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 | “新制度經濟學”究竟錯在哪里？

文一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

《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11月6日，第A06版

來源：制度與法律研究微信公眾號

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的《國家為什么失敗》一書認為，歷史上一個國家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是采納包容性政治制度（比如大眾參與的民主選舉制度），而一個國家經濟不發達的根本原因是采納了攫取性的政治制度（比如君主專制）。具體說來，他們認為只有在多數人參與政治決策的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才能建立并保障包容性經濟制度（比如私有產權保護），而包容性經濟制度才能導致經濟繁榮。這個觀點聽起來好像有道理，也稱不上標新立異，但是它既不符合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歷史，不符合二戰以后被美西方強加民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實踐，不符合俄羅斯市場化民主化改革失敗的教訓，不符合拉美國家在引進“華盛頓共識”以后的去工業化現象，也不符合美國自身的工業化歷史與當下狀況。

雖然阿西莫格魯在一系列文章與著作中強調國家能力的重要性，但他對國家能力的定義是模糊不清的，也從未理清國家能力與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在歷史上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進而推動工業化的。其根本原因在于，阿西莫格魯并未對“包容性”這個基本概念進行清楚的定義，而是根據一國經濟發展的成功與否來倒推其制度是包容還是攫取。因此，他用“放大鏡”去認識那些經濟上成功的國家以搜尋“包容性”元素，刻意忽視這些國家制度中存在的“攫取性”元素，又從那些經濟上失敗的國家挖掘“攫取性”制度元素，有意回避他們的“包容性”制度元素。這是一種典型的“先射箭再畫靶”行為。

阿西莫格魯難道能否認“男女平等”是包容性政治制度的一個典型特征？可是，男女平等卻是社會主義國家首先提出來并予以普遍實施的。難道阿西莫格魯能否認“高稅收”是攫取性制度的一大特征？但英國在工業化期間的稅率曾長期高達20%，而中國清代在相當一段時期的平均稅率不過4%。難道阿西莫格魯會否認殖民掠奪和種族滅絕是攫取性制度的一個重大特征？但有哪個被阿西莫格魯視為包容性制度與產權保護典型的西方發達國家，當年不是通過殖民掠奪才開啟經濟繁榮之路的？正如馬克思所說：“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埋葬于礦井，對東印度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p>

最近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方高校經濟學院系主要用數學工具培養經濟學家，很少甚至從來不將資本主義歷史尤其是工業化歷史當成經濟學博士生的必修課（也不是選修課）。這就造成一種有趣的現象：歷史學家（包括經濟史學家）幾乎都反對和批評阿西莫格魯的新制度經濟學對歷史的歪曲性解釋，而他的著作和文章卻在只強調數學不強調歷史的經濟學界受到普遍的熱捧，甚至被授予了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阿西莫格魯等人撰文加以論述的案例中，他們的理論難以與事實相洽。在2001年的著名文章中，他們用幾百年前的美洲殖民史來佐證他們的理論，宣稱南美國家的經濟發展之所以在目前比不上北美國家，是因為當年歐洲殖民者在殖民南美洲時容易患瘧疾，因而只是掠奪而不是長期定居下來，從而沒有在南美洲建立起模仿自己母國的“優秀”制度，由此導致今天的普遍貧困；而北美洲的情況卻相反，歐洲的“優良”制度成功扎根，使今天的北美比南美更加繁榮。這種理論解釋，暴露了他們對于殖民史的“無知”。今天，南美洲的大多數人口是混血，而北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更幾乎完全滅絕。這正是因為當年的歐洲殖民者愿意在南美洲與土著人通婚，而北美殖民者卻將土著民族屠戮殆盡。那么，請問阿西莫格魯，西方殖民者是在南美洲更加包容，還是在北美洲更加包容呢？

更進一步，阿西莫格魯等人的解釋同樣不適用于近代以來很多國家的發展狀況。包括秘魯、巴西、突尼斯、菲律賓、印度等一大批拉美、非洲、東南亞與南亞國家在內的被殖民國家，模仿或被西方國家強加了民主制度并保留了符合統治者利益的私有產權保護制度，但這些國家在很長時間內都沒有實現良好發展。當年因反抗西方資本主義而短暫采納計劃經濟的許多國家，也沒有因為在20世紀90年代采納民主選舉制度與市場化改革而實現經濟騰飛。事實上，真正實現“東亞奇跡”的“四小龍”也并不是在“西式民主”下實現經濟起飛的，而是在經濟起飛后才逐漸采納“西式民主”制度。今天，美國不同州和城市采納的都是同一種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私有產權保護都一樣，但收入水平和經濟繁榮程度卻大不相同，甚至在同一城市的不同街區，人均收入都有天壤之別。這難道是因為不同街區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以及法律和私有產權保護制度迥乎不同嗎？

事實上，歷史學家提供的大量史料已經揭示了西方國家在近代工業化史上的大量“攫取性”制度元素，以及這些國家當年在“包容性”制度元素方面的嚴重缺乏。歷史警醒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西方國家當年工業化成功的秘訣，辨明阿西莫格魯及其新制度經濟學的嚴重理論缺陷。

今天的西方發達國家早在17—19世紀就紛紛通過“軍事—財政”性的國家建設和軍事重商主義的國家發展戰略，開啟了經濟繁榮與工業化，而他們當時的政治制度都是專制王權統治下的君主制度。甚至美國自己的國父們當年在建國時就公開反對在美國建立大眾參與的民主制度，而選擇建立非民主的精英共和制度。這些國家采納普選民主制的時間是在完成工業化多年之后的20世紀。比如，英國在1928年，法國在1946年，德國在1946年，意大利在1946年，日本在1952年，美國在1965年。而且，許多發達國家在工業化早期階段及更早之前，產權保護的力度還比不上不少如今的發展中國家。歷史與經濟史學家張夏準指出，“對經濟發展來說，重要的并不是無差別地保護所有產權，而是在什么條件下保護哪種產權”。事實上，在完成工業革命之前，在如今的發達國家，要么根本不存在經濟法律規則（包括合同法、公司法、稅法、土地法、知識產權法、金融審計與披露法等），即使有也很不完善。法律的實施同樣是個大問題，對其中很多國家而言，直到20世紀早期第二次工業革命趨于完成時，這一系列法律仍未完全得到貫徹。歷史學家貝克爾特曾精辟指出：“當年的大英帝國，作為第一個開啟工業化的國家，并非一個后來人們所描繪的自由、開明和廉政的國家。相反，它是一個軍事開銷龐大、總是處于戰爭狀態、奉行干涉政策、高稅收、債臺高筑、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官僚集團和強權國家。它也完全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著名經濟史學家默克爾也指出，在英國工業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國社會幾乎沒有什么法律和秩序來保護工業財產和人權……（當時）的英國并沒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的警察隊伍那樣的專業警力，法庭系統也笨拙而昂貴，并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公”。

阿西莫格魯的新制度經濟學試圖制造一個巨大的神話，即民主、私人產權和法治，是16—19世紀西方列強實現經濟崛起的根本原因和前提。這一神話又是建立在另一個神話之上，即自由放任和自由貿易是歐洲列強尤其是英國成功引爆工業革命的終極秘密。但這絕非歷史真相。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曾在自由貿易政策下，在缺乏國家和政府強力介入的情況下，在缺乏重商主義甚至軍國主義式的國家競爭和全球武裝貿易與市場爭奪的情況下，成功開啟了自身的工業革命。從東印度公司成立的17世紀初到工業革命前夕，英國都未采取自由貿易政策。自由貿易是英國工業革命后，在巨大的過剩產能導致的巨大經濟危機背景下推出的全球貿易戰略，而之前采納的國家發展戰略一直是貿易保護主義。同樣地，美國在整個19世紀為了趕超歐洲，采取了極端貿易保護主義戰略，通過對歐洲工業制成品實施高關稅保護自己的制造業，只是在戰勝歐洲諸國并取得制造業統治地位以后，由于巨大的產能過剩才開始在全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推廣自由貿易。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長期戰爭與對殖民地的爭奪，包括兩次世界大戰，使得當時的落后國家在面對西方的巨大工業產能時，必須在以下三條路中作出選擇。一是淪為殖民地。二是學習日本明治維新，采納軍國主義、戰爭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模式強行崛起。三是走一條不依賴殖民掠奪和奴隸販賣、堅持公平與正義的自力更生的工業化道路，通過舉國體制實現工業化，即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

總之，阿西莫格魯的新制度經濟學與歷史和現實并不相符，由此遭到了一大批歷史學家的批判，卻奇跡般地受到一大批不了解西方工業化史的黑板經濟學家的熱烈追捧。這是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巨大諷刺。阿西莫格魯獲諾獎的理論是在象牙塔里的黑板上用數據和精致的數理經濟學工具所構造出來的，而不是基于真實的世界工業化史。最后，不妨引用美國經濟史學家麥克洛斯基對阿西莫格魯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辛辣評論，作為本文的結束語：“往小了說，阿西莫格魯對歷史的每個重要的細節都令人遺憾地搞錯了，往大了說則是整個（理論）都是謬誤?！?/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