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金錢永不眠遇上末日廢墟：科幻小說如何預言城市的未來？

推薦理由

本文從文學與經濟學的跨學科視角，結合發展倫理學理論，深入分析了五部美國后末日科幻小說中“重建紐約”的敘事范式。通過對小說文本的系統化梳理解讀，揭示了后末日背景下都市空間、金融資本、宏觀經濟與個體命運的復雜交織。文章不僅展現了科幻文學對不可持續發展模式的批判，還深刻反思了資本主義歷史循環的困境，為理解當代都市經濟運行和發展倫理提供了獨特的文學視角。

廖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外國語學院，北京 100191）

摘要

Abstract

摘要：作為全世界最負盛名的大都市和經濟中心之一，美國紐約激發了文學史上無數作家的靈感，也成為科幻小說后末日世界建構中常見的都市想象原型。從文學和經濟學的跨學科視角，借助發展倫理學的理論概念，通過梳理《飛城》《氣泡》《終端世界》《第一區》和《紐約2140》這五部美國后末日小說中圍繞“重建紐約”所展現的空間書寫與經濟敘事特征，可發掘其深層次發展要素集聚、轉移和重構的過程。當都市空間、宏觀經濟、金融資本、居民個體等復雜因素被置于后末日的背景之中，各主體在危機后的發展預期與倫理困境也折射出美國科幻小說對于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的無情批判，以及對無法逃避的資本主義歷史循環的辛辣諷刺。

關鍵詞：紐約；后末日敘事；發展倫理；科幻小說；文學經濟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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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圣經的《啟示錄》與末日審判故事是英美科幻小說末日想象的重要源頭之一。因此，科幻小說的末日敘事往往著眼于描繪末日浩劫來臨時的情景，并融合了善惡得報的審判與重獲新生的樂觀主義。后末日敘事也被稱為后啟示錄敘事（post-apocalyptic narrative），呈現出與末日敘事（apocalyptic narrative）截然不同的敘事特征。末日并非終結，災難之后的幸存者必須面對漫長的適應生存與重建家園的挑戰。后末日敘事關注末日災難之后的世界建構，以及人們在災難之后的思想與行動，包括身體形態、心理狀況和群體秩序、城市空間重建等等。后末日敘事弱化了善惡審判的宗教色彩，也顛覆了“拯救—重生”的敘事范式，將敘事重點從英雄主義的救世者轉向災后恐懼迷茫的普通幸存者。［1］

與文學中的其他大都市相比，科幻小說中的紐約城常常與災難交織在一起，成為末日/后末日敘事中重要的空間意象之一。其源頭可追溯至1929年紐約股票交易行情暴跌，觸發了波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這次破壞性極強的長期經濟危機，反而促成了以《驚奇故事》為代表的科幻雜志迎來了黃金時期，使科幻小說的創作涂上了一層反烏托邦的底色。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的金融次貸危機、2020年的新冠病毒等，共同影響了科幻小說作家對未來紐約的想象。縱觀兩百年的科幻小說史，紐約成為作者筆下被毀滅次數最多的大都市，涵蓋了數十種末日想象，包括地震、火災、洪水、隕石、冰川、幽靈、核武器、恐怖主義、外星人入侵、環境惡化、生物攻擊等。

紐約作為世界級的繁華都市，卻成為科幻小說中末日想象的熱門空間背景，這一創作傾向是否說明大都市的現有發展模式存在隱患？20世紀后半葉，片面追求財富增長與科技進步的弊端通過兩次世界大戰以極端的方式顯現，迫使西方學界將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納入經濟學研究的視野。為了對發展進行價值觀領域的引導與約束，發展倫理學（development ethics）逐漸成形。1987年，國際發展倫理學協會（IDEA）的成立標志著發展倫理學正式成為發展研究與倫理哲學的一個跨學科領域：“發展的主要標準并不是生產或物質福利的增加，而是人們生活質量的充實。經濟增長和貨品數量的增加無疑是需要的，但并非任何種類的增加或增長都應不惜代價地去取得的。”［2］6發展倫理學理論探索“如何構建更加人道的經濟模式”，［3］提出西方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模式造成了許多虛幻的繁榮和“反發展”現象，導致發展不均衡和社會撕裂，其原因在于目前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是建立在對外殖民擴張掠奪、對內剝削壓迫的資本邏輯基礎之上的。

與以往任何國家都不同，美國走上了一條新型帝國之路。它不直接掠奪海外領土，而是以強大的生產和貿易能力控制世界。一言以蔽之，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是有邊界的，作為帝國則是無邊界的，這種帝國發展的邏輯不是人們通常理解的國家邏輯，而是無孔不入的資本邏輯。［4］

紐約，作為美國霸權的“經濟首都”和資本邏輯的重要節點，至今牢牢占據著世界經濟地圖的中心位置。而站在城市發展史的宏觀角度來看，經濟、社會、政治等發展要素的集聚推動了城市的興起和繁榮，而要素的轉移和重構又將城市推向衰落、消亡，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循環。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往往受制于歷史背景和人物壽命，無法完整全面地展示出大都市從興起到衰亡的全過程，而科幻小說則可以脫離物理定律的束縛，最大限度地表現出人類瘋狂的貪欲和陷入病態循環的發展模式造成的災難，而后末日敘事更能補齊常被忽略的城市重建的“后半篇”。

后末日背景下人類的掙扎求生和黯淡迷茫的未來預期，是對傳統科幻想象中未來社會高科技主導的政治經濟話語的反叛和解構。［5］因此，研究以紐約為背景的科幻小說時，分析文本中的經濟書寫尤為重要。經濟運行與城市發展的規律是塑造紐約的空間形象的根本邏輯，也是文本中人物、情節、環境等發展的隱性驅動力。從籠罩城市的穹頂到吞沒都市的潮水，甚至僵尸圍城、街壘對戰，科幻小說通過城市空間意象、情節和人物的設定等將這種殘酷的發展循環具象化了。本文從文學和經濟學的跨學科視角，借助發展倫理學的理論概念，從要素的集聚、轉移與重構三個階段，梳理了五部代表性科幻小說《飛城》（Cities in Flight，1970）、《氣泡》（The Blister，1974）、《終端世界》（Terminal World，2010）、《第一區》（Zone One，2011）和《紐約2140》（New York 2140，2017）中針對后末日時期的紐約的想象建構，并挖掘后末日想象深層的發展倫理及其對都市空間意象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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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與高樓——發展要素的集聚

巨大靜默物（BDO，Big Dumb Object）①是后末日科幻小說中最為經典的空間想象之一，這種特殊空間景觀凸顯了人類的渺小，營造出令人恐懼和敬畏的敘事氛圍。［6］紐約是由一個河流入海口淺灘與島嶼共同組成的大都市，在關于紐約的后末日科幻小說中，作者一般會利用紐約獨特的地理特征塑造其空間形象。不同于普通陸地城市與郊區之間邊界模糊，河口島嶼和周邊的水域有著清晰的區隔。紐約作為被海水環繞的世界級大都市，在科幻小說中為未來都市形象的建構提供了特殊的空間類型，也在后末日的設定下經常呈現出一個巨大靜默物的整體特征。

弗雷德里克·波爾（Frederik Pohl）的小說《氣泡》描繪了在未來環境危機爆發后，人們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穹頂，將整個紐約籠罩住：如同駱駝的兩個駝峰，高的拱形穹頂建筑坐落在曼哈頓下城區一帶，較低的穹頂橋將從堅尼街到第二十街的區域連接起來，延展的大穹頂覆蓋著市中心區和中央公園。［7］

這個巨大的穹頂可以為居民創造宜人的內部氣候，提供必要的生態資源，并處理垃圾污物，形成一個完整的新陳代謝系統。它還是一個防御性的大罩，可以阻擋太陽風暴甚至核彈爆炸。未來紐約成為一個氣泡中的都市，都市的生存與發展完全依賴于氣泡的存在。有學者認為，作者可能受到了當時的建筑大師、文化學者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曼哈頓穹頂計劃”的啟發。富勒經常思考未來在環境、資源和經濟危機背景下人類的后末日生存問題，給出的策略之一便是球形穹頂技術。波爾也許受到了其“戴馬克松”（Dymaxion）思想的影響，②在自己的科幻小說創作中構建出了巨型穹頂這種后末日都市空間圖景。

在《氣泡》中，巨型穹頂除了在視覺上形成極具壓迫感的空間特征，它的建設還包含更深層次的發展倫理隱喻。不同于普通建筑通過立柱組成的框架獨立支撐自重，巨型穹頂的穩定性高度依賴于結構的完整性，因此它在建設過程中是極度脆弱的，任意一個鋼架和面板的損壞都可能造成整個穹頂的坍塌。除此之外，劃時代的巨型建筑往往吸納了全社會的發展要素資源，短期內形成了回光返照一般的繁榮假象，常常成為“后末日的信號彈”。因為從長期來看，巨型工程本質上是通過債務，將后續幾代人的紅利一次性吃盡，這種明顯不可持續的發展方式，勢必引發嚴重的代際矛盾，大大加速經濟和社會的徹底崩潰。

《氣泡》是波爾中篇小說系列《城市的歲月》（The Years of the City）的第三部，與宏偉的穹頂工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小說的主人公——一名參與安裝穹頂的普通建筑工人。他系著劣質繩索懸蕩在半空中，與工人同伴們一起面對生命危險與經濟困境。建造穹頂時，人類剛剛進入后末日時期，幻想著采取“畢其功于一役”的防御性措施保證經濟增長，對沖社會衰退風險。諷刺的是，主人公冒著生命危險努力構建的并不是能夠惠及自身的庇護所，而是一場注定的龐氏騙局，是后末日時代最后一輪經濟要素集聚形成的泡沫幻影。無論是在小說還是現實世界里，大都市里的普通勞動者承擔著巨大的健康與經濟風險，而精巧的投資結構和頂級的律師團隊則嚴密保護著資本家。即使經濟崩潰，資本家也可以通過破產流程減少財產損失甚至全身而退。這種階級不公正是波爾在《氣泡》中所關心和探討的社會問題。

城市的誕生是為了優化發展要素的交換，而溢出的價值留存形成了空間上的要素集聚效應。這一過程不斷正向循環，便推動了城市的繁榮。而在科幻小說中，后末日時代的敘事背景下，經濟要素呈現出進一步集聚的趨勢。在紐約面積極為有限的土地上，要素進一步收縮、集聚，甚至向天空發展，形成了超級摩天樓。一座摩天樓往往被解構為無數相同房間的堆疊，其中的居民常被描述成蜂群一般高度同質化的群體。這也說明，在后末日科幻小說中，摩天樓并不是表面上的擴張型空間意象，恰恰相反，摩天樓與巨型穹頂類似，其本質上也是收縮性的空間意象，標志著后末日時代的“第一樂章”。

因為脫離了現實中物理規則的制約，科幻小說能夠建構出更接近于后末日經濟社會特征的建筑空間形態。例如，阿拉斯泰爾·雷諾茲（Alastair Reynolds）在《終端世界》中描繪了一個千年之后的后末日世界，以紐約為原型的未來都市被重建成一整座高聳入云的摩天樓——矛頭城（Spearpoint），這座大樓占據了一整座島嶼，可容納三千萬人。［8］《終端世界》表面上只是將平面分布的大都市改成了垂直分布的，但空間結構的變化隱喻著森嚴的等級秩序。

紐約世貿中心曾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樓，站在樓頂，人們可以清晰地俯視整個都市。德·賽爾托卻很抗拒這種視角，因為“登上世貿中心的頂點等于脫離對城市的認知”。［9］在《終端世界》里，矛頭城的頂部住著“天使”，一種脫離了所有的勞動與風險的精致生物。他們可以飛行，可以使用最新科技，普通人的生活與他們永無交集。頂層往下，是20世紀風格的電氣化城市，再往下便逐步退化為使用蒸汽動力乃至原始畜力的落后城市。在矛頭城里，人們住所的位置、大小代替了他們的姓名、職業和性格，成為他們全新的社會身份，巨大的階層分化被空間隔離具象化了。

以紐約為原型的矛頭城，是一個巨大的圓錐體，看似穩定而堅不可摧，卻在不久后毀于一場突發的巨大空間位移。由于低層區域遭受了不可逆的破壞，看似能免受任何危險的最高層也在一夕之間墜落。《終端世界》的主人公奎倫博士（Dr. Quillon）本是一個住在最高層的“天使”，他安逸的生活隨著摩天樓的毀滅而被徹底打破，只能努力學習低層區域的生存技能，并試圖挽救矛頭城。《終端世界》中對于摩天樓毀滅的書寫，表面上呼應了震驚世界的“9·11”事件，而深層則是通過描寫后末日時代緊縮性的要素集聚，警告嚴重的非平衡性發展會造成的災難性后果。1967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William Baumol）就將這個問題概括為“鮑莫爾病”（Baumol's Disease），指大量發展要素受利益驅使，快速向高端的“進步產業”匯集，使其勞動生產率迅速提升，擠出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與此同時，低端的“停滯產業”由于勞動生產率長期穩定在較低水平，會吸納大量就業人口，卻也消耗了經濟發展帶來的有限紅利，隨著“停滯產業”規模不斷擴大，最終會拖垮整個經濟體系。［10］

無論是巨型氣泡還是巨型摩天樓，后末日科幻小說中紐約的“巨大靜默物”形象恰恰反映了作家對發展要素高度聚集的擔憂和反思。現實中，人類總是會動用一切資源在危機爆發后開展防御性發展，殊不知這種做法如同飲鴆止渴，只會進一步加速系統的崩潰。明顯不可持續和違背規律的超常規舉措，反映出人類面對巨大危機的僥幸心理，而后末日時代初期要素集聚形成的繁榮假象，也會被真正長期性的“灰犀牛”危機③無情擊碎。

①巨大靜默物在科幻小說中一般指形體特別巨大的、未知來源和功能的神秘物體，初次收錄于《科幻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Fiction，1978）。

②這個詞來源于三個單詞：dynamic，maximum，還有ion，表示以最少結構提供最大強度、最大限度利用能源的一種技術策略。

③“灰犀牛”指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其風險經常被提示卻常被人們忽視。該術語源于米歇爾·渥克（Michele Wucker）的《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The Gray Rhino: How to Recognize and Act on the Obvious Dangers We Ignor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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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與潮水——發展要素的轉移

對于沿海島嶼而言，最典型的末日想象之一便是被海水淹沒。紐約的形成有賴于海洋帶來的天然屏障，一旦這種保護性因素變為破壞性的，便有利于科幻作家渲染末日驚悚的敘事氛圍。2017年，金·斯坦利·羅賓遜（Kim Stanley Robinson）就以海水危機為背景創作了小說《紐約2140》，描繪了因海平面急劇上升造成的后末日世界。由于全球氣溫升高，極地冰原融化，帶來了兩波巨大的潮水，淹沒了眾多沿海城市和低洼地區。“曼哈頓下城區佇立在洪水之中，猶如巨型的威尼斯城，雄偉壯麗。”［11］10人們不得不搬到未被淹沒的摩天樓高層以求自保。

這部小說不再如傳統科幻小說一樣，警告讀者未來的環境危機，而是直接將末日作為故事發生的背景。通過后末日敘事，作者試圖勾勒困境中人類的生存發展圖景，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對階層固化帶來的城市貧富差距的諷刺，以及對其背后經濟行為的憂慮。海平面的上升看似一視同仁地給人類帶來了困境，最顯著的就是居住空間的急劇縮小，實際上對不同階層的影響是高度差異化的。末日前的財富精英仍然占據著高地上的摩天樓，而普通人大都只能搬到漲潮期間會被淹沒的“潮間帶”公寓里群居，最底層的貧民甚至只能蝸居在搖搖欲墜的老式房屋里。奇怪的是，后末日時代的房地產市場非但沒有崩潰，反而迎來了巨大的繁榮。

曼哈頓下城區的房租正持續暴漲。人們都非常喜歡這座超級威尼斯城，于是引得房價不斷上漲。他們說這叫“潮間帶”曝氣（aeration）。正如小說中的人物夏洛特所言：“這不就是通貨膨脹或者投機炒樓嗎？還以為第一次潮水就把這些東西沖走了呢。”［11］68

在經濟學中，有個很形象的貨幣政策術語叫“放水”，指政府加大貨幣供應的行為。溫和的“放水”可以有效刺激經濟發展，無節制的“放水”則是人為制造通貨膨脹。《紐約2140》中，潮水和海平面的上升恰恰與主人公面臨的惡意“放水”和通貨膨脹相互呼應。在后末日的大都市，高凈值人群依靠雄厚資本和信息網絡，往往能夠在災難發生前提早自保，但他們并不滿足于此。貪婪的銀行家和對沖基金經理資助科學家發明了一種“鉆石薄膜”，噴涂在摩天樓的淹沒區，以保護核心資產不受海水的侵蝕。他們甚至基于氣象變化與房地產價格走勢的關系設計出了一個指數模型，通過全球氣象衛星和經濟情報網絡無節制地炒高“潮間帶”住房價格。盈利和虧損只是金融機構屏幕上的一串數字，卻實實在在導致了大量普通市民流離失所，貧富分化更加嚴重。

“潮間帶”開始出現新的基礎設施和河道文化，占據并掌控這座超級威尼斯城的，是一群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干勁十足的人，他們渴望更多的東西。換句話說，從總體來看，這里是一個具有很高投資回報率的地方！［11］18

資本持有者希望能在災后依舊享受最豐厚的財富增值，于是把攫取利益的觸角伸向了后末日時期的生存剛需——住房。海潮毀滅了建筑和生命，卻毀滅不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哪里有公地，哪里就有圈地圍墻。”［11］12很難想象，后末日時代百業凋零，房地產卻依舊一枝獨秀，甚至還有很高的投資回報率。普通人為了一套“潮間帶”的住所，需要出賣身體與時間，甚至需要背負沉重的債務。但這種末日前通行的“債務—信貸”發展模式，無疑是不可持續的金融幻象。在后末日時期，許多行業已經化為烏有，普通人連穩定工作都很難找到，如何能有清償終身債務的能力？

作者一直關注資本主義制度運行的局限性問題，《紐約2140》中“潮間帶”地產價格指數暗指2008年美國金融次貸危機的導火索——信用違約互換（CDS）。債務本質上是發展要素在時間軸上的轉移，未來的發展要素在被強制抽離并高度聚集的同時，也將金融業的敞口風險轉嫁給了全體民眾。在小說中，人們都已經覺察到了除海水危機之外的經濟危機即將降臨：“形勢正在發展，已經到了緊要關頭。當迫在眉睫的時刻到來時——誰知道什么時候呢？一切都有可能發生。”［11］13羅賓遜通過后末日敘事證明了發展要素向房地產轉移和聚集的可怕之處。他認為，在后末日的紐約，資本家通過控制房產供給推高收益，使金融業嚴重背離了服務實體經濟的初衷，轉而建立在大都市房地產業的泡沫之上。沒有人再去從事生產制造，本就遭受破壞的發展要素與資源集聚在并不能提升生產力水平的金融地產行業，瘋狂“空轉”。最先進的科技不是被用于改善民眾生活，而是被用于生產所謂的“鉆石薄膜”，以保證房產價格在后末日也能堅挺。

當代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批評學者詹姆遜曾提出，在美國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所有政治都與房地產有關”。［12］當債務發展模式崩潰，金融精英和剝削者可以通過空間轉移，讓弱勢群體或欠發達地區為自己的貪婪買單。羅賓遜的《紐約2140》也驗證了這一看法，巨大的金融利益影響了后末日的紐約經濟政策要素的流向。為了獲取金融資本的支持，災后的紐約市政府不僅放松監管，而且主動作為最終擔保人，以公共財政資金為金融地產大鱷兜底紓困。當銀行家變相擁有了無風險賭博的許可證，有限的發展要素資源不僅得不到合理的配置，反而成為金融賭徒們無風險套利的籌碼，使得經濟發展被禁錮在虛幻的繁榮里。

在小說之外，美國經濟“脫實向虛”的危險跡象始于“二戰”后，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控制全球的資本流動。這一發展要素轉移的過程很快引發了科幻小說家的警惕，最為典型的作品就是詹姆斯·布利什（James Blish）以未來紐約為背景的小說《飛城》。在這部作品里，紐約的空間形象是后末日世界里一座永遠飛在空中的都市：“曼哈頓在不斷移動……穿越整個銀河系。”［13］10

在《飛城》中，末日的起因是席卷全星際的一場金融危機。在金融泡沫崩潰之后，失去一切的紐約市民變成了星際難民，不得不像“大蕭條時期的流浪漢一樣”，在銀河系中“四處冒險，尋找工作”，用科學與工業技術交換石油、鍺以及食品。這一變化也符合發展倫理的基本原則：貨幣只是價值交換的媒介，不是發展的最終目的，發展是為了創造出更優質的供給，以滿足人的物質和精神需求。［2］86在健康的經濟中，發展要素的集聚是大都市引以為傲的資本，但在金融泡沫破滅之后，這些要素仿佛一下子沒有了價值，取而代之的是可用性強的原始實物資產。

在這場大范圍金融危機里，不僅紐約，所有的大城市都未能幸免，“三百個城市無法提供就業機會……一個又一個，地球上每個城市都將基巖、建筑物和大氣層收攏成一個力場‘氣泡’，騰空而起”。［13］13作為最核心的發展要素之一，城市的地理位置一般是相對穩定的。即使在歷史上，城市經歷破壞與重建，但其選址大都是在一定的空間范圍內。《飛城》中出現了飛艇一樣飄在空中的移動都市，不僅代表著經濟要素在空間上的長距離轉移，還說明紐約可以看成是海洋文明中最重要的空間意象的延伸——大型遠洋船或販奴船的太空版本。與販奴船相比，科幻小說中的漂浮都市雖然披著高科技的外衣，但本質上也是本土資源危機背景下向外掠奪。巨大的飛行都市所容納的殖民者更多，這些飛行都市搶奪的財富也從金銀、奴隸變成了礦產、稀有金屬、高科技等未來的發展要素。

有學者認為，曼哈頓的名字來源于殖民者對印第安土著的一次勒索。［14］數百年后，即使殖民時代的隔離墻已被拆除，對外欺詐的傳統也從未在紐約中斷。華爾街建立起更高效的全球金融掠奪體系，即所謂的“美元環流”。在《飛城》作者生活的時代，離岸金融和大量的衍生品交易已經使紐約在金融世界中儼然成為一座“飛城”：創新的金融科技使得銀行家可以坐在摩天樓的頂層辦公室中，從容收割全球的財富，完成經濟要素的空間集聚。尤其是在美國經濟進入所謂的“大緩和”時代（the Great Moderation）之后，經濟周期由過去的劇烈波動模式，向著起伏平緩、峰谷落差縮小的波動軌跡轉變，這不僅掩蓋了系統性風險積累，而且制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繁榮假象。低通脹、高增長、持續攀升的資產價格，種種跡象使得人們的風險偏好能力增強，對風險補償的要求降低，并追求更高的杠桿。［15］

但此時，以《飛城》為代表的科幻小說成為“吹哨者”，警告讀者無論是過熱的經濟，還是金融的龐氏騙局，都會讓紐約的繁榮不可能永遠持續。經濟要素在時間上的轉移，必然造成金融風險的累積。就像小時候玩的肥皂泡游戲，膨脹越大，就變得越薄，終究會突破臨界點，肥皂泡會在一瞬間破滅，歸于長久的消亡。當主流學者們正為“大緩和”時代的種種美好景象提供各種理論闡釋時，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如科幻小說的預測一樣徹底粉碎了這些樂觀派的預期，給紐約及全球人民都帶來了巨大的打擊。布利什在小說的結尾告知讀者，紐約飛城正被大麥哲倫星云長期束縛，這似乎暗示著一種發展模式已經走入了難以擺脫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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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與僵尸——發展要素的重構

紐約作家科爾森·懷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2011年出版的僵尸末日小說《第一區》也以紐約為背景，影射了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的經濟恢復期。因此，小說帶有特殊的反烏托邦敘事色彩，并將敘事重點從僵尸災難本身轉移到了后末日的第三個階段——文明重建期，而紐約的重建正象征著文明的重建。小說主人公馬克·斯皮茨（Mark Spitz）曾是一位銷售員，如今成為平民武裝隊的一名清掃者（sweeper），負責在大規模軍事行動后協助軍隊將紐約街頭殘存的僵尸清掃干凈，以便重建紐約。

懷特黑德筆下的僵尸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傳統的僵尸骷髏族，它們成群結隊地在街頭游蕩，會攻擊人類和傳播病毒。另一種則是獨行僵尸彷徨者（the stragglers），它們停留在某個地方或者重復著某個行動，并不傷人。這些出了故障一般的彷徨者形成了各種令人費解的場景，在全區內外如幽靈一般存在。……例如，一個彷徨者曾是一位心理醫生，它坐在生前必備的躺椅上，雙腳放在沙發椅上，面無表情，全神貫注地等待著遲到的病人。病人則永遠遲到了，他解釋遲到的原因將占用大量的治療時間，但這永遠不會發生。［16］60

根據懷特黑德的設定，彷徨者所停留的狀態象征著這個地方或者行為對生前的它們來說非常重要。許多研究者將《第一區》中的僵尸分類解讀為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產階級的消費主義現象的諷刺。［17］僵尸們即便不再是人類，也仍舊為工作和消費所困，要么站在復印機前或辦公室的小隔間里，要么在生前最喜歡的商店里圍繞殘留的商品轉圈，忘記了自己的本性。而在后末日的敘事中，僵尸也象征著社會重啟和都市發展的最大阻礙。

在末日之后，斯皮茨參加了政府重建紐約的計劃，卻發現重建計劃對健康人和感染者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政策。已經成為僵尸的人類被軍隊無情地消滅，政府的醫療救助也不會幫助被感染的病人，即使他們并未完全喪失理智。感染者一律被視為需要被清除的禍端而被殺死，懷特黑德敏銳地捕捉到了這種權力關系背后的經濟因素。

僵尸在經濟學中經常用來比喻一類特殊的企業，它們由于經營不善，已經不產生效益，卻依然占有土地、資本、勞動力等要素資源，嚴重妨礙了新技術、新產業的成長。［18］“僵尸企業”主要靠政府補貼和銀行續貸維持生存和經營，如同僵尸一般消耗各種資源。此外，“僵尸企業”如僵尸病毒一樣，也具有可怕的傳染性。健康的企業如果試圖兼并重組“僵尸企業”，很有可能被其無盡的消耗拖垮，一同淪為“僵尸企業”；銀行如果持續不斷地給“僵尸企業”輸血，最終也會變成“僵尸銀行”；政府如果不斷地給“僵尸企業”補貼，當地經濟早晚也會變成“僵尸經濟”。無論是小說中還是現實里，生產要素資源被不良主體所占有，本質上是一種發展倫理問題。因此，經濟要重啟，要素必須重新開始流動，“僵尸企業”必須從市場環境中徹底清除。《第一區》將經濟學家們創造的不良資產、債務重組、去杠桿這類抽象的經濟概念具象化為僵尸、清理、武裝隊等設定：要重建都市，僵尸和被僵尸病毒感染的人類只能被全部消滅，從而給健康的人類騰出生存的資源。

因此，《第一區》中政府不僅借助各種武裝組織屠殺感染者和僵尸，還借助公共衛生知識科普向民眾渲染僵尸的恐怖，加深幸存者對感染者的抵觸和恐懼。絕大部分幸存者都深切地憎惡任何與僵尸病毒有關的群體，無論是已轉化的僵尸，還是并未變異的病死者，甚至包括在清掃過程中感染的士兵。這種情緒被懷特黑德稱為“后末日應激障礙”（post-apocalyptic stress disorder），這種后末日的創傷反應導致了幸存者要求對所有與病毒相關者斬盡殺絕，并把這種屠殺看作重建紐約公共秩序的必要步驟。后末日的都市重建計劃本質上就是發展要素的大規模重構，核心就是需要將低效的不良資產出清，從而重啟經濟發展周期。這個過程被作者形象而殘酷地描述為軍隊與清掃者手持武器，將所有僵尸和感染者無情殺戮，再“合力將一具具尸體搬上窗臺，推出窗外”。［16］53

斯皮茨少年時曾夢想成為一名在紐約摩天樓中工作的律師：“數百萬人迷戀著那些高聳的摩天樓，那是他們嘔心瀝血地賴以維生的地方。”［16］2但末日之后他作為清掃者進入廢棄的律師事務所時，卻需要面對“處處遺留著舊日景象的災后城市”，［16］12隨時警惕著可能突然發起襲擊的僵尸。強烈的對比使他對摩天樓所代表的現代科技都市產生了質疑：“摩天樓射燈的藍光投向夜空，令人異常不安。這不再是他夢想中的建筑了。”［16］190人們開始渴望回到傳統的居住環境與生活方式，以此欺騙自己人類文明從未被災難摧毀過。小說標題“第一區”代表了紐約市政府的幸存者居住區重建項目，而居住區的命名和設計在刻意向末日前的郊區社區靠攏。

定居區自身也開始被粉飾一新，14號營地被重新命名為 “新視界”（New Vista），羅阿諾克則變成了“泡泡布魯克斯”（Bubbling Brooks）。斯皮茨居住的第一個市民營地叫“快樂田莊”（Happy Acres）。斯皮茨認為，商品銷售也有很大幫助，比如帽衫和遮陽帽等等。徽標的冷色調和尖利線條符合末日前幾個月非常流行的設計趨勢，就像文化重新開始延續一般。［16］99

在“第一區”里，人們被鼓勵忘記過去的災難，投身于新一輪的工作和消費。“現在，這些人不再是單純的幸存者、半瘋的難民，或可悲的、滿身屎尿、飽受創傷的人，而是‘美國鳳凰’。定居點里，‘小鳳凰’的昵稱廣受歡迎。”［16］99幸存者恰似涅槃的鳳凰，忘記了教訓和圍墻外的危險，單純地重復著盲目的重建。在懷特黑德筆下，紐約的重建并非人類文明的復興，而是讓幸存者建起高墻閉目塞聽，形成“城中之城”，罔顧外面的人類病患的痛苦與僵尸圍城的危機。人類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圈起的卻只是孕育著新一輪毀滅的土地。正如每次金融危機之后，僥幸渡過危機的人們又開始投入新一輪的泡沫制造，并沒有人真正從源頭上去解決問題。即使爆發系統性的風險，資本家也可以通過聘請最優秀的律師和會計對不良資產進行“出表”式的切割，以保護自己。資本主義通過財富私有化和自由市場，成功操縱了人性的貪婪，使得無人愿意拆穿這個盛大的“龐氏騙局”，而是自欺欺人地堅信自己能夠在末日來臨前全身而退。

在意識到人類的盲目自大和絕望的命運循環后，主人公認為“上帝不再眷顧任何人”，［16］98最終放棄了重建紐約的人類清掃者身份，他“打開門，像游泳一般匯入了僵尸流中”。［16］189作者并未指明主人公是否成為僵尸，但隨著人類幸存者與非人類的僵尸開始融合，二者之間的區別變得越來越模糊。1967年，桑塔格在《災難的想象》一文中提到，末日敘事中總會出現一個英雄式的人物，映射著宗教故事原型中的救世主與審判日。［19］但在《第一區》中，后末日敘事已經顛覆了這種范式，城市的發展倫理也受到了挑戰。主人公是否會與異種同流合污，城市是否會恢復秩序，人類文明是否會復興，永遠被懸置在未知的狀態中。表面上看，人類在清除僵尸，實際上僵尸也在圍剿人類，把人類圈禁在資本主義的無限循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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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回顧歷史，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曾經極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為普通民眾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生活改善和物質條件進步。但是從人類社會發展的長遠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私有化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永遠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科幻小說通過時間軸上的自由調度，將生產力發展帶來的劇變，通過后末日敘事呈現到讀者面前。這既是警告人類不能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制定急功近利、不顧后果的決策，同時也試圖激發人們對重塑發展倫理關系所需的生產關系進行創造性反思，呼吁社會正義和公共福祉。在《經濟科幻小說》（Economic Science Fiction，2018）中，科幻小說被看作“推動未來政策發展的引擎，甚至是可以設計未來的機器”，因為其展現的未來都市想象會“促使人們思考什么樣的社會可以容納并促進這些發展。換言之，科幻小說可以促使資本主義替代方案誕生，從而成為對抗資本主義實用主義的力量”。［20］如果不采取良性的經濟發展道路，以紐約為代表的未來都市可能會成為人類的發展牢籠，沒有一個人能夠逃離要素集聚、轉移、重構的歷史治亂循環。在這一功能上，科幻小說有責任也有潛力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文化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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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1期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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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上海大學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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