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詩與哲學中的德性教化

古希臘的詩（文藝）與哲學都非常關注人的教化，但對于如何實現好的教化，則存在激烈紛爭。在《理想國》《法義》等諸多作品中，柏拉圖嚴厲批評了傳統詩人，詩與哲學之間看起來充滿張力。然而，柏拉圖也稱贊荷馬是最偉大的詩人，教育了整個希臘。柏拉圖指責詩人的主要原因在于，詩作過于看重快樂，易導致過度娛樂化和自由化，甚至引發人倫和政治的失序。顯然，柏拉圖深諳人世生活離不開詩或文藝，大多數人樂于觀看各種迷人的作品。詩教對人從小就有深刻影響，詩人也與傳統宗法的形成密切相關。實際上，古希臘哲人并非要完全剔除文藝要素，而是從根本上思索“詩教何為”“詩藝應求樂還是求德”等重要議題，由此來探究如何塑造人的靈魂和德性。

詩教與快樂

詩與哲學之爭源遠流長，在古希臘詩人阿里斯托芬的喜劇《云》中就已有所體現。在這部劇中，詩人放逐了哲人，火燒了蘇格拉底的“思想所”。阿里斯托芬將蘇格拉底塑造為不食人間煙火的自然哲人，吊在半空中凝視太陽、測量空氣，整天研究天上的事物，而不關心地上的事情。喜劇《云》對蘇格拉底提出兩項指控，涉及瀆神和敗壞青年：一是將自然的云朵當作神，取代了傳統的奧林波斯諸神；二是教年輕人詭辯術，不僅用于賴賬，還用來證明毆打父母有理，從而顛覆傳統的孝道觀念。年輕的蘇格拉底顯得過于關注自然和形而上學，而不留意政治事務、詩藝和實踐，看起來不審慎、非政治且不具有詩性智慧。由此，詩與哲學在如何提供好的教化上形成了競爭。

在某種程度上，柏拉圖的《理想國》回應了阿里斯托芬的指控。柏拉圖提出修正詩歌，刪除荷馬史詩中那些關于冥府的可怕描述和過于哀傷的詩句，因為它們會讓學習這些故事的年輕人無法自制、變得軟弱。詩與哲學都關注靈魂和人的教化，但在柏拉圖看來，詩只是在故事中表達自身，顯得迷人有趣，并不探究靈魂的內在結構和自然目的。柏拉圖哲學則結合了論證與神話（故事）、哲學與政治、瘋狂與審慎、悲劇與喜劇，盡力引導人朝向德性。盡管荷馬也非常重視人的善惡，描繪了各色人物，但他并非致力于認識宇宙大全和德性的本質，而是試圖通過英雄和行動者給人帶來最大的快樂。

柏拉圖表示，詩人模仿的是幻象而非事物的原型，主要模仿人的血氣與欲望，而不是人最高的理性部分。詩人們創作的音樂有的過于低靡，有的過于亢奮，應當剔除這類音樂，以凈化人的靈魂，培育人對美的追求及靈魂的和諧。詩人們將快樂作為評判文藝高低的標準，這意味著，越能逗樂人的作品就越顯得是好的作品。詩人讓男女角色互換，各種樂器相混雜，哀歌與頌歌合用，實際上是借助這種新奇方式博得觀眾的歡笑（《法義》700d-e）。在詩人們看來，大多數人追求的是利益、榮譽、權力而非智慧。但柏拉圖表明，愛利益、愛榮譽和愛智慧產生的三類快樂存在高低之分，愛智慧的快樂是用最高實體（知識、理智）來充實的，這才是真正的而非虛假的快樂。

柏拉圖批評詩人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堅持文藝好壞的標準在于德性而非快樂。文藝作品固然要給人帶來快樂，但關鍵在于如何讓人形成正確的而非扭曲的苦樂感，以免造成靈魂的無序，讓欲望主導整個靈魂。因此，詩歌要講最優美、最高貴的故事，展現值得人效仿的整體德性。然而，詩人過多迎合觀眾的快樂、痛苦、恐懼等情感，刻畫受苦者、罪犯或滑稽之人，從而呈現多樣的人物與情節、強烈的激情和欲望，使人產生快感。在此意義上，詩人并非模仿具有最高德性和理智的好人，而是模仿各種有趣、迷人但品格較低的角色。柏拉圖指出，正確的模仿應呈現靈魂的高貴和有序，有益于人形成好的性情。

柏拉圖明確主張，好的文藝作品應當展示明智且正派的好人，最正義的生活是最快樂和最幸福的。因為，正義若顯得與快樂和幸福無關，人們就會將最邪惡的生活當成最幸福的生活。唯有靈魂各部分有序運行，并追求智慧和真理，人們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和愉悅。憑借不義手段獲取的快樂只是表象，而靈魂內部充滿恐慌——沒有內在和諧的外在成功絕非真正幸福。因此，詩人應主要培育人們對美和高貴的熱愛，注重培養靈魂的德性和有序，而不是過多受血氣和欲望支配。

德性的培育

荷馬史詩中的阿基琉斯是富有血氣之人的典型代表，荷馬將其樹立為值得年輕人效仿的英雄。但柏拉圖認為，這一典范存在缺陷。因為，阿基琉斯最突出的品質是其血氣而非理性，勇敢而非智慧，他看起來過于熱愛自己的東西。如果將阿基琉斯作為教育城邦護衛者的榜樣，就要著重訓練他們的血氣以培養勇敢德性。但在柏拉圖看來，勇敢是單一且較低的德性。血氣是道德義憤的根源，高貴的血氣能使人捍衛母邦、氏族和家庭，敢于與敵人和壞人作斗爭。但低劣的血氣會淪為泄私憤和復仇，甚至殺人犯罪。詩人應盡可能純化公民的血氣，將野蠻的血氣轉化為真正的勇敢，并追求全面的德性。

有別于傳統詩人強調勇敢在于奮勇殺敵、追求榮譽，柏拉圖表示，勇敢是一種堅守精神，即堅守法律借助教育給人培植的信念：無論在痛苦、快樂、欲望還是恐懼中，對于什么可畏、什么不可畏，都要始終恪守正確的、合乎法律的信念，并遵守理性的告誡（《理想國》429c-d）。音樂（文藝）和體育教育可用來培育這種勇敢精神，使城邦的護衛者最堅定地信守法律，牢牢秉持關于可畏和不可畏之事的信念，使其在靈魂中永不褪色。勇敢者應當不畏懼敵人、各種痛苦和艱辛，還應當對禮法、諸神、祖先、統治者、偉大之人保持敬畏。質而言之，勇敢不僅在于征服痛苦和恐懼，而且需抑制快樂和欲望，亦即包含節制的德性。這樣的勇敢者就不只是尚武之人，僅懂得在戰場上廝殺，而且能正確對待快樂與欲望。因此，詩與哲學的重要任務之一在于，激發人追求健全的德性與靈魂的有序。

詩人更關注作品的娛樂性，柏拉圖則更看重對快樂和欲望的節制。他認為，靈魂中的理性、血氣和欲望三部分應當和諧相處，且其他部分應該由理性統治，不發生內訌而違背理性（《理想國》442c-d）。這意味著，節制的人不能放縱靈魂中的欲望和求取快樂的部分，使之主宰靈魂中的理性部分，肆無忌憚地追求快樂的滿足。節制還要求人有自知之明，充分認識自己的本分，懂得城邦應該由誰來統治和被統治，以免城邦陷入混亂和無序。節制是貫通諸德性的德性，智慧（哲學）、勇敢、正義都需要包含節制。好的文藝作品應描繪人的完整德性，而非僅重視人物和情節的趣味性或單一的德性。哲人蘇格拉底將智慧、勇敢、節制和正義集于一身，才是最值得人效仿的典范。

不過，柏拉圖對詩人的深刻批評，并不表明他敵視所有詩人和文藝。他的哲學對話體也具有戲劇的形式，經常采用神話、比喻、反諷、勸諭等戲劇手法。柏拉圖清楚，詩教對人的靈魂和政治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他真正反對的是把滿足快樂和欲望作為詩藝的最高追求，而堅持詩教應著眼于德性的培育，即求善、求真、求美而非求樂，文藝作品應盡可能描繪最好的生活方式和靈魂秩序。總體而言，詩與哲學都要指向人的完善、快樂的適度與中和之美，以激勵人不斷求索靈魂的卓越與完美。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地中海文明與古希臘哲學起源研究”（23&ZD239）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暨馬一浮書院教授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常達

新媒體編輯：常暢

如需交流可聯系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