗具個人特色的對畫面的想象力以及現場的駕馭力。

2020年疫情期間，春霖邀請我，在武漢拍紀錄片《武漢工廠》的周浩在他家一起晚飯。當時我們一起聊紀錄片工作。周浩說了一些《書記》《大同》等紀錄片的幕后以及機緣，主要分享的是拍攝技巧，在剪輯過程中留下的一些看似不重要，卻最能體現他用意的畫面和聲音。我后來細看了這些作品的細節，感覺除了技巧，還有更深層次的經驗。憑我的經驗直覺，如此生動且有沖擊力的作品，肯定不是靠技巧解決的。

在和春霖的交流中，我反而得到了理解。他一直跟我說，畫面能夠呈現的信息非常有限，但在記錄的過程中，卻是一個深度田野工作，客觀上是一個研究工作。一部紀錄片如何捕捉畫面，如何剪輯，敘事邏輯是什么，取決于對議題本身的理解。

他的這種理解，我深有共鳴。社會學的田野工作，其深度并不取決于信息本身，而是取決于研究者對信息的理解。沒有哪一個紀錄片導演是不在現場工作的，但在學界，卻有很多研究者并不是調查者，他們雖然做田野研究，卻依靠別人提供的資料和數據。

從那時起，我就相信，他一定會拍一部具有個人色彩的紀錄片作品。因為，他還是攝影師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對剪輯的深刻理解，導演的視野和思維。簡單說，他是有很多藝術家想要的“XX作品”標簽的資格的。他做導演，一定會有自己的風格。果然，他很快就有了新作品——2025年上映的《小城警事》。這是他的第一部導演作品，卻是他第N部攝影作品。

2019年，他在恩施拍攝期間，我去探班，順便也到他的田野點做調研。他跟我說起組織拍攝的艱辛，預算有限，工作條件當然就有限。從事紀錄片工作，如果沒有情懷，沒有追求，怕是很難堅持。紀錄片本來就要和拍攝對象一起，大多數時候要同吃同住同工作，需要野外作業。攝制期間，當地公安機關對攝制組完全開放，這是他興奮所在。在《小城警事》中，有不少攝制組和民警的對話，從中可見，攝制組和田野現場融為一體了。

在我看來，這是田野工作的最高境界。當現場都已經接納記錄者時，記錄對象幾乎感受不到攝像頭的存在，甚至于，攝像頭本身也成了工作的一部分（比如，民警出警有時候也會利用攝像頭的威懾力開展工作），還有什么理由去懷疑記錄的“真實性”呢？很多不做田野工作的人，最關心的是真實性的問題，因此，發明了很多驗證信息真假的技術。

其實，就田野工作而言，真實與否，并不需要技術，而是一種直覺，以及身體本能。一個田野作品，如果只是停留在證明自己的記錄是真實的層面，那這一定是失敗的作品。而真正高水平的田野作品是，它在流暢地敘述，鏡頭、語言、故事，記錄者與被記錄者，完全融入于現場，讀者或觀眾的注意力，當然就不在信息真假。

一句話，好的田野作品，是把讀者和觀眾帶入現場，讓他們去體會現場的力量，故事的張力，以及事件背后的底層邏輯。

二

《小城警事》幾乎沒有呈現多少大案要案，都是日常瑣事。但這些畫面組合在一起，自然給人社會百態、人生百態之感。

每一個越軌少年背后，都有一個破碎的家庭，或是溺愛的父母。鏡頭里，哪怕是證據確鑿，但為人母親的，還在為參與打架斗毆的兒子打掩護，實在讓人無奈。在吸毒人員的案件中，為人父母雖痛心疾首卻百般無奈，真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覺。有些成年吸毒人員，在警察面前是一面，換個場合卻又有另一面，讓人感嘆人性之復雜。精神病人肇事，在審訊室卻大談哲學，讓人無奈卻心酸。一中年男子溺水事件中，母子倆痛心疾首，相依為命的場景，真讓人惋惜。家人千里迢迢來到恩施，把參加傳銷的親人接回去，但絕大多數親人都不愿意，真讓人側目。遙遠的山村，還有外國新娘，新娘堅決要回國，卻又懷了小孩，真實情感和可能存在的涉外婚姻詐騙的糾結，讓人無語。

多年前，我在中部某縣公安局做田野調查，調查既不深入，也不全面，卻讓人大開眼界。至少，為我這個長期從事田野調查的研究者，推開了一扇窗：一扇認識常態社會之外的非常態社會事實的窗。社會事實并非“非黑即白”，其底色往往是灰色的；社會運行的規則并非界限清晰，往往是模糊流變的。因此，我在理論研究中，嘗試提煉了“灰色秩序”“灰色治理”等概念，并成了我認識基層社會的一個概念工具。

在看《小城警事》的過程中，我總會不自然想起我調研過的公安機關，以及當年的魯磨路。當年，我們討論最多的是“灰色秩序”、社會的復雜性、多面性等。很顯然，《小城警事》通過呈現場景，多線信息，多種角度，嘗試將“灰色”提供給大眾。

在這些事件中，警察看似是執法機關，但他們哪怕是在外地游客丟錢包、找錢包的簡單事情的處理過程中，也沒有一言九鼎的尊嚴，反而是婆婆媽媽地在雙方做調解工作。面對吸毒、斗毆、傳銷等違法事件，其處理辦法亦受局限。

探班期間的一天晚上，我跟他去派出所的審訊室收拾攝影機。一進門，燈光陰暗，空間布局不清，但地上和凳子上全是劣質安全套，空氣里充斥著劣質香水味，夾雜著煙味，以及潮濕腐爛的味道。這顯然是前幾天掃黃過程中留下的現場。警察很忙，警力有限，每一個案件背后，都是人力和物力的消耗，根本就不可能去將就所謂的體面。

在權力的游戲場中，公安未必是一個執法者、仲裁者，它本身就是參與者，因而，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質疑。《小城警事》有很多警察及其家屬的生活畫面，傳遞的信息是，這個職業本身，亦是嵌入于地方社會的。他們的執法行為，本身亦受地方性的道德、規范的約束。在職業共同體里，不僅要講政治，講紀律，還要講袍澤之誼。

三

在基層，公安只是權力競技場的一方，并不能支配一切。每每想起砂石盜采（以及后來在北方某地發現類似問題）、客運班線的壟斷經營（以及在其他地方亦發現類似問題）、米粉銷售的隱形利潤（以及在中部某城中村發現糧油壟斷配送），還有我在武漢魯磨路調研的小販經濟，以及在全國各地調研都普遍存在的黃、賭等灰色產業鏈，都會讓我對社會的陰面頗有感觸。《小城警事》所展現的，雖然再日常不過，但它所揭示出的紀律隊伍的“無奈”之一面，似乎是在印證社會陰面總是揮之不去的宿命。

前兩年，有幾部刑偵劇很是火爆，每每看到其中的臺詞，源自于灰色理論，以及對公安機關身處地方社會的處境的判斷，都讓人會心一笑。《魯磨路》出版后，不少朋友和我討論“灰色”的社會機理。一位朋友問到，這么些年，國家的規制能力越來越強，灰色秩序是不是在逐步消失？這個問題，其實我和春霖以前就有過討論。答案是，很難消失。

如果僅僅看傳統領域，這個設問是有道理的，比如，各地普遍加強了環保督查和“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機制，砂石盜采的空間已經不大了；公共交通密度的增加以及網約車的普及，客運班線的市場已經很不好了，當然談不上壟斷該行業了；掃黑除惡專項行動后，很多灰產的風險急劇加大，空間也變小了。但是，一些新的灰色領域卻在迅速擴張，比如依托于互聯網的灰色產業以及網絡犯罪，已經是當前社會問題的主要表現了。《小城警事》里的網絡傳銷，外國新娘，電信詐騙，幾乎都是在告訴大家：無論我們承不承認，社會的陰面一直在那里。

其實，類似問題，我和春霖在《城市夢》《魯磨路》的交流話題中，便經常提及。社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象的，它總是由陽面和陰面構成，而陰陽與其說是對立關系，還不如說是孿生關系。表面上看，社會規范程度加強后，灰色地帶就會變少；但深層次地看，社會的陰面其實是陽面的影子，規范擴張到哪里，灰色地帶便會在那個地方產生。公安機關是社會陰暗面的過濾器，它讓人們生活在陽光之下，卻未必意味著它們足以消滅社會的陰暗面。

我們都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都是可見之事；但沒看見的另一面，并不是不日常，只是我們不愿意去看見，甚而將之歸入“例外”狀態而已。《小城警事》最大的意義在于，它打開了公安機關這扇窗，讓人們看到了各種“例外”——正常社會都有的陰暗面。

春霖一直對社會學題材很感興趣。事實上，他參與過的幾乎所有作品，都可謂是社會學意義上的題材。紀錄片和社會學有相似性，它們都有公共關懷，都致力于記錄和解釋，而春霖是極有紀錄片特質的從業者。他的影像鏡頭很有節制，他看到了社會的陰面，卻不以“揭秘”為噱頭。《小城警事》甚至在回避那種戲劇畫面，但它卻在不經意間呈現了社會百態，說出了人性的復雜。我在看片的過程中，屢屢心靈受到觸動。

我想，這便是記錄的意義，敘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