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時代：揚威異域的得與失

她叫李靜訓。

她的名字沒有留在任何一部史書上，像那個時代的萬千生靈，被塵土掩埋，被歲月遺忘。

直到1957年的那場考古發掘，讓她從幽深的地下世界，重回人間。揭開那鐫刻著“開者即死”銘文的石棺蓋板，人們看到了她，一個臥在珠玉錦繡中的九歲小女孩，她的頭飾，她的衣著，她的東西，那些伴隨著她走向另一個世界的陪葬品，卻蘊含著一個短促又輝煌的王朝的符碼——隋朝，一個終結了南北朝分裂的一統王朝，一個史書中繁盛富庶的王朝，卻在僅僅38年后，便走到了它的盡頭。它終結了分裂，卻在亂世中崩潰，它未能延續自己的輝煌，卻開啟了大唐的光輝篇章。

隋朝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過渡段，但這個過渡段本身也寫得足夠精彩，在后世的故事傳說中，隋朝是個英雄輩出的傳奇時代，雄猜而自負的隋煬帝以他的暴戾和狂想創造出了一個精彩的亂世，他竟能聚集起如此多的英雄豪杰來反抗他的統治，每一個英雄豪杰都各具特性，令人難忘。他們的名字也因那個時代而流傳百世。

他叫刀馬。

他出生在現代，但卻與她一樣，都是隋朝人。他不曾存在于那個真實的隋朝，卻于《鏢人》漫畫中在隋朝的亂世里馳騁縱橫——現實投射于歷史，過去也因此重生于現代。考古與漫畫，真實與創造，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點上重逢，共同造就出她和他的時代。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5月15日專題《她和他的時代》的B06-07版。

B01「主題」她和他的時代

B02-B03「主題」她的時代：李靜訓眼中的隋朝

B04-05「主題」于此物中 觀見隋代

B06-07「主題」他們的時代　揚威異域的得與失

B08「主題」時代的他們：隋朝百姓的生與死

撰文｜劉三解

從《隋唐英雄傳》到《大唐雙龍傳》，隋朝歷史人物一直是影視文學的寵兒，究其根源，在于隋煬帝、秦叔寶、唐太宗等人的傳播形象壁壘分明，昏君，昏得驕奢淫逸，良將，良得義薄云天，不過，《鏢人》已經不一樣了，開始探討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

隋朝為何速亡？

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在《鏢人》漫畫里，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北巡是重要的劇情引爆點，朝堂權謀、江湖爭斗、外交博弈三條線齊匯，而這一事件也是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北巡的奢靡、血腥和野心，直接預示了隋末大亂。

大業三年四月，隋煬帝自長安出發，過太原、雁門、馬邑、榆林，至突厥可汗牙帳。據《資治通鑒》記載，“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余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為了展示天子的威儀，隋煬帝又令將作大匠宇文愷建造觀風行殿，這是一種可以拆卸、移動的木制殿宇，其上的空間極大，能容納數百名侍衛；在它的外圍則是“行城”，一座周長二千步的木制城池，以木板為核心，用彩繪的布料修飾，城墻、樓櫓齊備，又可隨時拆卸組裝，在茫茫草原之上，一夜成城，宛如神跡，給予游牧人巨大震撼。“胡人驚以為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

不僅普通的胡人被震撼，東突厥的啟民可汗早在幾個月之前，已經在隋朝的“突厥通”長孫晟的手里，領會了赫赫皇威。當長孫晟帶著隋煬帝的圣旨宣布北巡決定時，啟民可汗召集了奚、霫、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商量接駕的細節。長孫晟看到牙帳中的雜草，指了一叢，說：“此根大香。”可汗聞了聞，說不香啊，長孫晟看他不懂事，就提點他鋤草修路。啟民可汗恍然大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并傳令舉國發役，修筑從榆林郡北境到可汗牙帳，再向東到涿郡的御道，全長三千里，寬一百步。

啟民可汗在行宮朝見皇帝時，更是言辭懇切地請求：“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這番“解辮易服”的請求，配合著“啟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帳前，莫敢仰視。”營造出一種萬國來朝、四夷賓服的盛世幻象。讓隋煬帝圣心大悅，親自賦詩：“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詩中的用典已經流露出他的自豪，就是自家的功業已經凌駕于降服匈奴的漢武、漢宣之上。

《鏢人》系列漫畫13卷

作者：許先哲

版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8年4月-2025年12月

當然，隋煬帝確實足以自傲，畢竟他的前輩，如為烏維單于在長安修筑單于邸的漢武帝，終其一生都沒能得到單于的臣服；讓呼韓邪單于入朝稱臣的漢宣帝，也只是“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籓”。可在隋煬帝的治下，大業三年元旦，啟民可汗入朝見隋廷文物衣冠，當場請求改服，煬帝不許。次日，啟民可汗率領部屬上表固請，隋煬帝雖然不準，卻夸獎群臣，“今衣冠大備，致單于解辮，卿等功也。”至于前文中“一同華夏”的上表，已經是一年中的第三次請求，湊夠了三請三讓。

榆林盛會的余音未散，一場意外卻撕開了地緣政治的暗面。據《隋書·突厥傳》記載：“先是，高麗私通使啟民所，啟民推誠奉國，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高句麗的使者，竟出現在了東突厥可汗的牙帳之中。啟民可汗“不敢隱”，實則是以退為進的政治投名狀，他將這枚燙手山芋直接拋到了隋煬帝面前。

隋煬帝的反應迅速而激烈。他命牛弘宣旨，措辭嚴厲：“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同于啟民。如或不朝，必將啟民巡行彼土。”《隋書·裴矩傳》更詳細記錄了裴矩的進言：“今其使者朝于啟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后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隋煬帝當即納諫，定下征遼之策。后世多將此歸結為帝王好大喜功、死要面子的“面子戰爭”，但若置于當時的地緣格局中審視，便可發現其背后有著更為冷峻的戰略邏輯。

《鏢人》漫畫中隋煬帝巡幸云中，接受突厥主朝見。

開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因高句麗王元“驅逼靺鞨，固禁契丹”及寇掠遼西，怒發三十萬大軍討伐，卻因遼西走廊的沼澤險阻、后勤斷絕與疫病流行，“死者什八九”，草草收場。此役讓隋廷深刻認識到，遼東并非不可逾越，但跨海越山的遠征，代價極為慘重。

隋煬帝即位后，面對的局面更為復雜：啟民可汗治下的東突厥雖表面恭順，但汗國統一、勢力回潮已成事實；高句麗暗中遣使突厥，試圖構建東北亞的抗隋同盟。若放任高句麗坐大，不僅遼東屏障盡失，更會向突厥釋放隋朝外強中干的信號。

因此，大業七年至十年的三征高句麗，本質上是一場“超大規模的軍事示威”。《資治通鑒》記載，隋軍出征“號二百萬，其饋運者倍之”，“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亙九百六十里”。這種編陣方式，與太府卿元壽此前建議北巡突厥時“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千里不絕”的耀武之法如出一轍。

可見，隋煬帝真正要震懾的，從來不是偏安遼東的高句麗，而是隔在營州以西、日益坐大的東突厥汗國。他企圖以碾壓式的兵威，宣示“圣人可汗”體系的絕對權威，用一場“復中國舊疆”的武裝游行，將草原與東北的潛在聯盟扼殺于搖籃。然而，這場精心編排的武裝威懾，卻在瘋狂透支國力之后，促成了帝國筋骨的碎裂。

無向遼東浪死歌

要知道，隋文帝構建的是一套“強干弱枝”的物資調配體系，關東百姓的租調需千里轉運至關中為主的國家級糧倉，結果就是“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輸長安者相屬于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在承平之世，此策確能穩固關中本位，可在大業初年無比集中的大工程背景下，緊繃著的弓弦，終難繼續。

“（大業元年三月丁未）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為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大業元年三月辛亥）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后百余萬，開通濟渠……又發淮南民十余萬開邗溝”又派大臣到江南采大木運往洛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大業元年三月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造成的結果也很簡單：“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每月載死丁，東至城皋，北至河陽，車相望于道。”

次年，也就是大業二年正月，東京洛陽完工，隋煬帝又開始改輿服、儀仗制度，用來裝飾旌旗、車馬的“骨角齒牙，皮革毛羽”全都向百姓索取，結果“征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遍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以至于一根“翟雉”（野雞）的羽毛要用十匹縑來換，甚至逼出了玄幻故事，說是吳程縣（今浙江湖州）有一棵大樹上有仙鶴筑巢，因為害怕被抓，仙鶴自己拔下羽毛扔下，時人還號稱是祥瑞。這通折騰，“所役工十萬余人，用金銀錢帛巨億計。”成效不過是，“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待到大業三年，除了前文中提到的北巡草原之外，隋煬帝還干了幾件大事。一是“發河北十余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二是“詔發丁男百余萬筑長城，西拒榆林，東至紫河”。由于工期只有兩旬，也就是二十天，綿亙千余里的工程，導致了“死者大半”，也就是幾十萬人。

這就結束了嗎？沒有。大業四年，隋煬帝又“發河北諸郡百余萬眾，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大業五年，隋煬帝西巡隴右，出兵滅吐谷渾、臣服西域，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結果又是“死亡相續”。大業六年，準備出兵攻打高句麗，“增置軍府，掃地為兵，自是租賦之人益減矣。”

《歷代帝王圖》中的隋煬帝。

大業七年，齊郡人王薄率先起事，作《無向遼東浪死歌》：“長白山前知世郎，純著紅羅綿背襠。長槊侵天半，輪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聞官軍至，提刀向前蕩。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這首充滿草莽氣息的民謠，精準地道出了底層民眾的絕望與反叛邏輯，既然橫豎是死，不如搏一把。

隋煬帝原以為憑借十二道討捕使者的鎮壓與中央禁軍的威懾，足以將叛亂扼殺于星火，但他低估了“國富民窮”體制下民間的憤怒，關東地區本就“苦隋久矣”，當隋朝的武力精銳陷入遼東的泥淖，“反賊”們便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不過，隋煬帝還有機會，畢竟，哪怕經過三次征遼戰爭，他手中的中央禁軍依是足以鎮壓天下的武力，沒有任何一支“叛軍”可以匹敵。

紅旗與白旗

大業十一年（615年）八月初八，歷史的鐘擺重重砸下，隋煬帝再次北巡塞外，啟民可汗的繼任者始畢可汗，因隋朝此前分化突厥、誘殺謀臣史蜀胡悉等事心生怨恨，親率數十萬騎兵南下伏擊。幸得義成公主密報，煬帝倉促馳入雁門郡城。八月十三日，突厥大軍合圍，雁門郡四十一城連陷三十九座，僅余雁門與齊王楊暕駐守的崞縣，此時，雁門城內軍民十五萬，存糧僅夠二十日。箭矢射至御前，煬帝一度抱幼子趙王楊杲泣不成聲。

為解圍困，煬帝下詔天下勤王，許諾重賞，并停征高句麗以安軍心。十六歲的李世民亦應募獻“疑兵之計”。九月十五日，義成公主謊報“北邊有急”，始畢可汗方解圍北去。雁門之圍雖解，但隋朝中央禁軍的“武力優勢”威懾已在一夜之間灰飛煙滅。天下郡縣皆知，皇帝率領十萬精銳，在重新露出獠牙的東突厥面前，竟連突圍之力都沒有。東北亞最強的武力集團，已重新易主為東突厥汗國。

面對威信崩塌、北疆失控的危局，隋煬帝的政治選擇并非后世史書所輕描淡寫的“懦弱”或“沉湎享樂”，而是一場冷酷的戰略收縮。他深知，若再遇突厥圍城，帝國中樞或將不保，于是，他延續隋文帝的布局，以親孫子代王楊侑、越王楊侗分鎮長安、洛陽，親表兄李淵鎮守太原，形成拱衛關中的“鐵三角”；自己則率禁軍主力退守江都。此舉一則避開突厥騎兵的鋒芒；二則監視江南蠢蠢欲動的勢力；三則坐觀關東群雄自相殘殺。在江都期間，他并未完全無所作為，陳棱討李子通、楊義臣敗張金稱、王世充斬盧明月，皆是他試圖維持運河交通線與流域平叛的實證。

然而，大勢已去。當大業十三年的烽火燒遍河北、河南，李密圍困東都洛陽，李淵以太原留守之名起兵直撲長安，隋王朝的棺材板便徹底釘死，國力的過度透支、武力威懾的破產以及核心權力圈層的倒戈，共同織就了一張無法掙脫的羅網。這是隋煬帝的宿命，而這個宿命，或許在大業三年，啟民可汗為他引薦高句麗使者時，就已經注定了。

雖然啟民可汗早在大業五年就已經死去，可他的這一招禍水東引，卻真真切切地報了東、西突厥分裂的一箭之仇，動蕩的隋朝重新陷入分裂之后，北方地區也產生了一群“兒可汗”，比如劉武周被封為“定楊可汗”，梁師都被封為“解事天子”，郭子和則被封為“屋利設”。就算是李淵，起兵后打的旗子，也已經昭示著向突厥屈服的事實。

唐人趙蕤在《長短經》中寫道：

“秋七月，唐公將西圖長安，仗白旗，誓眾于太原之野。”

《資治通鑒》的記載則是：

“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李）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逼于時事，不得不爾。”

隋朝尚赤，突厥尚白，所以，起兵時打“白旗”昭示的是對突厥的臣服，而進長安之后立代王為帝，旗幟又雜用“絳白”，正是李淵所說的掩耳盜鐘，就是假模假式地向天下表明，長安政權的股份，隋朝和突厥各占一半。

而這一切的起點，都可以追溯到大業三年的那場北巡。

隋煬帝墓志銘拓片。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劉三解；編輯：李陽，申璐；校對：翟永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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