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岳池雕版印刷：將文化底蘊刻進歷史||楊 林 金青禾

岳池雕版印刷：

將文化底蘊刻進歷史

楊 林 金青禾

何謂雕版印刷？就是在優質的木板上，反貼抄寫工整的書稿，用刻刀把版面沒有字跡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體凸出的陽文，涂墨汁于凸起的字體上，再將紙覆在雕版上面，輕刷紙背，字跡就顯露在紙上。這一工序，被稱為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是一種具有突出價值且民族特征鮮明、傳統技藝高度集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凝聚著造紙術、制墨術、雕刻術、摹拓術等幾種優秀的傳統工藝，成為世界現代印刷術最古老的技術源頭，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稱。清朝前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雕版印刷有“杭一蜀二”之稱，而岳池與成都是比肩的雕版印刷基地，對文化的普及與傳播作出了卓越貢獻。

岳池雕版印刷始末

據考古表明，早在兩千年前，就有了雕版印刷。

唐代崇佛信教風盛，隨后全國各地大肆修建寺廟，翻釋佛經。人力抄錄經書不能滿足信眾所需，逼迫尋求新的途徑，雕版印制佛教經書應運而生。先由僧人雕版印刷，后逐漸傳開，四川等地民間有版印歷日出售。

唐武周萬歲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岳池縣成立后，境內新建了一批寺廟。據清光緒版《岳池縣志》記載，岳池當時興建有雙泉寺、姜山寺、龍藏寺、寶國寺、光明寺、靈泉寺等多處寺廟。經書雕版印刷技藝傳入，又涉及民間用書。宋代發明了造紙術，為雕版印刷插上了翅膀，歷經元明朝，岳池的雕版印刷術達到一定水平。

明嘉靖年間，辭官回鄉的楊瑞，運用在雕版、印刷、裝訂、發行以及印刷所需的紙張制造流程知識，結合岳池盛產慈竹等實際條件，引進人才與設備，動員宗親友鄰拜師學藝，在鎮龍開辦雕版印刷和造紙作坊，極大地促進了岳池雕版印刷業發展和雕刻家幫的形成。

到了清乾隆時期，隨著生產發展和經濟復蘇，生活穩定的人們對書籍有了更高需求。家庭刻書在質量、數量和種類上已不能滿足市場需要，一些刻印能力強、有經營頭腦的家庭刻工開始把業務轉向縣城，聘請圖書刻印不同工序所需的藝人，集中協作完成刻印圖書的整個流程，成為岳池早期的書坊。往后，人們對閱讀、書籍的需求增多，圖書市場進一步擴展，岳池書坊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功能越來越完備，并逐步向外發展，把書坊開到了縣外甚至省外。岳池書坊經過多年的磨礪，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不斷發展壯大，逐漸形成風格獨特、形式多樣、頗受市場歡迎的坊刻圖書——“岳池本”。至抗日戰爭初期，縣內有據可考的書坊計有：學盛堂、文盛堂、文成堂、學文堂、述古堂、榮森堂、清榮堂、竹素軒、至寶堂等30多處。

在書坊發展同時，另一部分刻工家庭依托于族親、姻親關系集結力量，改變被動的家庭經營模式，走出家門離開故土，主動上門尋找刻印業務，形成最初的家幫。從此，家幫這種刻印組織形式不斷發展壯大，至清嘉慶、道光年間到達巔峰，岳池全境有刻印家幫20余家，足跡遍布川東南及云貴、陜甘等地，成為名噪一時享譽大西南的刻印團隊——“岳池幫”。

在雕版印刷家幫之先，早有催生家幫的家刻，分布在以鎮龍鄉為中心向周邊輻射，緊鄰鎮龍的縣東茍角、花園、大石、九龍、石埡、普安等鄉鎮，形成自北到南俗稱“一條槍”的條長地帶，縣內其他地方則呈零散狀。據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廳調查，1949年前后，鎮龍鄉從事雕版印刷者占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據有關部門統計，全縣刻工總數達3萬多人。岳池的家庭雕刻印版，是岳池雕版印刷的基礎。刻工分散在各自的家中，用勤勞、智慧、汗水，換獲微薄酬金為生，默默無聞地奉獻。

岳池雕版印刷業發端于鄉村，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發展路徑：從家庭刻印到家幫、書坊，三種主要組織形式長期并存、優勢互補，共同鑄就岳池作為西南雕版印刷基地的300年輝煌。隨著石印、鉛印技術的引進、推廣和普及，岳池雕版印刷的經營狀況日趨衰落，傳統市場逐漸消失。

1920年左右，岳池周邊地區的府、州、縣，刊印方志多改用石印或鉛印。與此同時，縣內也陸續出現了專營或兼營俗稱為“洋本子”（指石、鉛印刷品）的書店，還有出售進步書籍的岳池書店、新三書店等。這些書店大量銷售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掃葉山房和上海廣益書局以及成渝等地印刷的“洋本子”，沖減了原屬于雕版印品的市場份額。

緊隨著，石印、鉛印和油印技術也在縣內使用和推廣，削減了刻工的勞動機會。1929年，廣安人郭永昌、郭瑞生與閻定禮合資在縣城東街興辦“中興鉛石印社”，為岳池、南充、廣安等地印制中小學教材，以及為社會名流印制私家著述。1938年，岳池縣人王佐卿在縣城北街開設“三七商店”，以經營石印為主，兼營油印業務。1948年，國民黨在岳池開辦社會服務處文化部，主要為縣屬機關印制報刊和公文表冊，同時也對外承接石印、鉛印和油印業務。

以上諸因，致使岳池雕版印刷業走向垂暮，從事雕版印刷書坊數量銳減，刻工紛紛改行從事一些與雕版有關的工作，譬如到成渝等地的印刷廠、報社當工人，更多的刻工則選擇以刻章為業。

1949年后，家居鄉村的刻工返回分配土地務農，縣人民政府組織城鎮人口，加入“岳池印刷業聯營社”，多以刻章為生。1956年，岳池印刷廠成立，購置鉛印設備，排版代替雕版。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推行膠版印刷，鉛字排版被淘汰。岳池的雕版印刷成為歷史，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

岳池雕版印刷遍布九州

岳池雕版印刷，至抗日戰爭初期發展到頂峰，縣內有據可考的書坊有30余個，縣外也開辦書坊多處，涉及周邊地區以及省外。這些書坊經營時間或先或后，規模大小不等，但都擁有各自的特色和專長，為所在地的文化傳承與傳播作出相應的貢獻，可謂岳池雕版印刷遍布九州。

清乾隆年間，岳池縣萬壽鄉的湯文盛在位于大東街楊家官店隔壁開辦“文盛堂”。“文盛堂”因地利和質優，一直生意興隆，后刻書發家，到清光緒年間東外街楊家官店以外一段鋪面均屬文盛堂產業。延至清末湯代勝、湯代林第4代，“文盛堂”已是經歷百年的老字號，兄弟二人將“文盛堂”拆分為“森記文盛堂”和“福記文盛堂”，分別由他們兄弟經管。“森記文盛堂”因經營不善很快停業，“福記文盛堂”則更名為“榮森堂”，延續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文盛堂”經營時間長，刊印圖書多，今見印本有刊于乾隆年間的《國語國策合注》，清嘉慶年間的《周官精義原本》《繡像第六才子書》，清咸豐年間的《春秋左傳杜林善本》《五廣事類賦》等。國內一些圖書館，如重慶圖書館、江西圖書館均收藏有“文盛堂”的刻本。

清朝道光年間，岳池縣普安鎮的蘭述古，在岳池縣大東街靈官廟開設“述古堂”，主要刻印方志、譜牒，因刻藝精湛，雕版規整嚴謹近似殿本，頗受官府歡迎，名聲遠揚。“述古齋”在經營上注重質量、誠實守信，業務發展蒸蒸日上，成為當地首屈一指的名書坊。

清朝同治年間，岳池人鄒學文籌資在大北街經營店鋪，鋪名“學文堂”。經過數十年不懈努力，建立起良好信譽和密集的業務網點，刻印的圖書行銷西南與長江沿岸各省，成為當時的著名書坊。遠近官府、私家前來采購圖書和請托刻書者絡繹不絕，為岳池的雕版印刷業開創了大好局面。民國四年，鄒學文的兒子鄒中成接手書坊，更名“文藝堂”，在前輩營生的基礎上，增添措施，加強管理，業務做得風生水起。直到1949年，“學文堂”一直是岳池雕版印刷業的一面旗幟。

1940年，岳池縣萬壽鄉龍家灣的龍遵山，在岳池縣城大東街城隍廟側開設“文和書社”，以印售圖書為主，兼營紙張。“文合書社”經營的時段屬岳池雕版業發展后期，當時石印、鉛印等“洋本子”進入岳池，沖擊市場。舊的雕版印刷生意日益艱難。為求生存，他從價格和新印刷品上參與競爭，所以多采用祖傳和從農村收購的舊版印刷，只有少數新版才用農村廉價家庭雕刻。印售的圖書多屬于版面小、篇幅短的小本子，如《學而》《述而》《先進》等只是《論語》的一個篇目，裝幀也較簡陋，用低價面世。

“文和書社”的主要成績在于書版收集。業主龍遵山出于經營的需要和對前人遺產的珍惜，在經營過程中不斷搜集積累，至后家藏書板二十余萬片，居縣內書坊之冠。

靈活機動的私家雕版印刷

私家刻書和書坊刻書在岳池比肩同行，縣內的一些官吏、士人、鄉紳以及寺院、家族祠堂等紛紛參與雕版活動。私家刻書一般資金充足，多不以盈利為目的，因而校勘刻印普遍優于坊刻書籍。

清乾隆庚午解元陳三恪，曾任湖南零陵縣知縣，后升知州。乾隆四十二年致士回鄉，將平生著述《我愚偶成》刻印行世，是岳池較早的私家刻書。酉溪才士鄧養園和才女方玉水夫妻，情投意合，兩人都善于詩詞，被譽為岳池的趙明誠和李清照，晚年將平日唱和之詩詞整理成集，名為《鸞鳳集詩鈔》，由族親刊刻成書傳為佳話。私家刻書不獨官員、文人專享，也有普通人士參與。如縣城正北街馮姓商人出資刻印《地母經》，響水顏氏祠堂由族人出資刻印《佛祖金剛經》，足見參與者之眾。

在岳池私家刻書最多是醫學書籍，清代岳池出了很多品行好、醫術高的名醫，他們不僅懸壺濟世，救人于病痛，而且把實踐中總結的醫技著書推廣普濟眾生。

清咸豐丁已年間，岳池石城鄉安樂寨醫生秦茂堂，眼見當時傷寒病流行的現狀刊印《活動心法達生編》，扉頁題書“板藏岳邑東關鄉安樂寨秦茂堂家，印者不取分文”，將救治傷寒病的要訣無私奉獻。相似書籍還有清光緒十五年岳邑徐氏刻本《濟世達生撮要》等。

而著述最豐的當數岳池縣嘯馬鄉名醫陳云門。他先后著刻醫書18種42卷，創岳池私家刻書之冠，并以所居之地山名統稱為《羊山醫學叢書》。所有書籍或請刻工上門刊刻，或委托書坊刻印，兩種方式雕刻的書版，都歸陳氏所有和收藏，印本保本微利出售。

寺院刻書是私刻圖書的又一大類。岳池佛教文化歷史悠久，唐朝時就是遠近聞名的佛教隆盛之地，寺廟刻印歷史久遠，清代和民國時期刻印活動更為普遍。

清道光年間，回龍場文昌宮積善堂刻印《崇善勸救劫錄》；清光緒年間，余家場普安庵刻印《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紅廟南峰寺清代刻印寫經本等。

寺廟刻印以佛經為主，一般不涉及商業刻印，顧縣廣福寺則是縣內已知唯一從事經營性刻印活動的寺廟，主要代為鄉民刻印族譜、賬簿，印售家庭禮佛用像畫、經書等，今存同治四年刻印的《楊氏家譜》，扉頁上和書坊刻書一樣，有“廣福寺梓行”牌記。

寺院刻書有的雇請工匠完成，也有的由僧人自刻。岳池寺廟出過不少技藝高超的僧人刻手。

寶國寺僧人可學，精儒學、通釋典、善詩書，對雕版亦有很高造詣，有自刻所著《漏山詩稿》行世。咸豐十年為華鎣山伏虎寺詩僧釋昌言刻鋟遺稿《虎溪詩稿》；同治三年完成釋昌言著《華銀山志》4冊18卷。

私家刻書與坊刻圖書構成岳池刻印活動的兩大主線，在弘揚、傳承文化上的貢獻和書坊一樣功不可沒。

獨樹一幟的岳池雕版家幫

家幫是以家族和姻親關系為紐帶結成的刻印團隊，沒有固定的經營場所，靠游走城鄉招攬業務。與書坊相比，在獲取業務上占有先機，流動作業便于與各地刻工互通提升技藝，一次雕版就是一次良好的廣告，岳池雕版揚名于外主要靠家幫，高水平藝人不少也都出自家幫。

家幫通常以父傳子和師帶徒的方式授藝，相對獨立地從事刻印活動，遇到雕刻量大的工程，兩個或多個家幫會合伙作業，表現出生產方式的機動靈活性。

清光緒六年，成都二仙庵方丈閻永和發起募捐刻印《重刊道藏輯要》，此書為國內收集最廣的道經書目，匯集眾多道教經典著述，工程浩大。單家家幫難當其任，于是多個岳池家幫及書坊聯手承接該項雕版工程，分別在成都、岳池兩地組織刻鋟，歷時十五年竣工，計刻版14000塊，每塊兩面刻字，每面二頁，以二十八宿為序，印刷成245冊，工程之浩大為當時所罕見，充分展示了岳池家幫的刻印能力和協作精神。

家幫刻印量最大的是勸善教化書籍，岳池家幫的興盛與善書刻印活動有密切關系。

清乾隆至光緒年間，刻印宣揚封建倫常的勸善書籍風行，各地鄉紳、士民及商賈紛紛參與，刻印需求劇增，催生出眾多岳池刻幫，也給家幫帶來了充分展示才藝的天地。岳池雕版史上最負盛名的刻印家幫也隨之出現，如何氏家幫、楊氏家幫、鄭氏家幫等。

何氏家幫活躍于清嘉慶至道光年間，是岳池雕版印刷家幫的典型。掌門人何明月出生在岳池城郊的雕版世家，為人正直，且技藝超群、處事公平。他們以刻印善書著稱且成果甚豐。在嘉、道年間刻印善書計有《圣諭廣訓》《圣諭宣講俗篇》《法戒錄》《廣化篇》《度人舟》《無底船》等43種。所刻印《鄰水勸善教化叢書》當屬經典。

何氏家族的雕版印刷精湛技藝，名望極高，在當時岳池眾多刻幫中具有代表性，遺存的《玉歷因果圖說》等印本，在雕版上有較強的地域色彩，承載了豐富的刻印技藝信息，是研究清代岳池乃至四川及中國雕版印刷的寶貴資料。

刻工群體和精英人才

岳池雕版印刷業的發展，造就了龐大的刻工群體。刻工的勞動形式多種多樣，有的受雇于書坊、書商、官府、藏書家等，更多的則在家庭內進行刻印活動，不同勞動形式的刻工相互流動。

刻工以男性為主，家庭刻工也有部分婦女。如鎮龍丁家店的潘二姑，1904年生于雕版世家。其父親潘正方，雕版技藝超群，極受鄉親敬重。大哥潘大炳，刻藝高超，可以把書版雕刻得完美無瑕。耳濡目染下，潘二姑雕刻技藝也練得爐火純青。她手拿刻刀，割、切、削、挑，揮灑自如，被譽為“潘門女將”。潘家與岳池“學文堂”老板鄒學文系鄰居，兩家建立有協調的長期雇傭關系，潘二姑家則成了“學文堂”的頂梁柱。

家庭刻工是岳池最大的刻幫群體，他們以耕地為主，多數人一生不離土地，把雕版當做副業，以家庭為單位勞作，技藝均系世代家傳，刻版掙錢補貼家用。家庭刻工多在農閑和工余進行，采用來料加工，家庭中的當家人向本地或外地書商領取書稿和材料，家庭成員合力完工再回交驗收獲取酬勞。

更多的農戶并不直接與書商聯系，而是通過大小承包人或中介人交接，常有周轉多次。雕刻的書版也非一本書的全部，而是部分甚至數頁。家庭刻工是岳池雕版業的基礎，源源不斷地為書坊、書商、家幫等奉獻力量。還有一些刻藝好的家庭刻工接受書坊、書商等的雇請，從此以雕版為業，也有一些家庭刻工通過投親靠友加入刻幫，憑雕版手藝維持生計。

岳池刻工群體，在長期的雕版印刷中，磨練出不少刻藝精深的刻師，這些精英有的在本地書坊、書商和刻幫務工，更多的則活躍于西南各地尤以成都、重慶和云南昆明三地居多。而三地中，岳池向成都輸送刻工時間最早，清乾隆時期就有楊氏、王氏、鄒氏刻工到成都雕版謀生；數量也多，成都的知名書坊、藏書樓幾乎都有岳池刻工，他們中的不少人因刻藝上乘而成為當地雕版界的佼佼者。

如于佑任稱道的刻工陸吉夫。陸吉夫是岳池縣花園鎮茶園村人，早年跟隨長輩陸先平學雕版兼習文化，后隨刻幫外出謀生。因愛學習、善鉆研、悟性高，經過多年努力，練出精湛的雕版技藝。為了一展才藝，離開雕刻家幫，受聘到成都“存古書局”專事刊刻圖書。陸吉夫技藝高超人品好，在成都雕版界聲名鵲起，獲得成都大藏書家嚴谷聲的贊賞，延聘其到嚴氏“渭南藏書樓”當刻師。

又如工運領袖劉遠翔。刻工出身的劉遠翔，早年在岳池書坊當學徒，后到重慶長安寺啟文印刷廠作刻字工，受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蕭楚女、楊闇公等的影響，以印刷工人身份參加革命活動。先后擔任中共重慶地委工人運動委員會委員、中共自流井特支書、自貢市總工會委員長等職。1926年與1927年，兩次發動并領導了自貢的工人罷工斗爭并取得勝利。1932年調任山東青島市委書記的上任途中，因叛徒出賣被捕而英勇就義。

綜上所述，岳池雕版印刷是前人給我們留下的一份文化遺產，是岳池農家文化的寶貴資源，它折射出岳池厚重的文化底蘊，讓世人矚目。

來源：川東周末

作者：楊 林 金青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