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城 | 《歷代茶經版本集成》前言

前 言

陸羽（七三三—約八〇四）撰寫的《茶經》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統研究茶與茶文化的專著，自唐中期撰成以來，對中國乃至世界茶業與茶文化的發展都産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在中國古代所有的茶書中，陸羽《茶經》版本最多，流傳最久也最廣，歷經千年，遠播海外，是後人最爲看重之經典。由於《茶經》版本的浩繁，對此的研究一直成爲茶文化研究的重點，亦是難點。本書在進行了長期的搜集與梳理工作後，首次專門將歷代《茶經》的主要版本進行集成，敬呈於方家。

一、陸羽及《茶經》內容

陸羽，唐代復州竟陵（今湖北天門）人，一名疾，字鴻漸，又字季疵，自稱桑薴翁，又號東岡子。他原本是個棄嬰（一説是“遺孤”），年幼時爲竟陵龍蓋寺（後改名爲西塔寺）智積禪師在湖濱撿得，收養在寺院。在《新唐書》《唐才子傳》《唐詩紀事》中，均稱陸羽不知其生年和父母。《全唐文》收録的《陸文學自傳》中寫道陸羽在“上元辛丑歲”時年方“二十有九”。上元辛丑歲是唐上元二年（七六一），由此姑且推算出陸羽生於唐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陸羽卒於唐貞元二十年（八〇四）。

陸羽長大後用《易經》爲自己占卜，得“蹇”之“漸”卦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遂以陸爲姓，羽爲名，鴻漸爲字。《因話録》中另有一説，陸姓是源於他的師父智積俗姓陸。

陸羽生平富有傳奇色彩，據《紀異録》中的一則故事説，陸羽幼年在龍蓋寺時就爲智積師父煮茶，煮茶甚妙。至陸羽離開龍蓋寺後，智積飲別人煮之茶無味。另有傳説，智積曾帶幼年的陸羽到過黃梅五祖寺朝拜，在那裏陸羽最初看到了茶樹，并萌生了對茶的熱情，當地至今尚有陸羽“望茶石”古跡。這些雖爲野史傳説，但反映出幼時的經歷對陸羽影響很深，不僅培養了陸羽的煮茶技術，更重要的是激發了陸羽對茶的情感。

九歲時，師父智積要求陸羽開始學佛，他卻不願皈依佛門，堅持要學習儒學。師父屢勸不從，於是罰他掃地、潔厠、幹重活、牧牛。但陸羽在這些沉重勞動之餘還堅持識文認字，沒有紙筆就用竹枝在牛背上寫字。智積知道陸羽堅持學習，怕他受到外典影響日重，於是派人看管他。陸羽邊幹活邊默誦所學，《陸文學自傳》云：“或記文字，懵焉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惰，鞭之。因嘆‘歲月往矣，恐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

大約十一二歲時，陸羽不堪困辱逃離寺院，加入當地戲班，做過“伶工”，演“參軍戲”，并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很快顯現才華，還著《謔談》三篇。

唐天寶五年（七四六），值河南太守李齊物貶官竟陵太守，陸羽的才華引起了李太守的關注。李齊物贈其詩書，又推薦他去竟陵的火門山鄒夫子處讀書。陸羽終獲得系統學習儒家學説的機會。

天寶十一年（七五二），陸羽約二十歲，拜別鄒夫子回到竟陵，恰逢禮部郎中崔國輔（生卒年不詳）貶官竟陵司馬。崔國輔很賞識陸羽，與其交游三年，品茶論水，詩詞唱和。陸羽成爲崔國輔的幕僚，離開時崔司馬還贈送了白驢烏幫牛各一頭，文槐書函一枚。李齊物的賞識，鄒夫子的教育以及與崔國輔的交往，使陸羽學問大長，躋身士流，聞名文壇，也爲他後來研究茶學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天寶十五年（七五六），他在“安史之亂”後離開家鄉，隨流民渡江南行。從此開始游歷生涯，一路上跋山涉水，考察茶事，品泉鑒水，勇於探究，搜集了大量茶事資料，爲日後撰寫《茶經》積纍了資料。

唐乾元元年（七五八），陸羽去江蘇調研茶事，品江蘇丹陽觀音寺水、揚州大明寺泉，寄居在南京棲霞寺作研究與整理工作，這個時期應該是爲《茶經》積纍材料的重要階段，有學者甚至認爲《茶經》就是在此時寫成的。

唐上元元年（七六〇），陸羽到達浙江湖州考察茶事，結識了既精佛法又懂茶道的詩僧皎然，兩人情趣相投，常在一起品茶論道，終結爲忘年之交，於是陸羽定居在杼山皎然的妙喜寺中飲茶讀書。

上元二年（七六一），陸羽寫下《自傳》，後人稱《陸文學自傳》。至唐寶應元年（七六二）間，陸羽“結廬於苕溪之濱，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常扁舟往山寺”，并去湖州長興顧渚山考察紫筍名茶，此外還與師友品茗吟詩，留下了衆多茶詩聯句。一般認爲《茶經》初稿應該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

唐大曆八年（七七三），顔真卿出任湖州刺史，在皎然的引薦下，陸羽參加了顔真卿組織的《韻海鏡源》編纂工作。當年十月，顔真卿建亭於妙喜寺邊，因落成時正好是癸丑年、癸卯月、癸亥日，陸羽題名爲“三癸亭”，這個亭也許是爲陸羽棲身、工作所建。大曆十年（七七五）開始，陸羽在湖州建青塘別業定居。這一時期在顔真卿的倡導下，陸羽與一大批文人品茗清談，詩歌互答，成爲當時中國極具影響力的湖州文人品飲集群的重要成員。有研究認爲是顔真卿任湖州刺史入朝後，在適當的機會奏授了陸羽官職太常寺太祝。

唐建中三年（七八二），陸羽移居江西上饒，建宅築亭，栽茶種竹會友。唐貞元二年（七八六），陸羽又移居洪州（今江西南昌）玉芝觀，與老友戴叔倫相聚。唐貞元三年（七八七），陸羽受裴胄邀請自洪州赴湖南。貞元五年（七八九），陸羽應廣州刺史、嶺南節度史李復（李齊物之子）之邀，由湖南赴嶺南，成爲李復的幕僚。陸羽“太子文學”的官銜應該是李復向朝廷奏授的。但陸羽對前後兩次授予的官銜都沒有就職，他雖然心繫天下，生前卻以處士、隱士的身份名世，而他的這個身份亦被后世所看重并不斷強調。

大約在貞元九年（七九三）陸羽返回湖州青塘別業。有研究認爲他在貞元十年（七九四），六十二歲時又移居蘇州，在虎丘山結廬，鑿井種茶。貞元十五年（七九九）重回湖州，直到貞元二十年（八〇四）在青塘別業家中辭世，終年七十二歲。死後葬於杼山，與他的忘年交皎然的墓塔相對。如今湖州杼山仍有陸羽墓，但并非原址，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修建。

關於陸羽晚年以及終焉之地，另據湖北天門的學者研究，其自貞元九年（七九三）前從李復處離開後，就歸隱故鄉竟陵，回到了當年收養他的龍蓋寺，最後逝世并埋葬於竟陵的覆釜洲。

縱觀陸羽一生，雖漂泊坎坷，也際遇非凡，但始終與茶相伴。他從竟陵出發後，爲避難隨秦人過江，經鄂州，至黃州（今屬湖北黃岡），繼登匡廬（今江西九江廬山），後廣游鄂東、贛北、皖北、皖南及潤州（今屬江蘇鎮江）、揚州、常州等地，遍訪茶區，游覽寺觀，采茶品水，結識名士。先後與李齊物、崔國輔、皎然、劉長卿、皇甫曾、李贄、皇甫冉、耿湋、盧幼平、朱放、李冶、顔真卿、張志和、戴叔倫、孟郊、李復等結爲好友。

除了茶文化學之外，他在文學、戲劇、史學、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在其身後，影響至深、流傳最廣的就是他的《茶經》。宋梅堯臣在《次韻和永叔嘗新茶雜言》中贊嘆“自從陸羽生人間，人間相學事春茶”。

陸羽在唐代就已被人奉爲茶神、茶仙。在《連句多暇贈陸三山人》詩中，唐耿湋稱陸羽“一生爲墨客，幾世作茶仙”。《唐國史補》載：“鞏縣陶者，多爲瓷偶人，號陸鴻漸，買數十茶器，得一鴻漸。”説明陸羽的形象被塑爲瓷像，成爲茶行業之神。在千年的品飲歷史中，正是因爲《茶經》的傳世，陸羽纔被公認爲古代中國茶文化的靈魂人物和集大成者。

《茶經》分爲三卷十章，約七千字，將唐代及唐以前我國勞動人民有關茶業與茶文化的豐富經驗，用客觀忠實的科學態度，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總結。

“一之源”論述茶的起源、性狀、名稱、功效以及茶與生態條件的關係，爲論證茶起源於中國提供歷史資料。關於茶樹的植物學特徵，描寫得形象而確切。在茶樹栽培方面，陸羽特別注意土壤條件和嫩梢性狀對茶葉品質的影響，這些結論至今已被科學分析所證實。論述茶的功效時他指出，茶的收斂性能使內臟出血凝結，在熱渴、腦疼、目澀或百節不舒時，飲茶四五口，其消除疲勞的作用可抵得上醍醐甘露。特別是提出了茶飲“精行儉德”的人文屬性，從而凝練成爲中國茶文化品格以及茶人精神。

在“二之具”與“三之造”中，陸羽詳細地記述了當時采製茶葉必備的各種工具，論述茶葉的采摘時間與方法、製茶方法及茶葉的種類和等級，把當時主要茶類——餅茶的采製分爲七道工序，將餅茶的質量根據外形分爲八個等級。

“四之器”與“五之煮”中，他列出了煮飲茶所用的二十四器，提出了煮茶的具體方法步驟，兼談全國主要瓷窯産品的優劣，特別是在“風爐”一節中，指出在風爐爐身上鑄有“伊公羹，陸氏茶”六個字，通過煮茶法表明了自己的文化立場與文化自信。繼而闡述了煮茶的方法、步驟以及水的品第。

“六之飲”敘述了飲茶的歷史、茶的種類、飲茶風俗，提出了煮好茶要重點把握好九個方面，即製好茶、選好茶、配好器、選好燃料、用好水、烤好茶、碾好茶、煮好茶、飲好茶。從“二之具”到“六之飲”，陸羽將唐代的製茶、用具、煎煮、品飲，梳理形成爲一套理論體系，殊爲難得。陸羽創導的煎茶法是中國乃至世界茶道、茶藝的典範。據《茶經》載早在三國時《廣雅》中就記載有：“荊巴間采葉作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薑、橘子芼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這是唐代以前，關於飲茶較全面的記述。到了唐代，飲茶風俗形成并開始普及，陸羽就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系統的總結與提高，終於使茶道大行。

“七之事”記録了古代關於茶的記載、人物與故事并談到了茶的藥效。陸羽廣泛地收集了中唐以前關於茶文化的歷史資料，遍涉群書，博覽廣采，在當時以一種“窮盡文獻”的姿態爲後世留下了十分寶貴的茶文化歷史遺産。其中記載了古代茶事四十七則，援引書目達四十五種，記載中唐以前的歷史人物四十三位。把中國飲茶之歷史遠溯至原始社會，説明中國是發現和利用茶最早的國家。

“八之出”中，陸羽把唐代茶葉産地分成八大茶區，對其茶葉品質進行了比較，在當時交通十分不便的情況下，作出這種調查研究的結論殊爲難得。陸羽對於未能達到而不甚瞭解的茶産區，則稱“未詳”，頗具田野調查的現代科學精神。

“九之略”列舉在野外的飲茶環境中可以省略不用的製茶與煮飲茶器具，體現陸羽的林泉之志與變通的思想。但爲了避免讀者過於變通，陸羽又在本篇的最後強調“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門，二十四器闕一，則茶廢矣”，衹有完整使用全套茶具，體味其中存在的思想規範，茶道纔能存而不廢。茶道的自由變通與規範傳承也成爲後世一對重大的辯證命題。

“十之圖”指出要將《茶經》寫在絹帛上并張掛在平常可以看得見的地方，使其內容目擊而存、爛熟於胸，從而指導茶的産製與烹飲。這樣《茶經》纔真正完整了。這也可以認爲是最早提出了茶文化空間的觀念。

二、《茶經》的撰寫與成書問題

關於《茶經》成書的時間，學界有唐肅宗上元二年（七六一）、唐廣德二年（七六四）、唐大曆十年（七七五）、唐建中元年（七八〇）四種意見。比較主流的觀點認爲《茶經》經歷了初稿、修改稿、定稿的過程，而且除了定稿之外，其初稿、修改稿皆有流傳。

《茶經》初稿完成於上元二年（七六一）之前，因爲在這年陸羽寫了自傳，其中記述他自己已完成的著作中有《茶經》一項。日本學者布目潮渢根據《茶經·八之出》所列地名研究發現，《茶經》所載産茶州縣地名，除極個別外，都是唐乾元元年至上元二年（七五八—七六一）所改名，表明《茶經》寫作時間當在乾元元年至上元二年間。這從另一角度證明《茶經》寫作時間當在上元二年之前。一九五八年萬國鼎在《茶書總目提要》中也寫了其成書時間爲唐乾元元年左右。

此外，據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載：

楚人陸鴻漸爲《茶論》，説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縣館，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請爲之。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爲歠兩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鴻漸能茶者，李公復請爲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教攤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十，一作七）文酬煎茶博士。鴻漸游江介，通狎勝流，及此羞愧，復著《毀茶論》。

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在廣德二年（七六四），可見在這則故事發生之前，北方的常伯熊已經學到了陸羽的《茶經》，還將之拿來潤色、推銷，并以其中所列器具表演茶藝。這表明《茶經》在乾元元年至上元二年完成初稿之後就廣爲流行。此外，陸羽的《茶經》初稿在當時很可能就被叫作《茶論》，在修訂後被陸羽定名爲《茶經》亦未可知。

陸羽在《茶經·四之器》中記述自己所製風爐一足刻有“聖唐滅胡明年鑄”語，這也可以作爲一個時間坐標來推敲。唐王朝徹底肅清安祿山及史思明的叛亂是廣德元年（七六三），因此一般認爲《茶經》在廣德二年（七六四）之後曾作修改。但對於“滅胡”的時間學界有不同的認識，如日本布目潮渢等人認爲唐至德二年（七五七）安祿山爲其子安慶緒所殺，唐軍攻剋長安，肅宗回鑾，爲唐中興且“滅胡”的年份。

大曆八年（七七三）陸羽應顔真卿之邀參加《韻海鏡源》的編撰，成爲修改《茶經》的契機。他在編纂時，接觸到大量文獻，有助於他完成編纂後補充修改《茶經·七之事》中與茶有關的歷史、醫藥、文學的文獻記録。

不同意大曆十年（七七五）之後《茶經》有再度修改的學者，以《韻海鏡源》有關茶的資料尚有三條未全入《茶經·七之事》爲據。沈冬梅認爲，不選入是另有原因，如王褒《僮約》一條，可能就是陸羽故意不選的。因爲是僮僕的茶事，不符合整體上選取名人、貴族茶事從而成就經典的風格。

布目潮渢認爲，陸羽年輕時當無從讀得如此豐富的文獻并從中找到四十餘條茶的資料，他認爲《茶經》與《太平御覽》中茶事的記載有重合，可能源於同一種書。也就是説陸羽在大曆十年（七七五）之前完成“七之事”的全部內容。沈冬梅提出《太平御覽》與《茶經》數據同源説并不成立，且兩者尚有十一條未共用的材料，“七之事”經過補充纔更合乎情理。

以程啓坤、姚國坤爲代表的研究者認爲《茶經》約正式刊行於唐建中元年（七八〇）左右，陸羽在湖州將《茶經》最終定稿。因爲此後陸羽曾較長時間定居江西，後來又游歷湖南、廣東兩地，但都未如在浙江湖州時那樣將所經歷地的茶産細緻記入《茶經·八之出》。抑或陸羽再修改補充《茶經》內容，但因爲其同時代的名人文友多已歿世，陸羽文名不再盛，無力再推行傳世。

綜上所説，主流觀點認爲《茶經》初稿完成於上元二年（七六一）前，陸羽二十八歲前；大曆十年（七七五）之後《茶經》再度修改，充實了大量有關茶的歷史資料，陸羽四十三歲；建中元年（七八〇）前後，《茶經》定稿并刻印成書，正式問世，陸羽四十八歲。如此，從陸羽寺院長大到六七歲跟積公學烹茶開始，再到四十八歲《茶經》問世，前後共傾注了四十多年的心血，從而奠定了中國茶及茶文化學科的基礎。

以童正祥爲代表的學者認爲，《茶經》成書於上元二年（七六一）前，甚至可以認爲是乾元元年（七五八），陸羽二十五歲時，既是初稿也是定稿，并未再做補充修改。其一，由《自傳》分析陸羽青少年的學習經歷可知其完全具備了寫作《茶經》以及《自傳》提及的其他著作的能力。其二，陸羽在“八之出”中到過的茶區，在上元二年（七六一）前已經考察完成。其三，風爐銘文“聖唐滅胡明年鑄”，“滅胡”應爲安祿山死，肅宗回長安的至德二年（七五七），所以風爐鑄造於乾元元年（七五八）。其四，顔真卿邀請陸羽參與編纂《韻海鏡源》，與其説陸羽通過編纂工作增補了《茶經》，倒不如説是《韻海鏡源》吸收了包括《茶經》在內的陸羽著作，這或許是《陸文學自傳》中提到的陸羽著作除了《茶經》以外皆未能傳世的原因。

陸羽自幼在寺院長大，卻堅決棄佛從儒，在二十五歲時躊躇滿志，希望得到朝廷的重用是合情合理的。在這一時期他完成《茶經》、鑄造風爐（取名陸氏鼎），有以茶名世，嶄露頭角的用意。然而李季卿宣威江南時對陸羽的態度給了他沉重的打擊，憤而作《毀茶論》。這是陸羽寫作《茶經》的另外一種邏輯，當存此論。

不論是哪一種可能，《茶經》存世了，在此後的一千二百多年中，《茶經》以各種各樣的版本流傳天下，遍及海內外。

三、《茶經》的版本

《茶經》在一千二百多年的流傳過程中産生了衆多版本，這些版本的源流、變化以及刊刻特點成爲研究陸羽《茶經》中一個不可回避又紛繁複雜的問題。現存《茶經》各種版本大致有四種類型：一是有注本，二是無注本，三是增本，四是刪節本。

（一）唐代《茶經》版本管窺

唐代《茶經》的版本無論是分爲初稿、改稿、定稿，還是衹有一稿，都無法得見原貌，五代的情況也不得而知。

中國的雕版印刷，有漢朝説、東晉説、六朝説、隋朝説、唐朝説、五代説、北宋説。一般認爲，唐朝説比較確切，因爲有敦煌發現的唐咸通本《金剛經》等實物佐證。當時刻本的地點廣及長安（今陝西西安）、洛陽、越州（今浙江紹興）、揚州、蘇州、洪州（今江西南昌）、益州（今四川成都），刻本內容涉及經、史、子、集。據此推測，陸羽《茶經》在唐代應當有刊本問世。當然，初稿本和修改本也可能以鈔本作爲重要的傳播方式之一。

通過北宋陳師道爲《茶經》作的序可以瞭解一些當時的真實情況：

陸羽《茶經》，家傳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自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書以成之，録爲二篇，藏於家。

由此可知，後來完整版的《茶經》是北宋時期陳師道將家藏的殘缺版本與其他幾家繁簡不一的四個版本整理合綴而成的。三卷、四卷甚至十一卷，或許是與刊刻或鈔録者的習慣有關，也有繁簡的原因。沈冬梅認爲，這幾個在北宋時能看到的版本，既然有繁簡之別，説明《茶經》在唐代就有不同版本，陸羽的初稿很可能內容更爲繁多，反倒是後期的修訂稿進行了刪簡。

陳師道所見的四種《茶經》版本當爲唐五代以來的舊鈔或舊刻，北宋也未知有刻印《茶經》者，但自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記》起，文人學者著書撰文常見引用《茶經》內容，諸家書目皆有著録。

（二）宋代《茶經》版本與流傳

目前所見最早的《茶經》版本是南宋咸淳九年（一二七三）刊《百川學海》本《茶經》。

《百川學海》是南宋時期輯刻的一部綜合性叢書。收書一百種，一百七十七卷、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集，每集十種。書名取自《揚子法言·學行》“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句，意爲由衆説之學派而溯學海之淵源。爲宋人刻叢書中僅存於今者，被稱之爲“叢書之祖”。由浙江寧波鄞州左圭輯刊。左圭，字禹錫，號古鄮山人，《宋史》無傳，行事無可考。

宋刻《百川學海》本《茶經》存世善本僅有三個。即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百川學海》壬本（簡稱國圖本），四川省圖書館藏零本（簡稱四川本），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百川學海》乙集本（簡稱日本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

首頁鈐“宋本”“竹塢”“季振宜藏書”“劉占洪少山氏寶藏”印，這是來自劉少山的捐贈。劉少山（一九一二—一九七九），本名占洪，一九三五年出任東萊銀行常務董事兼協理，協助父親經營家族産業。一九四九年之前寓津期間，他以劉氏家族的雄厚資金作後盾，購入了海源閣藏書二十五種三百六十七冊。後來，傅增湘所得《百川學海》六十冊也轉手劉少山，至此海源閣的兩件宋刻孤本《楚辭集注》和《百川學海》都歸於劉少山。一九五二年初，劉少山向文化部文化事業管理局捐獻出的全部藏書二十六種四百二十七冊，入藏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

從鈐印看，劉少山的捐本原係季振宜所有。季振宜（一六三〇—？），明末清初著名藏書家、版本學家、校勘家。字詵兮，號滄葦，泰興縣季家市（今江蘇泰州市靖江市季市鎮）人。清順治四年（一六四七）進士，歷任浙江蘭溪知縣、刑部主事、戶部員外郎、廣西道御史、浙江道御史等職，以風節著於朝。由他整理、編撰的《全唐詩》是對中國文化史的一大貢獻。振宜父季寓庸（一五九〇—一六七三），是明天啓二年（一六二二）進士，先後任餘姚、臨海、濟源、祥符（今河南開封）等縣知縣，官至吏部主事。喜好書畫和收藏，解官回鄉後經營鹽業，獲利巨大，遂治園於城東隅（園址今爲江蘇泰興中學），號嘉樹園。曾耗資十萬購買收藏書畫古籍，一代名跡《神龍蘭亭》《富春山居圖》均是其鎮園之寶。

四川省圖書館藏本

四川本原係成都華陽人陳跡的藏品。該藏本《茶經》是零本，首卷卷端、卷中和末卷卷尾均有鈐印，可知其曾被程邃、金農、張大千等藝術大家和唐嶽等藏書名家所收藏。

程邃（一六〇五—一六九一），字穆倩，一字朽民，號垢區，一號青溪，明末清初篆刻家、書畫家。金農（一六八七—一七六四），字壽門，又字司農、吉金，號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因其人歷經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以自封“三朝老民”閑號，布衣終身。作爲著名的清代書畫家，是“揚州八怪”之首。唐嶽（一八二一—一八七三），原名啓華，字仲方，號子實，謚嶽。係清代桂林的一名鄉紳，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他的宅院幾近燒毀，後獲得賠款得以重建宅院“雁山園”，有“嶺南第一名園”的盛譽。他喜好藏書，逝世後其藏書星散，張大千得其《茶經》。張大千（一八九九—一九八三），四川省內江市人。原名正權，後改名爰，字季爰，號大千，別號大千居士、下里港人，齋名大風堂。中國近現代著名畫家。《茶經》後歸於華陽人陳跡。陳跡生卒年不詳，生平事跡不可考。從藏印中可知，該書的遞藏順序，始於程邃，繼而金農、唐嶽、張大千，終於陳跡，是一部遞藏清晰、傳承有序的古籍善本。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本

《百川學海》乙集本《茶經》原係日本鐮倉名越花谷慈恩寺所藏，或是室町幕府第九代將軍足利義尚（一四六五—一四八九）於文明七年（一四七五）派人至中國買回的。後流至江戶時代後期著名的考證學者、漢學家狩谷棭齋（一七七五—一八三五）之手，最後入藏宮內廳書陵部圖書館。

比對以上三個《茶經》印本，版式、版心、字體等方面完全相同。細看框綫的印板特徵，有二十餘處漫漶程度不同，但點位完全一致。特別是“八之出”中“湖州上”注文中、“九之略”文中的二處墨丁，三者完全一致。由此可知，這三個藏本爲同一雕版所印。

三個《茶經》印本的不同之處在於四川本與日本本均沒有“三之造”文後“茶經卷上”的空白頁。四川本卷下第一頁，即“五之煮”頁面下部，以及卷下第五頁即“七之事”首頁下部，有部分文字漫漶嚴重，國圖本也有些漫漶，且多處文字刊誤，正是出現在這兩頁上。一是“五之煮”部分誤字四處：將“蒸罷熱搗”刊爲“茶罷□搗”，將“無穰骨也”刊爲“無穰滑如”；卷下第一頁下將“膏木謂柏檉檜也”刊爲“膏本爲柏杜檜如”；將“江水次”刊爲“江水中”。二是“七之事”部分誤字二處，將“吾丹丘子”刊爲“工丹丘子”；卷下第五頁下將“皎皎頗白”刊爲“皎皎頗曰”。可見國圖本是因這兩頁原書漫漶不清，經人描繪後，集中出現了誤字現象。

此外，國圖本與日本本序目有所不同，實爲《百川學海》在流傳過程中部帙散亂所致。這是早在明代華氏遞修《百川學海》時即已散亂。

沈冬梅研究認爲南宋咸淳刊《百川學海》本《茶經》對此後數百年的《茶經》刊行影響至深，可以説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此後所有《茶經》刊行的版本，成爲現行所有《茶經》版本之祖本。

直接翻刻、影印此版本的很多。明弘治十四年無錫華珵遞修刊行了《百川學海》，明嘉靖十五年（一五三六）福建莆田鄭氏宗文堂亦刻行《百川學海》，明末坊間有三種以上的明人重編《百川學海》刊行，民國陶氏涉園影寫重刻了宋本《百川學海》，上海博古齋、沔陽（今湖北仙桃）盧氏先後影印了明代華氏《百川學海》，清代張海鵬照曠閣《學津討原》校刊了《百川學海》本《茶經》，民國《叢書集成初編》據《百川學海》本排印了《茶經》。除了博古齋、沔陽盧氏因直接影印而與明代華氏《百川學海》本《茶經》毫無二致外，其餘版本的《百川學海》本《茶經》在版式及一些文字上互有異同。民國陶氏影刊的宋《百川學海》本《茶經》，因爲改易太多，使用時需謹慎。

（三）明代《茶經》的版本與流傳

陸羽《茶經》影響的一個重要表徵，是《茶經》的多次刊刻印行，其中明代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時期。現在可見明刊《茶經》約二十六種，值得注意的是出現了多種刊刻形式，如明弘治十四年（一五〇一）無錫華珵刻《百川學海》本，明嘉靖十五年（一五三六）鄭氏宗文堂刻《百川學海》本等，仍是叢書本。除《百川學海》外，明代還有諸多叢書都收録了《茶經》。如明喻政編，明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刻《茶書》；明萬曆間刻《文房奇書》；明胡文煥輯，萬曆間胡氏文會堂刻《百家名書》、萬曆間胡氏文會堂刻《格致叢書》；明鍾人杰、明張遂編，明末刻《唐宋叢書》；另外還有明鈔（刻）《説郛》，明馮夢龍《五朝小説》等。

明代《茶經》刊刻最爲重要者當屬明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刻本（即竟陵本），首開《茶經》單行本之先河。

承天府（治所在今湖北鍾祥）爲嘉靖皇帝的出身地，因此大量開展慶祝活動，竟陵在其庇蔭之下，借助紀念活動，對該地出身的茶神陸羽，重修遺跡，重刻《茶經》。明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嘉靖帝的南巡促成了竟陵刊刻《茶經》的盛事。此次刊刻的主事者是僧真清、魯彭與童承敘。那年夏，曾任嘉靖皇帝老師的童承敘請準歸籍，在夢野書院會見了魯彭，得知欲刊《茶經》，兩人便爲此通過書信保持聯繫。童承敘撰寫了百字《贊》文，又據民間傳説改寫了《陸羽傳》，其中有“晨起，聞湖傍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嬰兒”句，增添了陸羽身世的傳奇色彩，後世人因此津津樂道。同時，他安排兒子鈔録了唐皮日休《茶中雜詠敘》和宋陳師道《茶經序》。刻板畢，令人印刷了百餘部。

這個《茶經》的單行本問世之後，相繼又有後人爲陸羽故居西塔寺題詩，爲了將這些詩篇補充進《茶經外集》，加上重刻已損毀的個別刊板，明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以後，西塔寺又編印了嘉靖版的續刊本，總印板數由原來的五十六塊增加到五十九塊，但絶大部分印葉使用了原刻板，字跡清晰程度已遠不如嘉靖原本，在裝訂順序上也與嘉靖原板有所不同。

竟陵版《茶經》存世的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的柯喬本、臺灣藏本、北大藏本、日本杏雨書屋藏本四種。將這幾個善本形態進行比較，國圖藏的“柯喬本”爲監察御史柯喬授意西塔寺刊刻并由魯彭、童承敘承攬的官刻本；臺灣藏本、北大藏本是續用了“柯喬本”原雕板的私人刻本；日本杏雨書屋藏本是竟陵版《茶經》的萬曆續刊本。

首開《茶經》單行本先河的竟陵本，成爲後來《茶經》刊行的典範，意味著後人對《茶經》的特別看重，彰顯了其作爲經典的獨立價值，在《茶經》版本流變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直接受到竟陵本影響的是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程福生竹素園刻本及孫大綬秋水齋刻本。竹素園本雖未明言所據爲竟陵本，然其追録魯彭序，在標稱“《茶經》卷之四”中附録竟陵本水辨和傳的內容，唯標目有改動且前後位置有倒次；秋水齋本又以《茶經外集》附録唐宋人詩文，另附《茶具圖贊》一卷。

孫大綬秋水齋本則在全部編排中抹掉了竟陵本的痕跡，《茶經外集》中與竟陵龍蓋寺相關的明人詩均被刪，同時爲了表明編者對所刻《茶經》的作用，在所附《茶經外集》篇目下，署名“明新都谿谷子孫大綬編次”，又將宋審安老人的《茶具圖贊》附刻在《茶經》正文《四之器》之後，并撰《茶具圖贊序》，以説明理由。秋水齋本受竟陵本影響的憑證，一是明十嶽山人王寅爲此刻本所作的《茶經序》曰：“《茶經》失而不傳久矣，幸而羽之龍蓋寺尚有遺經焉。”二是秋水齋本的編次順序全同竟陵本（除了被刪削的部分）。此外，孫大綬標名自己編的《茶經外集》比竟陵本增易了兩首唐宋人詩。

孫大綬秋水齋本又直接影響了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汪氏刻《山居雜志》本、鄭煾校刻本、程榮校刻本。後三者內容、版式完全相同。沈冬梅提出這一現象揭示了書籍編印史上的一種新模式，即編輯和刻印者分離。汪、鄭、程三種版本都出現在萬曆中後期，鄭氏居福建晉安，汪氏、程氏居安徽新安，三者所居之地相距甚遠，刻板流通不易。很可能是書板實際掌握在坊間專門刻印書籍的商賈手中，編書者衹需付出適當的費用，即可得到一定數量的板印書籍，而刻印商衹需進行少量刻板的挖補就可成就另一新版之書。這與明中後期書帕本、坊本大量涌現，且一書多位作者的現象相一致。甚至晚明時期版式、內容完全相同的重編《百川學海》本《茶經》可能也屬於這樣的情況。

明汪士賢《山居雜志》書首新都謝陛爲其所撰刻書敘説，汪士賢游江湖二十年後居廬山，編集二十種書爲此集，中有竹、菊、茶等山居園林之物，“伯仁其亦有所托哉！獨於茶一端有所未盡。今之茶德茂矣，治茶之法遠勝古人，其於陸羽諸公且臣虜之，江左名士當必有譜茶者，伯仁其續收之則以俟異日。”表明編者在《茶經》上是下了功夫的，所以汪氏《山居雜志》本爲三者中首刻、原刻的可能性最大。

受竟陵本、秋水齋本、《山居雜志》本附刻之風影響的還有宜和堂本、玉茗堂主人《別本茶經》本，後二者版式內容相同，附刻內容與前三者有很大的不同。《茶經》附刻形式的版本至此而終。

竟陵本的另一重大影響，是對《茶經》文字的校訂，其後的絶大部分明刻本都有與之內容一致、形式文字稍異的校訂，此風一直影響到清代的某些版本，如清陸廷燦《續茶經》首附《原本茶經》即是一例。

明代《茶經》版本的一個明顯特點，是衆多版本的版式、內容完全相同。這一現象的出現有兩個相輔相成的原因：一是明代文人易名翻刻他人著述，二是坊間書賈托名轉印他人著述。明萬曆間胡文煥文會堂《百家名書》出現之後不久就又出現了同一署名的《格致叢書》，其中有很多書重複，而《茶經》的內容版式完全相同。前述《山居雜志》本與鄭煾、程榮刻本相同亦是一例。《唐宋叢書》本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標“明刻本”一種《茶經》（與《香譜》合一冊）相同，後者連《四之器》的竄頁也與前者完全相同，衹有坊間不分青紅皂白的翻印纔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五朝小説》本沿用了《重訂欣賞編》本《茶經》，而坊間重編的三種《百川學海》本《茶經》顯然亦是沿用《重訂欣賞編》本。明末刻清初李際期宛委山堂續刻彙印《説郛》本的版式內容完全與《重訂欣賞編》本系列相同，衹是未標“張遂辰閲”。

除增注、增刻本外，明代還出現了兩種刪節本《茶經》，即明樂元聲倚雲閣本、明王圻《稗史彙編》本，也是一種有趣的現象。

（四）清代《茶經》版本

到了清代，除了陸羽鄉邦竟陵所刻的兩種獨立刊本外，刊行的《茶經》都爲叢書本，而且簡單翻刻重印成爲主流。

清代的《茶經》刊刻和前代大致相同，大多保存於叢書裏，較少單獨翻刻。叢書本有清王文誥輯弁山樓刻《唐代叢書》本。清陸廷燦輯清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陸氏壽椿堂刻《原本茶經三卷續茶經三卷附録一卷》。此版本冠《茶經》於卷首，增録了《茶經》之後的歷代史料。除此之外，叢書本還有清嘉慶十年（一八〇五）虞山張氏照曠閣刻《學津討原》本、《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説郛》本。需要説明的是清代編《四庫全書》，以《茶經》犯“胡”諱而略加改動。關於單行本，也是當時《茶經》流傳最爲完備的版本當屬清末時釋常樂所刊《陸子茶經》本。該書後附《茶經》史料二十三種，歷代無出其右。另外清代還出現了以附録本形式流傳的《茶經》，如《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本、《植物名實圖考長編》本等。

《茶經》的流傳，除刻本外還有手鈔本。如明鈔《説郛》本，清鈔《茶書七種》本等。清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卷四十著録有《茶經》鈔本三卷，并附有唐皮日休序和宋陳師道序。清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四著録《茶經》簡莊先生鈔本三卷，該鈔本將《茶經》的篇次由“卷上、卷中、卷下”改爲“卷之一、二、三”，在每卷前有總目。

《茶經》版刻的源流開始不甚清晰。一是大型叢書收録不言所據版本來源。《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爲活字排印，未言所收書之版本或來源。《四庫全書》本《茶經》雖言所據爲浙江鮑士恭家藏本，仍不能確知爲何種版本。清吳其浚《植物名實圖考長編》亦不言所收書來源。二是重要版本不言所據，如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儀鴻堂刻本、清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陸氏壽椿堂刻本所附《原本茶經》。

清代《茶經》版本的另一特點爲直接改訂，與明版多出校記校訂文字不同，清代直接改易文字不出校記，如清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陸氏壽椿堂刻本、《四庫全書》本、清嘉慶十年（一八〇五）虞山張氏照曠閣刻《學津討原》本、清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刻《植物名實圖考長編》本。

簡單重印是清中後期至民國初年《茶經》版本的突出現象。清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陳世熙輯印《唐人説薈》本，這一不善之本在清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清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清光緒年間、一九一六年、一九二二年經過多次重印。陶氏涉園影刻宋《百川學海》本後被多次影印。

（五）民國《茶經》版本

民國時期較爲著名的版本有掃葉山房《唐人説薈》本、《湖北先正遺書》本、張宗祥校《説郛》本等。《説郛》本是無注本，校刊精良，頗具參考價值。

這一時期，受益於技術的發展，大量以珂羅版影印古茶書，避免了重複刻版，於是左圭《百川學海》本、華珵《百川學海》本等較早版本相繼翻印通行。

民國時期《茶經》的版本傳播還帶有鮮明的時代特點。《茶經》開始被譯成白話文借助報紙這一當時新興的大衆媒體傳播。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漢口《大剛報》副刊《茶話》開始連載署名爲老岑的《茶經今譯》。刊出四章後，因《茶話》改版而停發，一九四七年六月又繼續在該報《珞珈山》副刊發表。

據考譯者老岑即黎際明（一八八〇—一九五六），又名黎靜岑，湖北天門城關人，是天門本土的教育家，任天門縣中學教員，一九五三年被聘任爲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就將《茶經》內容編入《天門縣鄉土歷史教材》之中。一九三五年六月，他編輯出版的《天門縣鄉土地理常識補充讀本》詳細而通俗地介紹了與陸羽有關的遺址。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上海《茶話》雜志發表了他的《茶神陸羽》。《茶經今譯》約一萬三千字，是白話文本《茶經》的第一個版本。

四、歷代《茶經》版本集成之價值

吳覺農主編的《茶經述評》附録中統計的《茶經》版本有三十九種。童正祥、周世平在《新編陸羽與茶經》中統計《茶經》版本多達一百一十種（其中包含了現代版本，大量日本、韓國版本以及美國、英國、法國版本）。據沈冬梅的統計，南宋至二十世紀中葉，傳今可考的《茶經》版本有六十四種，其中包括了三種和刻本（即日本刊刻的版本），其中幾種版本衹是存目，并未獲見，現存版本自宋代至民國有五十餘種。

其實，《茶經》是一部在傳統四部分類法中歸類不明的著作，諸家書目分別有歸於子部小説類、史部食貨類、子部農家類、子部雜藝類等。《新唐書·藝文志》納入小説類，《通志·藝文略》納入食貨類，《郡齋讀書志》納入農家類，《直齋書録解題》納入雜藝類，《宋史·藝文志》納入農家類。《茶經》在海外有日、韓、德、意、英等多種文字版本刊行。因爲版本的多樣與複雜，所以版本集成工作既艱辛又重要。雖然學者們在各個時期都對歷代的《茶經》版本有所統計與研究，但迄今爲止還未有將各種版本進行集成出版。

本次通過編委會多年的努力，搜集到歷代《茶經》相關版本五十種，其中前四十二種以刊刻年代爲序，從南宋《百川學海》本到一九五九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植物名實圖考長編》本，囊括了歷史上最重要的《茶經》版本，以及從民國報紙上輯録的《茶經今譯》等鮮爲人知的資料。鑒於《茶經》在日本傳播之廣泛，對日本茶道影響之深遠，和刻本《茶經》有對比、研究之價值，我們在本書中將八種在日本歷史上流傳的和刻（鈔）本作爲附録予以收録。

通過對歷代《茶經》版本的集成，希望能讓茶文化愛好者，特別是《茶經》研究者們一目瞭然地進行系統的賞析、比對與研究。除了在《茶經》版本的美學欣賞與鑒藏價值之外，還有幾個方面的研究意義。

（一）通過版本的集成對比分析文本流變

《茶經》的版本在流傳過程中也會出現魯魚亥豕之誤，在翻刻（印）過程中，存在因筆誤改字而致歧義的現象。以“七之事”中兩個詞組爲例，宋刻《茶經》的原文中，有一個詞組爲“酢顔望楫”，其中的“楫”字本來十分清晰，明弘治無錫華珵本也是如此。而明萬曆以後的版本中，“楫”字都變成了“柑”字，繼而“顔”字變爲“類”字，甚至“柑”竟改爲“梅”字。這顯然是翻刻、傳鈔之誤。

聯繫上下文的意思，這個詞組原本精練地表達了作者的感激之情。將“楫”字當成“柑”後，於是衹好將“酢”當“醋”講，并衍生出酸意，便認爲“顔”應該是字形相近的“類”。甚至以“望梅止渴”爲典，將“柑”又改爲“梅”，漸造出一個“酢類望梅”的詞組。

辨析這種情況就須查檢歷代《茶經》的原始版本。這個訛誤的變化過程，由“楫”變“柑”始於竟陵本。由於竟陵本影響之大，後來幾乎所有的版本“楫”都被刻印成爲了“柑”。而“顔”變“類”則始於明鄭煾本，至清四庫本繼之。但清《唐代叢書》本及《續茶經》仍沿用“顔”，衹是“酢顔望楫”變成“酢顔望柑”。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儀鴻堂刻本、清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刻《天門縣志》本都刻爲“酢顔望柑”。而民國時期的西塔寺本更是想當然地改爲成了“酢類望梅”，如下表：

此外，在現代排印出版時，因爲“繁體字”近似，而在“簡化”過程中也容易出現變異字。例如，同樣是《茶經·七之事》中有“疆埸擢翹”一句，在有些近現代印本乃至《茶經》電子版都將其排成了“疆場擢翹”或“疆場擢翹”。

“疆場”的“場”在這裏是錯別字，正確的字是“埸”，讀作“yì”，右邊從“易”，而不是繁體字的“場”。“埸”的本義是田界，孔穎達解釋：“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爲易。”大的田界叫“疆”，小的田界叫“埸”，“疆埸”連用，是一個同義連綿詞，本義就是田界、田邊。“疆埸”因爲是田界，於是引申爲兩國的邊境。《茶經》中所録的“疆埸擢翹”一句的原意是“從田頭挑選出好瓜菜”，排印錯誤總讓人往戰場上理解，脫離了本意。甄別這種情況需對原始刻本眼見爲實纔好。

此外，明代竟陵本《茶經》的底本爲南宋《百川學海》本，將兩者正文進行比較，發現竟陵本中國圖所藏的“柯喬本”刊刻時參照過“百川本”中的“華珵本”和“左圭本”兩種版本。然而明代竟陵本與前幾種《百川學海》本在正文部分又出現了不同，兩者雖是繼承又發生了一些分歧，也是現在進行《茶經》版本校勘的重要內容。

宋《百川學海》本《茶經》，都有內容相同的小注，爲陸羽之原注。而竟陵本在原注之外，出現了後人新增加的注，稱之爲“增注”。增注的內容大致是對傳鈔過程中出現的疑誤字詞的校訂，以及新增加的注音和釋義。這些“增注”可以説是對《茶經》進行的最早研究成果之一。那麼增注與原注之間，注與原文之間，在版本刊刻中有否差錯，也可通過版本集成由方家考量核準。

（二）通過歷代版本看《茶經》之評價與經典化過程

同一著作在不同時期的版本，以及附著在其間的多種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的學術傳播和接受價值。歷代《茶經》版本中多有作序跋者，今可考的有十七種：

唐皮日休序（實爲皮氏《茶中雜詠》詩序，後世刻《茶經》者多爲《茶經序》）、宋陳師道《茶經序》、明嘉靖壬寅魯彭《刻茶經敘》、明嘉靖壬寅汪可立《茶經後序》、明嘉靖壬寅吳旦《刻茶經跋》、明嘉靖童承敘跋、童承敘《童內方與夢野論茶經書》（因其經常爲刻《茶經》者列爲後論，故也列入序跋內容）、明萬曆戊子陳文燭《刻茶經序》、明萬曆戊子王寅《茶經序》、明李維楨《茶經敘》、明張睿卿《茶經跋》、明徐同氣《茶經序》、明樂元聲《茶引》、清徐篁《茶經跋》、清曾元邁《茶經序》、民國釋常樂《重刻陸子茶經序》、民國釋新明《茶經跋》。另有日本刊《茶經》序三種。

從歷代諸家的序跋中可以看到對陸羽及《茶經》的評價，唐末皮日休序認爲陸羽與《茶經》的貢獻：“豈聖人之純於用乎？抑草木之濟人，取捨有時也。自周以降及於國朝茶事，竟陵子陸季疵言之詳矣……季疵始爲經三卷……命其煮飲之者，除痟而去癘，雖疾醫之，不若也。其爲利也，於人豈小哉！”

宋陳師道的《茶經序》最爲關鍵。陳師道（一〇五三—一一〇二），宋徐州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字履常，一字無己，號後山居士。詩學黃庭堅，屬江西詩派，宋元祐初，歷任徐州教授、太學博士、潁州（今安徽阜陽）教授，秘書省正字等職。他有督茶的朋友，自身有對茶的體驗，《全宋詞》中收録了他描寫茶的作品。因此，陳師道收藏茶書，并寫下《茶經序》，是情理中的事。這篇《茶經序》是目前所見最早對陸羽《茶經》給予全面高度評價的文獻：

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於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爲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況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説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群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李季卿，季卿不爲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及，所以同於民也；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謹之！

陳師道對陸羽《茶經》的“有功於茶者”和“有功於人者”做了詳細描述，并且站在“天下之至理”與“詩書道德”的立場提出了看法。雖然他有的見解未必恰當，但對於陸羽《茶經》價值的高度重視影響深遠，成爲其經典化的重要里程碑。

明陳文燭在《茶經序》中將陸羽與后稷相提并論，認爲“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稷樹藝五穀而天下知食，羽辨水煮茶而天下知飲，羽之功不在稷下，雖與稷并祀可也。”而明童承敘在《陸羽贊》中則認爲陸羽“性甘茗荈，味辨淄澠，清風雅趣，膾炙古今”。

而李維楨、徐同氣的序，則從《茶經》之名爲“經”入手，進行解讀和論述。李維楨序在歷數前人涉茶著述後指出，有的“不專茶也”，或“不專經也”，“其筆諸書尊爲經，而人又以功歸之，實自鴻漸始”。他還進一步分析“鴻漸品茶小技，與六經相提而論，人安得無異議？”最後，他歸結爲“鴻漸窮厄終身，而遺書遺跡，百世之下寶愛之，以爲山川邑里重，其風足以廉頑立懦，胡可少哉！夫酒食禽魚，博塞樗蒲，諸名經者夥矣，茶之有經也，奚怪焉！”肯定陸羽《茶經》以“經”字爲名是正確和有道理的。

如果説李維楨是更多地從陸羽《茶經》與其他類型著述比較來做辨析，那麼徐同氣的序則從《茶經》寫作的本身進行論證。他認爲：“陸子之文，奧質奇離，有似《貨殖傳》者，有似《考功記》者，有似《周王傳》者，有似《山海》《方輿》諸記者。其簡而該，則《檀弓》也，其辨而纖，則《爾雅》也，亦似之而已，如是以爲文，而能無取乎？”他又進一步回答：“其文遂可爲經乎？”他認爲：“經者，以言乎其常也……其騭之爲經者，亦以其文而已。”“《茶經》則雜於方技，迫於物理，肆而不厭，傲而不忤，陸子終古以此顯，足矣。”“凡經者，可例百世，而不可繩一時者也。孔子作《春秋》，七十子惟口授其傳旨，故《經》曰‘茶之臧否，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者也。抑取其文而已。”這裏，把陸羽《茶經》與孔子作《春秋》一起論述，肯定其“可例百世”的經典地位。

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發表的《茶經今譯》前言中寫道：“《茶經》是唐代陸羽所著，離開現在有一千二百餘年，在那樣一個科學尚未發達的時代裏面，能夠有這樣一部有完整體系的著述，實在不大容易。當然這并非説唐代製茶方法，到今日的機器製造發明之後還可維持原樣，但無論用人工或機器製造，對於怎樣保持茶的色香味的原則，總是相同的；當今茶還在我國出口貿易中占一最重要的地位，并須得要用全力打開茶的銷路的時候，把《茶經》用現代語譯了出來，看一看古代的人曾經怎樣地注重研究過茶的學問實也不無用處。”由此可見，《茶經》在二十世紀中葉全球劇烈變革的時期，爲現代茶産業和茶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

通過這些評價可看出《茶經》的經典化過程。唐代陸羽《茶經》之“經”，原意衹是泛指圖書的“經籍”，并非指具有權威性著作的“經典”。陸羽《茶經》由“經籍”到“經典”，之所以做這樣的判斷，是基於歷史文獻與版本所展現出的事實。《茶經》由其初始的普及作用向更高深的沉澱價值的轉化，也是著作由個人寫作動機向閲讀深層闡釋的結晶。這是一種文化現象，也是一種學術軌跡。

在中國古代所有的茶書中，陸羽《茶經》是版本最多，流傳最久和最廣的，也是後人最爲看重的。這既是其經典化的歷程，又是其經典化的結果。《茶經》不僅有功於中國茶業與茶文化，塑造著中國社會文化傳統，而且深度影響了日本茶道、韓國茶禮，影響波及東亞、東南亞乃至全世界，作爲經典當之無愧矣！

（三）從歷代《茶經》版本集成看茶文化學的發展

《茶經》在刊刻、流傳的過程中，其集成的方式不斷發生變化。《茶經》并非僅限於三卷十章約七千字的原文，而是在編纂過程中不斷地新增內容，其集成方式成爲中國歷代茶書集成的一個文獻典範。

圍繞著《茶經》一種帶有附録的編纂方式出現了。如單行本《茶經》竟陵本開始增刻相關附録，這些內容既是對《茶經》與陸羽的研究，也成爲了後世研究茶文化的重要文本。明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程福生竹素園刻本增唐張又新等撰《茶經》一卷。另有明刻本《茶經》增《茶具圖贊》一卷。明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孫大綬秋水齋刻本增加了明孫大綬輯《外集》一卷、校《茶譜》一卷、編《茶譜外集》一卷，題宋審安老人撰《茶具圖贊》一卷，唐張又新等撰《水辨》一卷。清末時釋常樂所刊《陸子茶經》，後附《茶經》史料二十三種，歷代無出其右。

除了擴充《茶經》的出版形態以外還有對《茶經》內容本身的補充。宋代初期陸羽《茶經》還未達到一種經典化的地步，當時對《茶經》就有一種填齊補缺式的充實。如宋周絳的《補茶經》，《郡齋讀書志》載：“周絳以陸羽《茶經》不載建安，故補之。”周絳爲宋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進士，宋景德元年（一〇〇四）官太常博士。

而明代喻政編纂的茶學文獻彙編《茶書》更是煊赫。該書前有明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周之夫序、明謝肇淛序及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喻政序。書中節録李維楨序文反映竟陵版《茶經》對江南地區的影響，其本刪節竟陵本內容并重新雕板，體現明代茶書版本嬗變關係。值得研究的是，在《茶經》之後將《茶録》《茗譚》《蒙史》《茶話》《茶考》等二十餘種茶書收録。此書衹有原刊本存世，流傳甚少。所録文獻涵蓋唐宋至明代茶史、製茶技藝及茶俗傳播等內容，均是有名的成卷著作。此書書名原衹有《茶書》兩字，周、謝兩序和自序均作《茶書》，《中國古籍總目》亦稱《茶書》，而後人又加上“全集”二字，故又稱《茶書全集》。由明嘉靖竟陵本《茶經》單獨刊發後，到萬曆年間已經形成了由《茶經》領銜的頗具規模的茶書集成。

到了明代，陸羽《茶經》的經典地位已經確立，故吳旦在明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刊《茶經》時有意附刻《茶經外集》，其實頗有點傍《茶經》以立的味道。因爲《茶經外集》僅是唐詩五首、宋詩一首、明詩三十四首。而張謙德（一五七七—一六四三）於明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編撰茶經時，則直接用《茶經》之名。對在陸羽處借得書名，張謙德在自序寫道：

古今論茶事者，無慮數十家，要皆大暗小明，近鬯遠泥。若鴻漸之《經》，君謨之《録》，可謂盡善盡美矣。第其時法用熟碾細羅，爲丸爲挺，今世不爾。故烹試之法，不能盡與時合。乃於暇日，折衷諸書，附益新意，勒成三篇，借名《茶經》，授諸棗而就正博雅之士。

因爲陸羽著述盡善盡美，故借名《茶經》。這種“借名”，既充分推崇《茶經》，又是以另類的方式接受和傳播陸羽《茶經》并進一步擴容了茶文化作爲一門學科的知識體系。

真正仿照陸羽《茶經》進行寫作的有陳鑒《虎丘茶經注補》、陸廷燦《續茶經》，直接采用《茶經》一之源、二之具等篇目的結構方式，再增補內容。

特別是清代福建茶官陸廷燦輯的《續茶經》（雍正十三年陸氏壽椿堂刻本）。此版本冠《茶經》於卷首，增録了《茶經》之後的歷代史料。這本茶書的輯編，陸廷燦説得很清楚：

《茶經》著自唐桑薴翁，迄今千有餘載，不獨製作各殊而烹飲迥異，即出産之處亦多不同。余性嗜茶，承乏崇安，適係武夷産茶之地。值制府滿公，鄭重進獻究悉源流，每以茶事下詢，查閲諸書，於武夷之外，每多見聞，因思采集爲《續茶經》之舉。

茲特采所見各書，依《茶經》之例，分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飲、之事、之出、之略。至其圖無傳，不敢臆補，以茶具、茶器圖足之。

全書仿《茶經》之例，是陸羽《茶經》權威性使然，也讓《茶經》的體例影響得以強化。

社會進入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陸羽及其《茶經》也與當代傳媒結合起來，呈現方式既有傳承又有創新。不過，任何時代《茶經》的傳播與接受，總是離不開文本的。

《茶經》值得研究、挖掘的方面很多，現代的茶學學科與茶文化學科的各項理論研究與課程體系，往往都逃不出《茶經》所開闢的方嚮。這種由一書發展成一門顯學的知識生産過程，是可以通過歷代《茶經》版本集成的系統研究揭示的。從《茶經》最初刊刻出版以來，先是在叢書中收編《茶經》，再發展爲《茶經》單行本，并增注與附加內容，繼而開始形成一種版本矩陣的效應，或是補充《茶經》，或是輯刊《茶經》，或是借名《茶經》，或是續作《茶經》，或是白話文譯介《茶經》，或是圖解、注釋、翻譯《茶經》，甚至以《茶經》領銜集成茶書……這一學術現象亦是文化現象，存續千年，不斷地拓展《茶經》的內容和內涵，從而將一種書發展成跨越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一門顯學。

潘城

二〇二五年秋於廈門大學思源谷畔

歷代茶經版本集成（全十冊）

編著者：潘城 主編

ISBN：978-7-5013-8857-8

定價：8000.00元

裝幀：精裝16開

■ 文章來源：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文獻出版中心

供稿 | 田秀麗 編輯 | 鄧旭欣

監制 | 張頎

審核 | 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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