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文藝研究 | 科幻何以成為“思想實驗”？

科幻何以成為“思想實驗”？

◎郭 佳

（閩江大學人文學院）

摘要：對科幻文學何以能被視為“思想實驗”的系統論證，有助于辨析科幻思想實驗獨特的認知與虛構價值。思想實驗方法的核心要素包括反現實假設、具體情境與明確的認知意圖，其主要功能則在于提出問題而非完成論證。科幻敘事借助大膽的虛構情境，系統、嚴密的邏輯推演，對特定命題進行思辨和推理，進而與思想實驗具有形式上的內在同構性。作為科幻思想實驗，科幻文學不僅具有作為實驗載體的“虛構價值”，而且體現了持續思辨、大膽試錯的波普爾式科學精神，進而呈現出“認知價值”。

關鍵詞：科幻；思想實驗；虛構價值；認知價值

“作為思想實驗的科幻”命題釋疑

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 是通過懸設 “可能世界”進行推理、思辨的哲學方法，近年來在哲學、文學與藝術領域引發了廣泛討論。20 世紀 80 年代，作為哲學工具的思想實驗開始得到國外學界的集中研究，塔瑪拉·霍洛維茨（Tamara Horow? itz） 與杰拉德·梅西 （Gerald J. Massey） 的《科學和哲學中的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s in Sci? ence and Philosophy） 和羅伊·索倫森 （Roy A. So? rensen） 的《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s） 兩本于90 年代出版的專著，較有代表性地討論了思想實驗的本質、功能與認識論價值，為此后至今的思想實驗哲學研究擬定了核心議題。在一些哲學研究者看來，思想實驗的假設條件、虛構情境與含混推理稀釋了高度抽象、凝練的哲學范疇與命題，一些思想實驗得出結論的過程也缺乏嚴謹的邏輯，而這些都損害了它們作為哲學工具的認識價值。①但是，在文學和藝術學研究者看來，思想實驗的虛構假設與文學藝術的虛構敘事十分相似，凱瑟琳·埃爾金 （Catherine Elgin）、 托馬斯·埃爾塞瑟（Thomas Elsaesser） 等當代學者就曾分別提出作為思想實驗的小說和電影，②指出文學藝術中的虛構作為一類思想實驗，和其他思想實驗一樣，可以使我們“認識現實世界的特質與規律”。

科幻小說是當代最為活躍的類型文學之一，科幻作品與思想實驗之間的相似性也是當前學界的熱點議題。近年來，人工智能、腦機接口、虛擬現實、基因工程等前沿技術飛速發展，在媒體和大眾觀念中引發相關社會學、法學和倫理學思考的同時，也為提出相關懸設的科幻作品賦予了“未來思想實驗”的光環。由此，研究者開始重新審視20 世紀科幻作者們對“科幻作為思想實驗”的創作自覺。④

就文體特征來說，科幻小說與思想實驗的相似性是較為明顯的：科幻故事通常以未來社會為假設背景，而后在虛構敘事中根據科學公理、方法或現實邏輯來推演其假設。不過，科幻小說在思想上的實驗性，究竟與科幻小說的本體價值有何關聯，學界對此尚未達成共識。對于科幻文學的本體價值，當前學界的討論主要有兩種思路：一條思路是“認知價值”論，該思路延續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國外科幻“黃金時代”與中國近代的“科幻—科普”傳統，強調科幻在科學知識上的啟發、普及的實用價值。另一條思路是“虛構價值”論，延續烏托邦文學或“哲學小說”的文學傳統，強調科幻文學可以通過虛構，對科學技術、社會現實和未來危機作出判斷、解構或應對。就“作為思想實驗的科幻”這一命題來說，學界大多持后一種“虛構價值”思路。就理論源流而言，“認知價值”與“虛構價值”思路各自源自傳統科幻理論的“實用論”與“表現派”，前者重視發掘科幻文學的社會效益與認識價值，后者則傾向于將科幻文學視為科幻作者的思想探索。吳巖指出，科幻文學的“實用派”曾經在中國和蘇聯廣泛流行，但因其工具化的傾向與有限的解釋力而顯得有些過時；“表現派”方面，則由于其關注科幻作家的創作，推崇科幻小說以科學為基礎展開的推理與測試，與思想的實驗性更為接近。⑤但事實上，相當一部分關于“作為思想實驗的科幻”命題的討論，只是沿用了科幻名家對于“思想實驗”的隱喻修辭，并未深究“思想實驗”這一核心概念的構成要件，以及“思想實驗”與科幻文學形成類比的形式基礎，進而導致討論中“思想實驗”的所指泛化，以至于會有人提出“小說和電影中的虛構敘事就是思想實驗”這樣凡虛構即“思想實驗”的觀點，⑥反而遮蔽了“作為思想實驗的科幻”這一命題內在的豐富層次與啟示價值。

索倫森的《思想實驗》是較有代表性思想實驗的研究專著

其實，科幻思想實驗的認知價值與虛構價值并非捍格不入，相反，二者對科幻思想實驗的不同闡釋路徑構成了“作為思想實驗的科幻”這一命題互為補充、互為參照的兩個面向，為了說明這一點，需要從思想實驗的原始意涵、基本要素和哲學功能出發，揭示思想實驗與科幻敘事的內在同構關系，從而辨析科幻思想實驗具有的認知價值與虛構價值。

思想實驗的基本要素與功能

就定義看，思想實驗一般被認為是在“頭腦實驗室”里構設可能世界，并在其中進行假設、論辯和預測的研究方式。自然科學研究中常常涉及無法（輕易） 實現的條件（如無阻力、無重力、光速、量子態等），因此科學家便使用“頭腦實驗室”創造這些條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稱思想實驗是“理想的實驗”：無法在現實中進行，實驗的過程只能通過思考和推想得出，卻能“與觀察相一致”、增進人們對理論的探索與理解；比如，在解釋自己最著名的光學公式時，愛因斯坦這樣寫道：“如果我追及一束速度為c 的光……”⑦無人能及的光速就這樣成為推論出相對論效應的前提。

哲學思想實驗與科學思想實驗大致相同，但其驗證對象并非自然公理，而是主觀的理性認識與倫理判斷。一般認為，哲學思想實驗有三個特征：有具體情境、有反現實（counterfactual） 假設、有明確的認知意圖 （cognitive intention）。⑧ 其中，具體情境是虛構的實驗情境，反現實要素強調思想實驗的條件可以突破現實限制，而認知意圖最終通過實驗結論或解釋來實現。就其哲學功能看，思想實驗通常以論證或反駁為目的，不過，與其說思想實驗可以解決問題，不如說它更多的是在提出問題。

我們可以通過約翰·塞爾（John Searle） 的“中文屋”思想實驗 （Chinese Room Argument） 來說明思想實驗的要素特征與哲學功能。在塞爾的“中文屋”思想實驗中，第一要素是實驗情境，中文屋論證假設了一個封閉的“中文屋”，屋中的人根據一系列預定的計算腳本，對外界送進來的材料進行轉譯、回答和反饋。第二要素是不受現實約束的實驗條件。塞爾提出，如果中文屋具備足夠完善和高效的程序，同時屋中人可以快速實現程序的輸入、計算和輸出，那么屋中人就可以在完全不理解中文的情況下，欺騙參與對話的人，使他們相信自己會說中文。最后一個要素是實驗結論即實驗的認知意圖。塞爾認為，“中文屋”思想實驗通過假設和情境證明了這一論點，即人工智能系統永遠無法理解語言。這是因為在實驗情境中，計算機（即“操作中文屋”的形式計算） 即便有以假亂真的完美表現， 也無法真正掌握語言意義 （即“ 理解中文”），因此，以形式計算為根基的人工智能系統也永遠無法獲得理解語言的意向狀態。⑨

需要補充的是，“中文屋”思想實驗結論在邏輯上很難稱得上嚴謹。比如，“中文屋”是一個人類居于其中的人機協作系統，而現實生活中的計算機或人工智能是一個外在于人類的反應“黑箱”， “中文屋”與計算機之間不能構成嚴格意義上的類比，因此“‘中文屋’不懂中文”也無法得出“計算機無法理解語言”的結論。據塞爾自己總結，截至20 世紀末，相關中文屋思想實驗的公開批評就超過100 種。⑩還有研究者指出，“中文屋”思想實驗的錯誤主要有四種：“形而上學預設的錯誤”“論證過程中的邏輯錯誤”“衍生結論的不合理性”“否定其論證目的”。不難看出，作為哲學證明的“中文屋”思想實驗事實并未成功論證命題或解決問題，毋寧說，它提出了一個邀請所有人思考的問題：人工智能的“意識本質”是什么？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些作為“他者”的智能體？

正是通過提出問題，哲學思想實驗展現出與科幻文學相似的探索精神與思辨氣質。格溫妮絲·瓊斯（Gwyneth A. Jones） 就指出了當代科幻創作實為思辨實驗的精神實質：“科幻作家的任務是，在心靈實驗室中搭建起一套設備，使得所探討的‘假如’問題能夠被孤立出來，同時提供其所需的精確養分。這樣的科幻觀念對于科幻作家和批評家來說并不新鮮，但仍值得重申：科幻的本質是實驗。”這樣一來，思想實驗就成為科幻小說的敘事中心與價值內核，思想實驗與科幻小說的關聯性研究也獲得了相應的觀念基礎與類比前提。

思想實驗與科幻文學的形式同構

美國科幻作家海因萊因指出：“ 思辨故事（speculative story） 也就是包含‘假如’或‘如果……會發生什么’——這種概念的故事。在科幻思辨故事中，公認的科學知識和既定事實通過外推形成一種新的情境，為人類行動提供一個全新的框架。這種新情境，產生了新的人類問題——而我們的故事正是關于人類如何應對這些新問題的。”具體說來，思想實驗與科幻敘事在以下三點構成形式上的同構關系。

首先，科幻敘事總是始于反經驗的虛構設計，這為思想實驗打開了可供推演的敘事空間。海因萊因指出，思辨故事必須虛構與當前時空不同的具體情境；而從思想實驗的角度來看，虛構時空不僅是科幻故事的發生背景，更是思想實驗的操作界面。科幻思辨故事往往通過高度具象化的未來社會、異星文明、變種社群或技術奇點來構筑思想觀念的推演環境，借助具體的時空環境與情境感知，將抽象命題轉化為讀者可感知、可思考的思辨對象。比如，阿西莫夫在《我，機器人》（I, Robot）中將“他者問題”轉化為“人如何對待機器人”的幽默故事，展示未來的智慧“他者”可能給人類帶來的認識挑戰；而王晉康的“新人類四部曲”則將基因改造的倫理難題，轉化為“類人”“豹人”“癌人”“海豚人”等具體的基因改造生物，在各種高度戲劇化的愛恨情仇、生死疲勞的人與后人類故事中，傳達作者對基因工程的警惕與思考。 此外，科幻敘事的虛構情境不僅具象化了需要推演的抽象命題，而且常常富有技巧地隔離了其他“無關變量”，從而使得其思辨更加聚焦。雖然相比于主流文學作品，科幻小說常因單薄的人物、類型化的情節與環境描寫受到批評，但細節的減省卻成為其進行精確思想探索的有利條件：思想實驗和標準實驗一樣，“有意偏離自然，以便更好地理解自然。這種偏離不僅不會使實驗失效，反而使其能夠揭示出那些幾乎難以察覺或通常被掩蓋的自然方面”。例如，美國作家湯姆·戈德溫（Tom Godwin） 的《冷酷的等式》（The Cold Equations） 中，宇航員執行救援任務時，發現偷渡女孩導致燃料不足，為保全任務被迫將其拋入太空；小說采用星際旅行的視角重構了人們對人性與環境的認識，精簡了細節的嚴酷宇宙環境成為檢驗人類道德哲學的實驗室，通過極端化情境考驗傳統的人道主義信念：“最大的犯罪就是無知，行刑者就是宇宙，而宇宙什么都不在乎[……]唯一的救贖之路只有通過知識才能到達。”

其次，科幻敘事的核心驅動力來自對“反現實”假設的系統化推演，思想實驗借此創造出偏離或替代現實的敘事邏輯。思想實驗中的想象并非天馬行空，它受限于思考者的運思方式、設定領域與觀念邏輯，在思想實驗中，“想象力通過合理的自我約束，與實際經驗和理論框架建立了深刻的聯系。它并非單純的隨意想象，而是科學探索的一個獨特而有力的工具”。因此，思想實驗呈現出充滿張力的雙重訴求：既要追求掙脫經驗、現實和公理束縛的背景假設，又必須以內在自洽的“替代法則”確保推演的有效性和說服力。

在科幻敘事中，思想實驗的這種張力則具現化為一種被達科·蘇恩文（Darko Suvin） 稱為“認知間離”敘事驅力與審美經驗。一方面，科幻敘事中充滿了反現實、反歷史、反主流甚至反公理的 “無理”懸設，科幻作家提出大如云朵的微粒子（如劉慈欣的《球狀閃電》）、小如單細胞的未來人類 （如詹姆斯·布利什 （James Blish） 的《表面張力》（Surface Tension）），假設存在超越于人類意識的外星“人類”或者“動物”（如克利福德·西馬克（Clifford D. Simak） 的《逃兵》（Desertion） 或菲利普·迪克 （Philip K. Dick） 的《天外的巫伯》（Beyond Lies the Wub） ）， 假設為了追尋終極問題，毀滅宇宙又創造宇宙的超級計算機（如阿西莫夫的《最后的問題》（The Last Question））。

另一方面，科幻故事則提供高度嚴謹、系統、符合科學理性的敘事邏輯。海因萊因的《你們這些僵尸》（All You Zombies） 最為顯著地體現了這一點。這篇情節離奇的小說，基于時空穿越講述了一個孤女的懷孕、生子、變性、戀愛故事，最后才揭示這一切都是通過嵌套時空穿越實現的。換言之，小說遵循嚴密的時間線和因果邏輯講述了一個“女性的自己和男性的自己生了自己”的離奇悖論。顯然，時間旅行的物理真實性至今仍然高度存疑，但小說敘事的精巧設置和懸疑技巧，卻讓文本在呈現悖論時，成為一個檢驗“命運與自由意志”命題的精致的思想實驗。

改編自《你們這些僵尸》的電影《前目的地》宣傳海報

再次，科幻敘事具有明確的認知意圖，在此意義上，科幻小說所有的敘事元素都需要轉化為思想實驗的認知工具，對熟悉的現實社會或人類未來提出充滿懷疑精神的問題。科幻敘事的意圖在于，“如果我們的經驗不足以指導我們，則某種特意設置的虛構情境或許可以充當我們的導師。” 在當代，相當一部分科幻小說和作家對于所討論的哲學命題有著明確的自覺，為了服務于小說認知目的，科幻故事的時間、地點、社會背景，乃至起因、經過、結果等情節要素都可以淡化。例如，特德·姜（Ted Chiang） 的短篇小說《賞心悅目：審美干擾鏡提案風波紀實》（Liking What You See: A Documenta? ry），其核心設定是在現代高中校園給學生植入一種“屏蔽人臉審美能力”的科技裝置，以此抑制因為外貌產生的校園霸凌事件、促進“外貌平等”。其認知意圖相當明確地指向一個社會學和政治學議題：如何處理個體的自由與群體的平等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為了突出這一點，作者有意隱去了“審美干擾鏡”的技術原理、裝置外形、高中校園所處的時 代與國家，以使讀者的精力集中在 “ 審美干擾鏡” 這個核心假設與推理上。而姜的另一部著名小說《你一生的故事》（Story of Your Life） 則幾乎以懸設的方式引入了外星人七肢桶的降臨，講述了語言學家在接觸外星語言后獲得預知未來能力的故事。相比于傳統外星人與人類“第一次接觸”的科幻故事，《你一生的故事》 既沒有精彩、曲折的情節，也沒有恐怖或幽默的故事發展，相反，這篇小說極力淡化語言學家的戀愛、成家、喪子等情節。換言之，小說的認知意圖并不在歌頌人類的學術探索或是家庭親情的羈絆，毋寧說，小說致力于探索一個經典的語言哲學問題：人類使用的語言與其意識、自由意志之間有何關系。

為了實現認知意圖，科幻敘事甚至可以淡化人物性格、心理的塑造。這一點在丹尼爾· 凱斯（Daniel Keyes） 以第一人稱視角寫成的日記體小說《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Flowers for Algernon） 中顯得尤為極致。凱斯不僅對故事的核心背景——智能提高術，或其歷史、社會影響等——不加任何多余描述，甚至對主人公的家庭、外貌、最終結局等也未費過多筆墨，而僅僅是聚焦接受智能提高術的白癡查理的認知能力、表達能力與人際關系的變化。如瓊斯所說，科幻小說中的人物是高度功能化的：“一本典型的科幻小說很少能進行深入而細致的人物刻畫，[……]因為從根本上來說，科幻小說中的人物并非真正意義上的人，他們是實驗設備的一部分。” 《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只是要借查理的變化推演其核心命題：智力和情感感知能力對人格的影響。

要言之，科幻敘事試圖借助大膽的虛構假設、輔以系統、嚴密的邏輯推演，實現相對明確的認知意圖，為了實現這一點，科幻常常剝離無關經驗要素，以揭示故事邏輯下的底層話語結構，這正是其與思想實驗共同的形式特色與方法論動機。

科幻思想實驗雙重價值

綜上所述，“作為思想實驗的科幻”命題的提出依據，并非僅僅是科幻與思想實驗在文體特征上的相似性，而是在辨析“思想實驗”的基本要素與形式功能的基礎上，將“思想實驗”與科幻敘事的形式結構進行深度比較后，得出的論證結果。科幻作者通過科幻思想實驗的大膽虛構和嚴密推理，展開個人思想與觀念的探索，用“以言行事”的文學行動形塑與思考當代文化狀況，使得科幻文類展現出獨具一格的虛構價值與思辨強度。但是，這是否意味著曾經流行的科普“實用說”與科幻的“認知價值”論，在科幻思想實驗的討論中徹底失去解釋力了呢？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要證明這一點，需要我們更新對科幻文學“科學性”與認知價值的理解。

根據傳統的觀念，科幻文學是基于科學事實的文學演繹，這也是其認知價值的根本來源。比如，“科幻之父”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 在其主編的第一本純科幻雜志《驚奇故事》（Amazing Stories） 的創刊號中稱，“ 科學小說”（scientific? tion） 將講述交雜了科學事實和預言想象的迷人故事。 根據根斯巴克的觀點，科幻文學的“科學性”來源顯然指向科學事實，具有“科學價值”的科幻小說，必須嚴格依據時代的科學發現，進行符合公理的邏輯推演。無獨有偶，《新奇科幻》（As? tounding Science Fiction） 的主編、美國科幻“黃金時代” 的領軍人物約翰· 坎貝爾 （John W. Cam? bell） 也明確要求，投稿的作者與小說需要秉持科學的方法論，用故事解釋、描繪已知的現象，并且預測新的、尚未發現的科技和社會現象。

根斯巴克主編的第一本純科幻雜志《驚奇故事》創刊號封面（1926年4月刊）

不過，對科幻思想實驗的辨析，使我們可以從另一個層面理解科幻文學的“科學性”，即關于大膽假設的嚴格、系統、持續的推理。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曾說，如果我們試圖適應、認識或解釋世界，最好的方法就是“大膽地提出理論，接近我們所能表明它們的錯誤；如果我們的批判努力失敗了，那就試探地加以接受”。 這樣，知識和理論在理性的考驗場經受適者生存的競爭，人類也就愈加逼近真理及其適用范圍。科幻思想實驗通過其敘事結構，模擬了波普爾式的求知過程：提出“如果……會怎樣”的假設，嚴格推演其可能后果，并邀請讀者反思其中的意義。由此，科幻思想實驗不再局限于普及科學事實的傳統任務，而致力于增進人們對科學、社會、未來、宇宙等方方面面的理解，進而也就展現出審視現實、預判風險、探索可能的認知價值。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科幻思想實驗具有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雙重虛構價值與認知價值：一方面，大膽的虛構假設為思想實驗的認識和思辨提供必要條件；另一方面，明確的認知意圖與嚴格的演繹推理，夯實了虛構的思辨根基。可以說，正是科幻思想實驗的雙重價值，使得科幻不僅成為一種獨具特色的當代文化景觀，而且使其在科技高速發展、未來充滿不確定性的今天，持續保有強大的思辨潛能與批判力量。而這或許就是我們在今天不斷審視“作為思想實驗的科幻”這一命題的意義所在。

［本文系福建省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后人類影像中的人工智能思想實驗研究”（項目編號：FJ2024C112）、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后人類視域下賽博格的主體性問題研究”（項目編號：23YJCZH100） 階段性研究成果］

來源 西部文藝研究

轉載 高校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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