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77級大學生涯

我們77級大學生是歷史上很獨特的一屆，這些學生與文革前的學生不一樣，也與文革以后的學生迥然不同。這兩屆學生在同一年入校，一年有兩屆學生入校是大學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這兩屆學生是在大學10年停止招生后，重新恢復高考，其應考人數之多，錄取率之低，也是前所未有的；在一個班級里的同學年齡相差竟達到15歲之多，似乎是不同的兩代人在一個教室上學。

77級是在準備條件很不足的情況下倉促上馬的，決定廢除推薦制恢復考試招生時，已經是在1977年的下半年，考試差不多就到了年底。這樣77級學生入校就在1978年之初，78年中期還有一級學生入校，這樣1978年有兩級學生入校，1982年就有兩屆學生畢業了。

77年時，我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下鄉8年，已經26歲了。我一直想有個到學校學習的機會，但一直沒有等到。那時都是推薦上大學，看著周圍的人一個個去了大學，心里就不是個滋味。有的有家庭背景、干部子弟，有的善于經營、人事關系，找到了入學后門。而我這兩者都沒有。

77年下半年一聲霹靂：國家改革高考制度，從77級起恢復招生考試。我盼望已久的機會終于來到了，立即投入到考試準備中去了。我初中只讀了兩年半，高中沒有讀過，考大學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不過那時我已經在兵團當了5、6年的團宣傳干事，學習機會很多，幾次參加省市的學習班，工作又是寫新聞稿，我的文史、地理知識、寫作能力都沒有問題；但我是67屆初中生，只讀了兩年不到，文革就停課鬧革命，考數學是我的軟肋，3個月的備考主要都是補數學。

我有一套出版社為知青編寫的自學叢書，我重點補數學課。在3個月里，我幾何、代數從初二補到高三，做了很多數學題，緊張的學習使我用腦過度，感覺心騰騰跳得很不正常，我還是堅持了下去。

幾個月后，在團（場）部，我參加了一次模擬考試，模擬考試要淘汰一批低分考生。我由于沒有經驗模擬考試失手了，考的成績很不理想，但還是進了分數線。不久后就到了正式考試，我沉著冷靜經過了政治、史地、語文、數學四門課的考試，考后我覺得自己考得比上一次模擬考好多了，肯定可以進大學了，就是不知道自己能夠進什么大學。后來我知道4門課考了332分，每門課在80分以上。

我填報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學地理系，開始沒有復旦新聞系的報考名額，后來才來了復旦的這個名額，在黑龍江只招一人，要求是上海知青。我毫不猶豫第一志愿改報了復旦。

1978年的春節，我回上海探親，在上海收到團部轉寄來復旦的錄取通知書，我欣喜若狂，人生幾大喜事都讓我碰上了。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寫到人生有三大喜事：“金榜題名時、洞房花燭夜、他鄉遇故知”。我沒有三大喜事都趕上，趕上了“金榜題名時、他鄉返故鄉”兩大喜事。我考上大學有了學習機會，考上的是復旦這樣的名校，還從農村返城了……那時知青的說法是“幸福的雨點落到了我的身上”。

“春風得意馬蹄疾”。我很快回兵團辦了戶口、糧油手續、入學等手續，前來復旦入學。1978年春節過后，77級學生就陸續入校了。我班同學有50多人，來自全國各省市，上海與上海之外的學生大約各有20多人。我們度過了文革艱難時世，仿佛從凍化的江河湖海中蘇醒過來，沉寂多年的大學校園終于有了勃勃生機，使人感到國家有了新的活力，人生有了新的前途。

77級大學生有的幾天前還在工廠當工人，放下手頭的工具，洗凈了手上的油膩，就進了學校課堂；有的昨天還在農田耕耘、種莊稼，多年當農民他們的皮膚曬得黑黝黝的，洗去腳上的淤泥，就奔學校來了；有的是在部隊當兵，錄取通知書還是在老山、則陰山前線坑道里收到的……我們是歷史上年齡最大、社會經歷最豐富的一屆學生。

那時，大學師資缺乏，不少教師在文革期間被下放到農村、基層，學校還要把這些教師調回來，要做很多人事協調工作，沒有辦法把所有的專業課都立即恢復起來。由于77級改革高考匆忙上馬，全國各大學準備工作都不足，普遍師資不足，來不及編寫教材，學校課程設置遇到很大困難。

不少課的教材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如今撥亂反正新的理論、教材怎么編寫，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說起來可憐，我們77級學生4年里沒有發給過一本正式出版的教材書，80年代了用的教材還都是用黃黃的毛邊紙油印的，這就是文革對文化的摧殘。

尤其新聞專業長期有“新聞無學”的說法，新聞受政治的影響太大，新聞與政治利益攸關，新聞被權力緊緊控制，就沒有新聞的獨立地位，不能把新聞當作有獨立特征、規律的專業對象來理論研究、實踐分析，僅僅把它作為政治工具，要求新聞服務于政治，聽命于政治要求。這樣新聞就沒有自己可以獨立研究的范疇，成為政治的附庸。

我們復旦新聞系有一個王中教授，他的新聞理論對新聞界影響很大，被稱為“新聞界的硬骨頭”。他認為新聞是政治輿論宣傳工具，同時新聞業的報紙、刊物、廣播等，也是有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商品。讀者出錢買報紙、刊物等是為了了解時事，增加知識。他覺得西方新聞界的“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的說法，雖然是一種形象的夸張比喻，但反映了新聞要新、有聞的價值。當時主流觀點認為新聞是階級斗爭、黨派斗爭的工具，不承認新聞有商品的功能，要為讀者服務，發表他們喜聞樂見的新聞。王教授的觀點不被認可，在教育、新聞界很吃不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反右運動中，王教授的“人咬狗”觀點受到批判。

一次在北京召開的教育、新聞工作會議上，毛主席說：上海某大學有一個教授宣稱新聞是商品，鼓吹“人咬狗才是新聞”，怎么反右還沒有反倒他？于是復旦大學馬上撤了王教授的主任職務，被戴上了右派帽子，還被剝奪了講課的資格，在新聞系當了20多年默默無聞的圖書管理員。

復旦作為全國的名校，有很多優秀教師，他們的講課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王中、李龍牧教授的新聞理論課，張四維教授的古漢語課，林帆、林之果老師的語法、修辭、邏輯課，楊烈教授的外國文學史課，陳韻昭老師的傳播學課，張思祿老師的寫作課等，都使我們提高了對新聞、傳播、寫作、采訪等專業的認識。

歷史給了我們良機，正逢改革開放、解放思想、討論實踐與真理，校園里聳動著新思想的活力，蕩滌著幾十年的舊思想的污泥濁水，新思想、新事物層出不窮。77屆大學生有多年社會實踐，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礎，可以說他們在大學不僅僅是讀書，還一入學就開始邊讀書、邊實踐、邊出成果。

思想解放帶來了新事物。校園里出現了在校領導支持下，辦起了大學生刊物，發表的學生理論文章有論點、有實踐，對改革開放理論根據作了深刻的探索。后來大學生刊物被上面批評，只出了兩期就不得不停刊了；新聞系的學生參與了辦學校校報、學校廣播站的新聞采訪；文藝創作作品寫成大字報，貼到了校園的墻上，天天都有新作問世，引來無數學生駐足觀看，人頭攢動；校外工人業余作者曹冠龍把幾篇短篇小說連續在學校墻報上發表。

77級學生大多經過了多次歷史運動，他們有很強的思想路線、政治觀念、改革意識，對清除文革流毒以及思想戰線的撥亂反正很重視，不僅密切關注著批判極左思想、肅清“四人幫”流毒，還積極投入社會改革活動中去。

那時針對文革的反民主，強調要發展各項工作中民主建設，選舉人民代表要有演說、投票、差額。復旦學生也參與了地方競選人民代表，學生自愿報名，候選人在校內發表演說，用輿論拉票，一時校內政治氣氛鼎沸，到處可以聽到候選師生的演說聲音，拉票活動。競選結果，我班一位同學競選上了上海寶山區人大代表。

我們77級學生一面讀書、一面出成果。文藝創作最轟動一時的是中文系盧新華同學寫出了短篇小說《傷痕》，記敘了文革中一位女青年被左傾思想困擾，同家庭脫離關系，直到文革結束她才與父母才融化了冷漠的關系，但長期的隔閡使他們情感損失慘重，無法挽回、修復，留下永恒的傷痕。作品在文匯報發表后，在全國文壇轟動一時，產生很大的影響，那時出現的文革反思作品都被稱為“傷痕文學”。中文系顏海平創作的劇本《秦王李世民》在舞臺演出成功。

我們新聞系學生文史知識不強于中文、歷史系同學，但政治嗅覺敏銳，在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觀念和批判極左思想上提出了不少新觀念。班里的一位同學打破陳腐思想觀念，在黨和人民的關系上提出與長期極左思想迥然不同的新觀念，引起了人民日報一位總編輯的重視。我用自己在兵團的實踐事例，參與人民日報關于改革干部制度的討論，寫出的“必須重視干部制度改革”的討論稿，被人民日報刊登出來。

我在文學創作上小試牛刀，寫作了短篇小說“臺鴿”處女作，被“上海文學”采用，以后我又寫了一批短篇小說和散文，在“北疆文學”、“少年文藝”、“報告文學”、“北大荒人”等刊物上發表，都是以下鄉知青為題材的。

有一年暑假，“上海文學”編輯部邀請我參加了一期半個月的創作學習班，地點是在上海工人文化宮。會上茹志鵑、趙自、王壽華、彭新琪等老作家給我們講課，傳授創作經驗，會上要求每人帶幾篇作品大家討論，老作家親自閱讀我們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見。

參加這個學習班的有程乃姍、陳村 、曹冠龍、倪惠玲、薛海翔等人。程乃姍是上海惠民中學英語教師，家庭生活條件優渥，住洋房、學鋼琴，社會交際很廣，她家常常開party，邀請上海名流跳舞。她的作品文字簡潔流暢，感情紛紜浩瀚，后來寫出了《藍屋》中篇小說，發表后被拍成電視連續劇，產生了較大影響。程乃姍在香港出生，后來移民香港，去了以后不習慣香港生活，沒多久就又回了上海。后來她在上海患癌癥去世，年僅50多歲。陳村后來文學創作成就不少，在上海也是有名的青年作家。我自己由于工作原因把主要精力放在新聞上，以后很少寫作文學作品。

新聞系同學與其他系不同，實踐的機會比較多。我們4年中有兩次到新聞單位報社、電臺實習，每次大約3個月。我第一次去的是《南昌晚報》，一起實習的有6人：詹國樞、許明、倪樺、汪洪洋、時云福和我。那是一個冬天，江西南昌似乎比上海還冷，我們住在報社印刷廠大樓上面，除了每人一張床、被褥外就沒有其它生活用具了。江西機關、居民家里冬天都是燒炭或煤取暖的，我們住的地方沒有，半夜常常把我們凍醒。

《南昌晚報》是全國第一家恢復晚報的，文革時全國的晚報都關門停刊了，說晚報沒有政治內容，宣傳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其實讀者喜歡看晚報勝過日報。報社讓我們到街頭去賣首期新晚報，我們大學生第一次當了“賣報的小行家”。市民看到我們胸前戴著校徽，都說大學生來南昌賣報了，很快手上的報紙就所剩無幾了。我們看到市民很喜愛看晚報，不由感到記者還是當得有份量。

報社給我們每人分了一個行業，由老記者帶我們采訪，指導我們寫稿。我在經濟組采訪，帶我的老記者汪木星，40多歲，胖胖的，對我們評價很高。他說：“你們是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畢業了就是國家的棟梁之才，大有前途嘔！”汪老師在南昌當了很多年記者，方方面面的關系很熟，我跟他不管到工廠還是機關都有他熟悉的人，這樣采訪就容易進行了。

汪老師對我說：記者要同基層人交朋友，這樣才能摸到新聞線索，否則就是耳不聰、目不明，得不到新聞來源。記者朋友多了，人家才會跟你說真話。在他的指點下，我寫的經濟消息在晚報刊登出來，實習開始有了成果，就沒有壓力報道越寫越順。

我第二次實習是在《文匯報》，分到了政文部。帶我的老師是女記者王寶娣，她年紀不大，但已經當了20多年記者。我常常跟她外出乘公交車采訪。她說上海的小偷很多，在公交車上不要把包夾在身上，把包提在手上垂到靠腳部位，小偷沒法蹲下來偷。王老師以采訪的細小實際經驗，使我在上海跑了三個月的采訪，沒有一次被小偷偷了東西。

王老師說，你們這屆學生年紀大，社會經驗多，要敢于采訪，勇于寫大題材新聞。一次“七?一”，徐匯區評選出了四中的優秀教師，是一位四中的校長。王老師對我很放手，要我單槍匹馬采訪、寫作這個稿子。徐匯區四中在郊區閔行，那是一個滴水成冰的冬天，一大早我就要去擠公交車。我記得那個優秀教師、四中的校長名叫馬奇豹，我在學校開了一個座談會，請老師、學生談馬校長的事跡，隨后我又采訪了馬校長本人。

開始我寫了一篇報道馬校長的新聞，王老師看后覺得人物事跡還不夠，她要我再次去閔行四中挖更多的素材，我明白這是老師對我的嚴格要求。我沒有任何意見，就又一次去了閔行四中采訪。這樣我挖到了馬校長更多的事跡，重新寫了一稿。王老師看后覺得比第一稿好多了，就簽發了稿子。那年“七 ?一”，我寫的優秀教師、共產黨員馬奇豹的報道在《文匯報》頭版頭條發表。

不曾想過了很多年，我已經在新華社黑龍江分社當記者，一天，機關黨支部書記來找我，說是《文匯報》發來外調信，要求我向他們提供當年采訪馬奇豹的情況：是誰讓我采訪他的，又是誰叫我發表文章的。笑話！馬奇豹是徐匯區評選的優秀教師，優秀共產黨員，發表他的新聞理所當然，如果有問題也應該去徐匯區組織、教育部門，由這兩個部門解決，找記者是找錯了門。

起初我拒絕寫外調信，支部書記說《文匯報》來信有黨組織的介紹信來，代表組織，還是要給他們寫一份情況說明。我這才寫了一份材料說明此事的前因后果。此事擺明了報社內部的人事關系，牽一身而動全局，報紙發表一個人的事跡，引起單位人事關系的變換。

過了十多年后，我在珠海記者站當站長，一次遇到教育部組織的教師參觀團，我認出了其間有王寶娣老師。我前去與她相認，說我曾經在文匯報實習，她是帶我采訪的老師。誰知她詫異地搖搖頭，說不認識我。我很是尷尬，感嘆“歲月是把殺豬刀 ”，使我的相貌大變樣。

從在校的第三學期開始，我們準備寫畢業論文。我選擇的主題是研究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新聞實踐，我收集了很多關于斯諾生平材料，同時代人對他的評價，研究他的作品與實踐對世界、中國革命、新聞界產生的影響。我以“從斯諾的新聞實踐看記者的特質、品格、素養”為論文主題。畢業論文只要求5000字，結果我超過10000多字。

我的論文指導老師是周勝林，他看了我的論文后對我說：“你的論文沒有什么好改的，就這樣可以了。”我的新聞論文一字沒改通過了。10多年后，我的這篇論文參加新華社新聞論文征集活動，結果也一字沒改在社內新聞理論刊物發表，還被評為二等獎。

我對斯諾這個國際名記者始終很有研究興趣。斯諾作為一個西方文化熏陶的記者，他顯然不贊成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理論、實踐，卻冒著生命危險在世界上第一個去延安，采訪了解毛與他的追隨者的革命經歷。為什么他會對中國紅色革命如此感興趣，以至于他回美國后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不得不移居瑞士。

斯諾寫出了《西行漫記》（中國出版書名《紅星照耀下的中國》）一書，在世界上第一個介紹中國紅軍與毛澤東以及他的戰友的紅色革命。斯諾是如何冒著生命危險采訪延安的。斯諾自己說：起初他在美國聽說了西方有人到被稱為冒險家樂園的遠東發了大財，如美國人瘸子沙遜在上海發了大財，建起了沙遜大廈，是上海著名的地標。他也想到中國來尋找發大財的機會。斯諾沒有發大財，卻干了一件影響世界的大事。那時校內沒有這方面的材料，我沒有弄清他的思想為什么轉變，以及什么時候轉變的。

畢業離開學校過了很多年后，我看到一部描寫國內大革命時代的電視劇，其中描寫：共產國際想聯絡社會名流采訪毛澤東和延安，使世人知道中國的紅色革命，擴大中國革命在世界上的影響。第三國際與宋慶齡聯系后，要她在中國找一個合適的人去延安采訪，同時給了她一筆采訪費用和稿費。宋慶齡就找了斯諾，斯諾答應了就這樣去了延安。

斯諾的書以及他寫的一系列新聞報道、文章，使世人知道中國有一個延安、有一個毛澤東的紅色革命，對提高中國革命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斯諾與毛澤東成了幾十年的朋友。后來斯諾受到麥卡錫主義迫害，移居去了瑞士，在他生病時毛澤東派出醫療隊到瑞士為他診治疾病，在他去世后又為他辦理喪事。斯諾為中國革命貢獻了力量，中國也對斯諾作出了回報。

四年大學時光荏苒，很快就到了畢業分配階段。每個人都面臨著一個選擇，這關系到自己的命運、前途。新聞系77級20多個上海同學，“一個蘿卜一個坑”，每人都有一個名額留在上海，有報社、廣播電臺、宣傳部、社科院等，不用學校老師動員上海學生去外地，分配工作很好做。

此時陰差陽錯，我卻向老師提出了要求回黑龍江。這使大家很詫異，我自己也是無可奈何作出的決定。在下鄉8年里，我年年都盼著有機會回上海。現在我有了機會卻放棄了，就因為我在到復旦上學前，在兵團處了一個朋友。我與她實際在一起見面的時間只有幾個月，她下鄉來我團，后來因故調到另一個團，與我團有幾百里路，見一次面很不容易。

高考的消息來了，我全力以赴投入到復習備考。女朋友小王估計她考不上，就沒有報名。由于我考試很順利，估計自己八九不離十考上了。果然我考上了復旦，這樣我就有如何處理女朋友關系的問題。按理我與她只相處了幾個月，感情不會很深，就是分別前山誓海盟，天長日久也會感情淡薄。

在小王問我以后怎么辦時，我心中無數地回答“還是處下去吧”。

我回上海后，媽媽幾次說：“好不容易回上海了，就不要出去了。”剛開始我還沒有想好此事，很執拗地嫌媽媽啰嗦了，沒有回答她。四年里，我們倆人魚書來往，差不多幾天就來回一次信；四年里也只見了一次面，我在一個暑假里去了一次哈爾濱。我在哈爾濱待了一個月，回上海時我坐的火車，當火車開動起來的時候，我們倆人哭得很傷心，眼淚在臉上嘩嘩流淌，不知道以后會怎么樣。鄰座一位阿姨問我們為什么如此傷心，我才把原由告訴了她。

我們77級學生年齡大，不少人結婚生子了，學生中出現“換妻風”。有學生把原來農村、下鄉時的“小芳”離婚了，另找了結婚對象。這也很難怪，環境變了，人的欲望、需求都會變。在農村、下鄉時找的老婆門不當、戶不對了，文化知識跟不上了，人的容貌、愛好、性格、生活習慣都差得太多了，不由得會使人移情別戀，這也情有可原，無可指摘的。

不知道為什么，我對小王卻心里老是放不下她，情緒常常陷于苦惱之中，一想到分手就會涌上不可名狀的感覺，心里虛空虛空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四年里小王常常陷于苦惱之中，她覺得我對她三心二意，我如果留上海就不會要她了，如果我分配到外地才可能要她。我也無法說服她，讓她相信我。

我對自己的人生際遇無法解釋時，常常往宗教的緣份、前生、來世上靠，思忖可能我前世欠了她，這一世注定要回報她。人與人之間溟溟中有定數，受不可見的神力制約。現在有科學家用量子糾纏，來解釋這樣的現象。

那時，77級大學生在校園、社會上屬于天之驕子，引人矚目。我自己就遇到倆次有復旦師生主動向我表白心跡，要同我交朋友。我如實告訴她們：我在黑龍江有朋友了，畢業會回黑龍江。她們說太可惜了，沒有想到你還要回黑龍江。

我們在復旦的后幾年，王中教授恢復了新聞系主任的職務，給我們講新聞理論課。在我們畢業前夕，王中教授來給我們講“最后一課”。法國作家都德有“最后一課”的短篇小說，敘寫法國一位教師在二戰法國被德軍占領前夕，給學生上的最后一堂課，告誡學生亡國不忘愛國，末了在黑板上寫下“法國萬歲”。

王中教授在最后一課中，感慨萬分、語重心長地我們說：“我希望你們中出一個布魯諾，不要出100個姚文元。”王中教授濃縮了幾十年的新聞生涯，對我們說出這樣的肺腑之言，告誡我們要做敢于堅持真理的布魯諾，不要做姚文元這樣的政治流氓、文痞、風派。這是王中教授對我們77級的殷切希望。

82年春節，我們在上海辦了一個簡單的婚禮，在家里擺了幾桌酒席，就去了哈爾濱。我們在上海乘船到大連，在大連再乘火車到哈爾濱。四年大學生活結束了，新的記者職業生涯在召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