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事頻仍，為何毛澤東卻跑去做田野調查？

引言：

1928年夏，敵人進剿不斷，戰事頻仍。毛澤東卻不顧危險，跑到田間地頭去做田野調查。

與其說這是社會調查，不如說是一場關于革命生死存亡的實驗——紅旗究竟能否插穩？分田是否真能贏得人心？

這一切，都始于一個最樸素也最艱難的問題：如何讓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真正從分田中獲益，成為革命的支持者和同路人？

答案不在書本里，而在泥土中。

毛澤東彎下腰，雙腳沾泥，在彌漫著血腥與硝煙的歲月里，執意為中國革命，開出一張最“土”的、也最根本的藥方！

（一）塘邊遇險

永新西鄉，塘邊村的午后悶熱得像個蒸籠。毛澤東盤腿坐在老樟樹下的石碾上，汗衫后背洇出深色的汗漬。他面前攤著幾張毛邊紙，上面是賀子珍用秀氣小楷謄寫的調查記錄——哪家有幾畝田、幾頭牛，租子交幾成，暴動后分了多少地。

“子珍同志，”毛澤東抹了把額頭的汗，煙桿點在紙上，“周老倌說他家七口人，只分到五畝半旱田，心里不踏實。你昨天去復核，情況屬實？”

十九歲的賀子珍正蹲在井邊打水，聞言直起身，水桶懸在半空：“屬實。他家老大參加赤衛隊犧牲了，按新規該補兩畝撫恤田。但鄉蘇維埃管賬的是個半瞎子，把‘七口’記成了‘五口’。”她麻利地提上水，舀一瓢遞給毛澤東，“我已經讓農會重新丈量，明天就補。”

毛澤東接過水瓢，沒急著喝，目光落在遠處起伏的梯田上。那些剛插下秧苗的水田在烈日下泛著細碎的波光，像無數片拼起來的綠色鏡子。

三個月前，這里還豎著“劉記堂”的界碑，表明這一片都是劉氏大地主的產業，如今阡陌縱橫的地埂上，插著寫有“王二狗”“李三妹”等農民名字的竹牌。

“這就是革命的根基。”毛澤東忽然說，聲音很輕，像在對自己說，“把田契燒了容易，把地界推平也容易。難的是讓每個人相信，這片田真歸他了，世世代代歸他了。”

賀子珍擦汗的手頓了頓。她想起去年冬天，哥哥賀敏學帶著永新暴動的隊伍沖進縣衙，把田契賬簿堆在廣場上當眾燒毀。火光照亮了一張張農人木然的臉——他們圍著火堆，手插在袖筒里，眼神里除了茫然，還有更深的東西：不信。

“當時很多人以為，我們和過往那些‘劫富濟貧’的綠林好漢沒兩樣。”她輕聲說，“搶一遭，分一輪，等官兵來了，一切照舊。”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毛澤東喝光瓢里的水，站起身，“就是讓他們相信，這次不一樣。”

話音未落——“砰！”

槍聲從村東頭炸開，驚起一樹麻雀。

緊接著是雜沓的腳步聲、竹梆急促的敲擊聲、女人尖利的哭喊：“靖衛團來了——！”

賀子珍瞬間繃直了身體。她側耳聽了兩秒，臉色驟變：“不止一路！東頭、北頭都有槍聲！”她太熟悉這種套路了，永新的地主武裝最喜歡分兵合圍，把村子堵成口袋。

一個赤衛隊員連滾爬爬沖過來，草鞋跑丟了一只：“毛委員！賀、賀同志！劉老財帶的‘挨戶團’，少說五六十條槍，已經到村口了！喊、喊話要拿毛委員的人頭……領五百大洋！”

毛澤東的警衛班一早分散到鄰村動員夏收了，身邊只剩兩個年輕的通訊員。三對六十，硬拼是送死！

賀子珍的腦子飛速轉動。塘邊村三面環山，但東南北三個方向都有路，敵人既然敢分兵，必定都堵死了。唯一的生路是……

“后山！”她脫口而出，一把抓住毛澤東的胳膊，“跟我來！”

她沒有走村民常走的山道，而是鉆進自家老屋后的菜園子，撥開一人高的蒿草，露出一個被野葡萄藤遮掩的矮洞。“這是早年間防土匪挖的暗道，通后山的獵道。知道的人不超過五個。”

毛澤東沒有半分猶豫，彎腰鉆了進去。兩個通訊員緊隨其后。賀子珍最后進入，反手將藤蔓重新拉攏。洞內漆黑，霉濕的氣味撲面而來。她摸出懷里的火折子——沒點，只是憑著記憶在前帶路。黑暗中只有急促的呼吸和衣物摩擦石壁的窸窣聲。

大約爬了一炷香時間，前方透出微光。出口隱蔽在一處巖縫里，外面是密不透風的毛竹林。四人鉆出洞口，槍聲已被層層山林濾得模糊不清。

“這里安全了。”賀子珍背靠巖壁，大口喘氣，“翻過這道嶺，就是王佐大哥他們活動的區域。”

毛澤東撣了撣滿身的蛛網泥土，看向山下。塘邊村靜得出奇，既無槍聲也無煙火。方才的驚心動魄，仿佛只是竹林里一場短暫的噩夢。

“敵人退了。”他說。

“您怎么知道？”一個通訊員不解。

“如果他們在搜山，村里會有狗叫，會有砸門聲。現在什么聲音都沒有，說明他們心里也虛——進村撲了個空，怕有埋伏，不敢久留。”毛澤東轉向賀子珍，目光里帶著贊賞，“子珍同志，今天多虧你。你對這里的了解，救了我們四個人的命。”

賀子珍臉上發熱，好在林蔭昏暗看不真切。她想起三個月前，王佐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要把賀家妹子許配給毛委員”時，自己羞惱的心情。

那時她覺得，自己參加革命、讀書識字、槍林彈雨里闖過來，不是為了給人當“見面禮”的。可這三個月，一切都變了。她看著這個男人如何一筆一劃制定《分田臨時綱領》，如何為了一戶中農被錯劃成分連夜翻山去糾正，如何在油燈下熬通宵寫《永新調查》。那些曾經在女師課本里讀到的“民本”“仁政”，突然有了滾燙的、可觸摸的形狀。

“我只是……熟悉地形。”她低下頭，聲音很輕。

毛澤東笑了笑，沒再說什么。但那一刻，某種比“聯姻”更堅實、比“同志”更微妙的東西，在彌漫著竹葉清香的空氣里，悄悄扎下了根。

（二）永新調查

1928年4月中旬一占永新，毛澤東帶著三十一團三營和永新縣委的人，一頭扎進西鄉，選了塘邊村做土地革命的試點。毛澤東在塘邊住了四十多天。正是在這段期間，發生了開頭提到的塘邊遇險的一幕。

周邊的反動地主民團武裝還沒有來得及肅清，毛澤東就一頭扎在田間地頭走訪調查，實在是因為這項工作太過重要和急迫。他幾乎把軍事任務都交給了朱德，自己一頭扎進既瑣碎又繁重的田野調查中——在他看來，軍事斗爭只是保障手段，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才是他心目中那個宏偉計劃中更加重要的關鍵環節。

這既體現了毛澤東對朱德的信任，也透露出他其實沒有半點“占山為王”的想法。毛澤東心目中的革命藍圖，遠遠超越了個人榮辱以及一城一地的得失，比同時期其他革命者宏大得多，也長遠得多。

賀子珍是永新縣委派來協助調查的。作為地地道道的永新人，這一帶的山路、村莊、田畝、人情，她如數家珍。毛澤東做調查，她在旁邊記；毛澤東下田丈量，她跟在后面拉尺；與農民開座談會，毛澤東問，她在一旁倒水、遞煙，偶爾插一句永新土話，幫那些拘謹的老農把話說圓。

毛澤東住在貧農周香姬家。那是一座低矮的土坯房，堂屋并排擺了三張八仙桌，靠墻幾把竹椅，地上鋪了干稻草。到塘邊的第一個晚上，毛澤東就開了貧雇農座談會。七八個人擠在油燈下，毛澤東一個一個問，賀子珍埋頭記。油燈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墻上，和毛澤東的影子疊在一起。

“徐美山一家就占了191畝地，村里48戶貧苦農民合起來只有43畝。”老農徐幫勛說這話時，煙桿在鞋底上敲得山響，“對半分租，種子肥料我們出，打下來的谷子他對半分。一年忙到頭，年景不好還要倒欠。”

“去年分到的田，后來又被土豪奪回去了？”毛澤東問。

“奪回去了。”人堆里不知誰悶聲接了一句。

這句話砸得在場人都安靜了。

“所以紅軍不是來了就走——我們要在這里站住腳。”毛澤東合上筆記本，“站住了，就不走了。”

此后四十多天，毛澤東把塘邊當成了臨時的家。白天扛著竹竿卷尺下地丈量，晚上在油燈下整理材料，草擬分田綱領。十七條臨時分田綱領，就是他倆在這間土坯房里一個字一個字推敲出來的。

毛澤東拿起初稿念，賀子珍按大綱一條一條地念，念到不順暢的地方就停下來，兩個人一起改，來來回回改了好幾遍才定了稿。

五月上旬，毛澤東在永新縣城主持聯席會議，討論鞏固和發展根據地。賀子珍坐在會議桌側，負責記錄。

會議結束已是后半夜，賀子珍留下來收拾紙筆。毛澤東站在窗前抽煙，忽然轉過身，在朦朧的燈光下看著她，說了一句誰也沒想到的話：“子珍同志，你愿不愿意調到前委來工作？”

賀子珍沒有猶豫：“愿意。”

毛澤東點了點頭，把煙頭掐滅了。“好。從明天起，你就是我的秘書了。”

王佐后來聽說這件事，咧著嘴笑了好半天。“我就說嘛！”他對袁文才說，“毛委員和子珍妹子，那是天生的革命伴侶！”

從五月下旬到六月下旬，賀子珍跟隨毛澤東走遍了永新西鄉的夏幽、南城、厚田、三房、大屋，白天調查，夜里整理材料。

永新方言難懂，有時一句話要反復問、反復猜，賀子珍既是秘書又是翻譯，遇到老農不敢說的，她就用永新土話把話頭遞過去。

“大娘，你家幾口人？”

“五口。”

“幾畝田？”

“三畝。”

“夠吃嗎？”

“不夠。租子重，剩不下。”

“想分田嗎？”

老農左右看看，不敢搭腔。

賀子珍湊近低聲說：“老人家，毛委員是自己人，你大膽說。”老農終于松了口：“想。做夢都想。”

賀子珍在本子上一一記下。

“這樣的對話，大大小小上百次。每一個數字，都是從老表嘴里一句一句問出來的。”

塘邊試點期間，討論最多的還是分田。各村宗族之間田畝交錯，本村人不愿把地分給外村人，同一個村的不同姓之間，也有齟齬。干部們爭得面紅耳赤，毛澤東把煙頭摁滅在桌上。“既然互相不信任，那就在各村獨立核算。把田畝底數摸清楚，做統一調配。”這個辦法一出，爭論立止。

分田時，老農怯怯地問：“賀同志，這田……真能分給我們外鄉人？”賀子珍把田契塞進他手里：“這上面寫的是你的名字，按了蘇維埃的紅印。從今天起，你就是這塊田的主人，天王老子來了也改不了。”老漢捧著田契，手抖如風中枯葉，忽然跪倒在地，號啕大哭。

那一刻，賀子珍想起父親的話：“中國農民最苦，苦了幾千年。誰能讓他們真正擁有土地，誰就能得天下。”

二占永新之后，毛澤東在塘邊整理最后一批調查材料。他放下手中的筆，在田埂上走了很長一段路。

賀子珍跟在身后，看著夕陽把他的影子拉得又長又淡。毛澤東停下來，從口袋里掏出那本寫滿調查記錄的筆記本，在手里掂了掂。“永新這塊根據地，能不能坐得住，能不能站得穩，不在這幾頁紙上，在老百姓心里。”他把本子遞給賀子珍。

這份抄在手縫賬簿上的《永新調查》草稿，前前后后攢了尺多高，每一頁，都浸透了永新西鄉田埂上的泥土，以及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心血。

毛澤東回到茅坪八角樓，幾十份各鄉各村的土地調查記錄，被他從褡褳里取出，一份一份鋪在桌上，用硯臺壓住那些被風吹翹的邊角。

毛澤東開始正式撰寫《永新調查》，賀子珍則負責用工整的楷體抄寫。

毛澤東寫累了，他抬頭看見對面的賀子珍。

“從這里到永新，再遠的路也走得過了。”他問道，“那你知不知道，從永新到全中國有多遠？”

賀子珍寫字的筆頓了頓，抬起頭來。毛澤東又問了一句：“你說井岡山能不能接上湘贛兩省的風，接上以后能不能再往南、往北鋪開，一直鋪到太陽出來的地方。”

賀子珍沒有回答，也答不上來，只是低下頭，又寫上了幾個字。

她把那幾頁剛剛抄完的《永新調查》細心地折好，用毛邊紙包起來，加了一層草紙作封面，放在桌上。

給中央的報告里，毛澤東寫下：“今年五月起，邊界全在土地革命中。”

（三）經營永新的理由

塘邊遇險三日后，毛澤東召開邊界特委會議。賀子珍負責記錄。

“……所以，經營永新，不是權宜之計，是根本大計。”毛澤東的手指在地圖上永新的位置畫了一個圈。

他沒有急于解釋，而是先讓賀子珍把一份剛整理完的統計表格，分發給在座的每個人。那是塘邊、夏幽、南城等幾個村子的田畝調查匯總——永新全縣田畝分布、租佃比例、階級構成，密密麻麻的數字，全都變成了毛邊紙上清晰的表格。

毛澤東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才開始慢慢說。

“永新這塊地方，我從去年十一月就開始琢磨。”他放下缸子，聲音不高不低，“為什么是永新？不是寧岡，不是遂川，不是茶陵？”

他走到地圖前，手指從井岡山出發，向北緩緩移動。

“寧岡，我們的大本營，山高路險，易守難攻。但寧岡全縣只有五萬多人，八萬多畝田。養不活我們幾千人的隊伍。”

手指移到遂川。“遂川地盤大，人口也不少，但離井岡山太遠了，一馬平川，敵人說來就來，我們站不住。茶陵呢？在江西邊邊上，湘敵一壓，我們騰挪不開。”

手指停在永新。

“永新呢？人口最多——二十二萬。田也最多——接近四十萬畝。北邊連著安福、吉安，是江西的腹地；南邊直通寧岡，是我們的后院。東西兩邊，山嶺縱橫，能攻能守。”

他轉過身，目光掃過眾人。

“我們在山里打游擊，像魚。魚不能總待在水底，要浮上來換氣，要吃東西。永新就是我們的水面，我們的糧倉。拿下永新，我們就有飯吃。經營永新，我們就有后方。站穩永新，整個湘贛邊界的群眾都會看著我們——跟著紅軍，能分到田，能活得像個人。”

陳毅靠在椅背上，把煙頭掐滅：“老毛，你說了這么多，無非一句話——永新是塊肥肉，我們得死死叼住。”

毛澤東笑了：“是塊肥肉，但不光要叼住，還要咀嚼和消化，變成身上的肉。光叼住，敵人一來，還得吐出來。”

他走回桌前，手指在永新周圍那幾個縣——蓮花、安福、吉安——畫了一個大圈。

“我們的策略叫‘波浪式推進’。以永新為中心，先做深，再做廣。永新的田分下去了，政權建起來了，赤衛隊練起來了，周圍幾個縣的農民就會跟著起來。永新一個縣，頂得上周圍三四個縣的能量。好好經營永新，將來就能滾出一個湘贛邊界的浩大局面。”

朱德一直沒有說話。他端起搪瓷缸，吹了吹浮沫，喝了一口，才慢慢開口：“老毛說的是。永新在手，我們的回旋余地就大了。敵人從北邊來，我們在七溪嶺頂他；從東邊來，我們退到永新西邊山里；從南邊來，永新就是我們的前哨。進可攻，退可守。”

王爾琢低聲問了一句：“那茶陵、遂川那邊就不管了？”

毛澤東搖了搖頭：“不是不管，是排先后。永新站住了，周圍幾個縣都會跟著來。割據地區的擴大，要像波浪一樣，一圈一圈往外推，不能一口吃個胖子。這就是‘波浪式推進’。”

他頓了頓，語氣沉了下來。

“三月份周魯來，把我們主力調去湘南，根據地為什么守不住？不是因為敵人太強，是我們的根基太淺。黨沒扎下去，群眾沒發動起來，地方武裝沒建起來。主力一走，根據地就空了。”

他看著朱德，朱德微微點頭。

“所以這次，我們要把永新的黨、政、軍、群，一整套都建起來。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等敵人再來，不是我們一個軍打，是全縣幾十萬老百姓一起打。”

何挺穎低頭記了半晌，抬起眼鏡，問了一句：“毛委員，永新經營好了，下一步往哪走？”

毛澤東轉過身，手指從永新繼續向北，指向吉安，指向南昌。

“往北，和萍鄉，醴陵等地連成一片，那里是秋收起義的地方，群眾基礎好。北伐快結束了，蔣介石很快就要騰出手來跟各路軍閥算賬。我們趁他忙著削藩，趕緊把根扎下去。等他回過頭來對付我們的時候，我們站住腳的地方，就不只是井岡山了。”

屋里安靜了很長時間。油燈的火苗在穿堂風里晃了晃，把墻上毛澤東的影子晃得忽大忽小。

“經營永新，不是占山為王。”他最后說，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都像釘子砸進木板，“是把井岡山的火，燒到平原上去。”

（四）永新賀氏的斗爭

“說到永新的革命基礎，”湘贛邊界特委副書記陳正人插話，“就不得不提賀家。子珍同志，你給大家說說？”

賀子珍放下毛筆，站起身。她知道這也是毛委員的意思，要通過她的口，讓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干部，理解這片土地的革命火種。

“永新賀家，不是什么豪門大戶。”她開口，聲音清晰，“我父親賀煥文，是個窮秀才，在縣衙做過師爺，因為不肯幫縣長做假賬誣陷佃戶，被革了職。母親杜秀，原是書香門第的小姐，嫁過來后跟著父親吃苦，靠替人繡花、抄書養家。”

她頓了頓，眼前浮現出老宅天井里那盞昏暗的油燈。母親繡花到深夜，手指被針扎得滿是血點；哥哥賀敏學躲在柴房偷看《新青年》，被她撞見，慌得把書塞進灶膛。

“改變我們一家命運的，是大哥賀敏學。”她的語氣柔和下來，“他在省立師范讀書時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回家就帶著我和妹妹賀怡‘鬧革命’。最開始是小事——抵制日貨，我們兄妹仨舉著旗子上街，被警察追得滿城跑；辦夜校教女工識字，我被校董罵‘傷風敗俗’。”

賀敏學

會場上有人輕笑，但更多的人一臉肅穆。這些革命者年輕時，大多干過類似的“荒唐事”。

“命運的轉折是1927年。”賀子珍的聲音沉了下去，“蔣介石叛變，永新的國民黨右派跟著清黨。我哥是縣黨部執委，帶頭抗議，被通緝。我們一家連夜逃到鄉下。就在那時，我們聽到了南昌起義的消息。”

她記得那個悶熱的夏夜，父親蹲在門檻上抽了半響旱煙，忽然把他們兄妹幾個召集起來，對他們說：

“我這一生，循規蹈矩，只想做個清白書生。可這世道，容不下清白。你們選的路，險。但比起跪著活，我寧可你們站著死。”

“當時，最小的妹妹仙圓才十歲，還什么都不懂。父親把她寄養在遠房親戚家，想給仙圓留條活路。”

“后來，我和哥哥在組織永新暴動時被捕，關進了大牢。父母在外奔走營救，差點也被抓住。”她的語速很慢，像是用盡力氣才能把那些畫面轉化成語言，“我們在牢里受刑的時候，外面……出了件事。敵人抓不到我父母，就找到了寄養仙圓的親戚家……”

她停了下來，深深吸了一口氣，手指無意識地攥緊了桌沿，指節發白。

“他們……把氣撒在了仙圓身上。”賀子珍的聲音開始發抖，但她強行壓住了，“那幫畜生……當著眾人的面，用……用匕首，剜掉了她的眼睛……說這就是‘赤匪家屬’的下場。”

會場里的空氣仿佛凝固了。油燈的光暈在她臉上投下搖曳的陰影。

“日他先人板板！”陳毅一拳砸在桌上，茶碗跳了起來。好幾個干部猛地站起，眼睛通紅。毛澤東放在膝上的手，驟然握緊。

賀子珍仰起臉，不讓眼眶里打轉的淚水掉下來，喉頭劇烈地滾動了幾下，才發出聲音：“我父母聽到消息趕去……人已經沒了，由于失血過多，沒熬過當天晚上。我娘抱著妹妹的小身子，哭暈過去三次，醒來頭發就白了一半。”

會場死寂，只有粗重的呼吸聲和壓抑的哽咽。賀子珍用袖子狠狠抹了把臉，再抬頭時，眼里只剩下一種冰冷的、燃燒的東西。

“所以，永新暴動，我們全家都拼了命。”她的聲音陡然拔高，帶著金屬般的鏗鏘，“我哥指揮攻城，我帶著婦女隊，我妹賀怡才十五歲，穿梭送信。我們不是不懂怕，是沒法怕了！退一步，就是萬丈深淵，就是仙圓那樣的下場！”

她頓了頓，仿佛又看到了那個硝煙彌漫的攻城日。

“暴動成功，但很快敵人反撲。我和哥哥再次被捕。在牢里，竹簽子扎指甲，我沒吭聲。不是不怕疼，是疼的時候，我就想我妹妹……她該有多疼？”賀子珍的聲音重新低沉下去，卻更顯森寒，“后來同志們劫獄，炸開牢門。沖出來時，被一隊白狗子堵在院里。領頭的兩個軍官揮舞手槍，叫得最兇。”

“我撿了把地上的老套筒。”她做了一個極其簡短的瞄準手勢，“砰！砰！兩槍。兩個都倒了。后來聽說，一個胸口，一個脖子。”

“就因為這，我得了個‘雙槍女將’的名號。”她搖搖頭，扯出一個極淡、極苦的笑，“其實哪是什么女將，就是恨極了。那槍的后坐力，震得我肩膀生疼，可心里……只覺得那兩槍，遠遠不夠。”

會場里沒有人說話，一種沉重而熾熱的情感在彌漫。賀子珍平靜了些，繼續道：“后來，我們逃上山，投奔王佐大哥。我父親……沒能熬過那段日子，在追捕中受了內傷，加上悲憤交加，不久就去世了。”

“我說這些，”賀子珍的目光緩緩掃過每一張悲憤的面孔，最后落在毛澤東的臉上，“不是訴苦，也不是夸功。是想說，永新這塊地上，革命的火種，是像賀家這樣的普通百姓，用血、用命、用毀家滅門的慘痛，硬生生點燃的。我們走上這條路，開頭也許不懂什么主義，就是為了能像人一樣活著，為了我們的孩子，不會在十歲的時候，被人剜掉眼睛！”

“我們現在在這里，”她的聲音斬釘截鐵，帶著淚洗凈后的剛硬，“不僅僅是為了打仗，是為了讓我們流過的血，讓仙圓受過的罪，讓成千上萬家庭破碎的痛，都得有個交代！要在這片浸透了血淚的土地上，真正扎下根，長出新的天地！不然，我們所有人的犧牲，就都白費了！”

長久的沉默。然后，不知是誰先開始，掌聲如同壓抑已久的雷聲，在八角樓里炸響，經久不息。許多人的臉上，早已淚水縱橫。

毛澤東緩緩站起身，走到窗邊，背對眾人。他的肩膀似乎也承受著難以言喻的重量。過了好一會兒，他才轉回身，燈光下，他的眼眶也有些發紅。

“子珍同志……和賀家，”他的聲音沙啞，卻像磐石一樣穩，“還有千千萬萬永新、湘贛邊界的百姓，用他們的斗爭告訴我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根據地一寸一寸的血肉堆積。我們在這里‘經營’，不是占山為王，是接過他們遞過來的、帶著血的接力棒。”

他走回桌邊，手指重重按在地圖“永新”的位置，仿佛要將全部力量貫注進去。

“這根，必須扎下去！扎得比血仇更深，比苦難更牢！要讓這片土地上的母親，不再一夜白頭；要讓這里的孩子，能平安長大。這就是我們‘經營永新’最大的理由，也是我們這支隊伍，不能失敗、也失敗不起的理由！”

《血色征途——通向遵義之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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