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試圖用關稅逼各國遠離中國,卻讓越來越多的伙伴開始給自己準備“美國之外的退路”。這場較量最意外的地方,不是誰公開反對華盛頓,而是誰正在悄悄降低對它的依賴。
特朗普1946年出生于美國紐約市皇后區,父親弗雷德特朗普長期經營房地產。特朗普少年時期就讀于紐約軍事學院,后來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學習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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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后,他進入家族企業,接觸住宅開發、項目管理和融資等業務。這段經歷,使他日后習慣用成本、價格、債務和成交條件衡量公共事務。
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特朗普把經營重點逐步轉向曼哈頓。他參與酒店、寫字樓、公寓和賭場項目,又不斷把自己的姓氏做成商業標志。
建筑物外墻、出版物、娛樂項目和授權產品上,都能看到“特朗普”這個名字。他不只經營房地產,還頻繁參加電視節目和媒體活動,將商業身份同公眾知名度捆在一起。
2004年至2015年,特朗普主持并參與制作真人秀節目《學徒》。攝像機、會議桌、競爭淘汰和商業判斷,構成了他最具辨識度的公眾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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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讓他進入大量普通美國家庭,也使他在正式踏入政壇以前,就擁有遠超多數州長和國會議員的全國知名度。2015年6月,特朗普在紐約正式宣布參加總統選舉。
競選過程中,他不斷強調移民、產業外流、貿易逆差和美國制造業衰退,把復雜的全球化問題壓縮成一套容易傳播的說法:美國長期吃虧,其他國家借美國市場獲利,美國政府卻沒有進行有效反擊。
2016年總統選舉中,特朗普擊敗民主黨候選人,成為美國第45任總統。他第一任期的執政手法帶有鮮明的商業談判特點,先制造壓力,再要求對方重新談條件;先提出較高要價,再把有限退讓描述成成果。
關稅、制裁、行政命令和退出部分多邊安排,都被納入這套做法。2020年大選失利后,特朗普沒有退出美國政治。
他繼續舉行集會、支持黨內候選人,并重新組織競選力量。2024年,他再次贏得總統選舉,2025年1月回到白宮,成為美國第45任和第47任總統。
這樣的經歷在美國政治史上并不多見,也讓他獲得了第二次推行“美國優先”政策的機會。重新執政后,特朗普很快把關稅放到經濟和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
2025年4月2日,他簽署行政命令,以美國長期存在商品貿易逆差為理由,對眾多貿易伙伴設置所謂“對等關稅”。美國海關、商務部門和貿易官員隨后按照不同國家和商品類別推進實施,進口商不得不重新核算成本,企業也開始提前囤貨、改變訂單和調整運輸安排。
4月9日,面對市場震蕩和貿易伙伴密集交涉,特朗普又宣布對多數國家的部分新增關稅暫停90天,同時繼續加大對中國的施壓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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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在很短時間內發生轉折,暴露出這種手段的局限:行政命令可以迅速提高稅率,卻無法讓港口、工廠、物流和零售體系跟著立刻重組。特朗普原本希望形成一種示范效應。
只要其他國家擔心失去美國市場,就會限制同中國合作,進而把訂單、工廠和投資轉向美國。可各國政府真正算賬時,看到的不是一道簡單的選擇題。
中國既是大型消費市場,也是制造業中心、原料采購地和設備供應方。與中國減少往來,損失可能當天就會出現;美國承諾的新收益,卻未必能夠按時兌現。
世界貿易組織在2025年4月評估稱,關稅擴散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若持續疊加,可能導致當年全球貨物貿易量下降1.5%。后來的貿易增長因企業提前進口、人工智能相關產品需求增加等因素好于最初預估,但世貿組織仍指出,高關稅會壓低后續貿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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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關稅成本并不會只落在中國企業頭上,美國進口商、零售商、制造企業和其他經濟體同樣要付賬。英國的表現很說明問題。
英美在安全、外交和金融領域保持著緊密聯系,但英國政府沒有接受必須與中國全面脫鉤的邏輯。2025年4月,英國財政大臣蕾切爾里夫斯明確表示,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英國若在經濟上脫離中國將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英國一方面對核心通信、核能等敏感領域保持審查,另一方面仍希望開展金融服務、消費品、汽車、能源和投資合作。這并不表示英國倒向中國,而是說明美國最親近的伙伴也要根據本國就業、財政和企業利益辦事。
美國可以要求盟友加強安全審查,卻很難命令它們放棄一個龐大市場。政治口號能夠寫進聲明,企業訂單、港口吞吐量和稅收收入卻無法靠口號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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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國家面臨的現實更加直接。東盟秘書處數據顯示,2024年東盟與中國雙向貨物貿易額達到7724億美元,占東盟對外貿易總額的20.1%。
中國供應的機械、電子元件、紡織原料和生產設備,進入東南亞工廠后,又被加工成產品銷往全球。中國企業也需要當地市場、農產品、礦產資源和產業配套。
因此,美國若要求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越南等國徹底切斷中國供應鏈,相當于讓這些國家主動抬高生產成本。它們可以加強原產地審查,防止簡單轉口,也會在部分敏感產業引進美國、日本或歐洲資本,卻不會輕易拆掉已經形成的區域生產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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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持續推動區域支付互聯和本幣交易。2023年,東盟領導人通過相關宣言,支持跨境支付連接,鼓勵更多貿易與投資使用本國貨幣結算。
跨境二維碼、快速轉賬和雙邊本幣框架逐步擴展,商戶和企業可以減少重復兌換美元產生的費用。這類安排不能簡單等同于“立即拋棄美元”。
它首先是一種風險管理:美元流動性緊張時,還有其他結算工具;美國調整利率或擴大制裁時,本國企業不至于完全沒有替代通道。美國越頻繁地把美元和金融體系當作施壓手段,其他國家建設備用渠道的動力就越強。
人民幣跨境結算網絡也在擴大。跨境銀行間支付清算有限責任公司公布的資料顯示,截至2026年6月,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已有194家直接參與者、1597家間接參與者,2025年業務金額達到180萬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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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面擴大并不代表人民幣已經取代美元,卻說明國際交易中的選擇正在增多。美元的主導地位仍十分穩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6年7月公布的數據表明,2026年第一季度,美元占全球已披露外匯儲備的57.13%,歐元占20.03%,人民幣占1.99%。這個差距說明,“世界拋棄美國”不能理解成各國已經清空美元資產,更不能寫成美元體系即將突然崩潰。
真正發生變化的,是各國不再愿意把全部經濟安全押在一個國家身上。過去依賴一套支付系統、一條供應鏈和一個主要市場,如今則會同時發展多種結算貨幣、擴大貿易伙伴、增加關鍵物資儲備。
美元仍是主干道,但越來越多的經濟體正在修建繞行道路。這種變化也出現在公眾信任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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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尤研究中心2026年對36個國家、42151名成年人開展調查,只有23%的受訪者中位數表示相信特朗普能夠正確處理國際事務。
加拿大認為美國是可靠伙伴的受訪者比例,從2022年的83%降至2026年的35%;德國認為美國制定外交政策時會照顧別國利益的比例,也從60%下降至23%。這些數字并不代表美國的聯盟體系已經瓦解。
歐洲國家仍然依賴北約,美國在科技、金融、軍事和高端服務領域也保有強大優勢。可聯盟能夠繼續存在,不等于伙伴還愿意無條件服從。
當美國的政策頻繁變化,連親密盟友也會增加防務自主、貿易多元化和金融獨立安排。特朗普關稅政策的后續發展,也沒有按照“迅速壓垮中國”的路線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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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中美經過經貿會談,同意分別暫停大部分新增高額關稅90天,保留較低的附加稅率繼續磋商。到同年下半年,雙方又圍繞農業、關鍵礦產、半導體和出口管制達成階段性安排。
高關稅能夠迫使企業調整,也能造成階段性沖擊,卻會同時傷害采購方、供應方和消費者。特朗普可以不斷宣布數字,卻不能讓美國在短時間內補齊所有產業鏈環節。
對其他國家來說,最穩妥的辦法不是公開站隊,而是同時保留多條合作渠道。歐洲不會輕易放棄美國安全保障,也不會愿意失去中國市場;東南亞會承接部分產業轉移,也會繼續購買中國設備;中東國家可能擴大與美國的安全合作,同時加強對華能源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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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立場搖擺,而是國家利益驅動下的正常選擇。截至2026年7月,特朗普仍擔任美國總統,他的第二任期尚未結束,所以人物“結局”只能寫成階段性結果。
他利用關稅迫使多國進入談判,也促成了一些貿易安排,但其政策同時加深了盟友對美國可靠性的懷疑,推動更多國家尋找美元、美國市場和美國安全承諾以外的備用方案。美國沒有被世界整體拋棄,中國也不會因為美國信譽受損就自動獲得全球支持。
一個國家能否吸引長期伙伴,關鍵仍是政策是否穩定、市場是否開放、產品是否可靠、合作能否為當地創造就業和收入。外部對美國的不滿,只能提供機會,不能代替中國自身的發展和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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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而言,更重要的不是復制美國的強迫選邊,而是維護產業鏈穩定,繼續擴大市場準入,推進區域貿易和基礎設施合作,讓合作伙伴從經貿往來中得到看得見的收益。世界需要的是更多選擇,而不是把一種單邊支配換成另一種單邊支配。
特朗普想讓各國證明對美國的忠誠,結果卻提醒它們必須給自己留后路。美國仍舊強大,可強迫換不來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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