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盼頭，怎么只剩上岸和退休？

《超脫》

經濟下行時期，人生的付出與回報好像越來越不成比例。即便是曾經以“chill”著稱的“中產階級”，如今也過得如履薄冰。

這些人拿著本科及以上的高學歷，在大城市賺到的月薪也遠不止最低工資標準，卻仍然被種種因素裹挾著，只能日復一日疲于奔命。

“讀書改變命運”的信條正在瓦解。高校里的青年教師為了不被“非升即走”卷破頭皮，“雙一流”的本碩文憑好像也只能換一份勉強糊口的工作，在校生無薪甚至自掏腰包實習，“本升專”和“水碩”等概念在網絡上熱火朝天……學歷貶值的人們擠在求職市場上，拔劍四顧心茫然。

事業剛有起色時，身體好像總會拖后腿：：腰肌勞損、腱鞘炎、失眠、三高，以及最危險的——生育。產假的短短幾個月似乎足以將一個人擠到職場邊緣。即便父母愿意幫忙帶娃，新手爸媽仍然夾在工作和孩子中間，疲憊不堪。

與此同時，AI與自動化的巨浪已經近在眼前。打工人戰戰兢兢地倒數著工作被算法吞噬的日子，高校紛紛在專業名前加上“人工智能”來挽救入學率。唯一難以被AI取代的，或許只剩下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結。然而，情緒勞動普遍被視為理所應當，而系統只會懲罰沒能拿到“五星好評”的服務業人員。

這一切，都在逐漸消磨人們對未來的期待。

為什么好好學習擠進大廠還是活得焦慮而狼狽？為什么人生的盼頭只剩下上岸和退休？

下面，讓我們跟隨自由作家阿莉莎·夸特的腳步，看看這些“中產階級”如何夾縫生存。

下文摘自《夾縫生存：不堪重負的中產家庭》 阿莉莎·夸特 著

01

收入還行，但只能勉強過活

夾縫生存的壓力源自一個人的財務狀況、社會地位和自我認知。我在本書中所說的中產階級，其定義不只是金錢上的，還與專業技能、教育、愿景、資產和家庭收入都密切相關。

中產家庭拼命向前奔跑，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卻發現自己只是停留在原來的圈子里。根據《華盛頓郵報》和米勒中心聯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65%的美國人都在為需要支付的賬單苦惱。造成這種焦慮的原因之一，是中產階級的生活成本已經比20年前高出了30%。

我把這些掙的錢剛夠維持生活的人稱為“中等危險階級”，比經濟學家蓋伊·斯坦丁提出的“危險階級”稍微好一點——這個詞在六年前首次流行開來，用來描述不斷擴大的、依靠低薪和臨時的兼職工作維持生活的工人階級群體，而我所說的“中等危險階級”只是在收入上比這些人要高一些。

“中等危險階級” 相信，他們的出身和教育背景足以保證他們過上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但今時不同往日，他們的工作也變得不穩定且充滿變數。

《美國麗人》

跟典型的危險階級一樣，中等危險階級已經失去了對生活和未來的想象。他們是誰？他們的未來會變成什么樣？他們的收入已經停滯，許多人債務纏身，卻還在維持資產階級的門面。

許多原因造成了他們今天所面對的困境，其中最關鍵的是收入不平等現象的加劇。

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同時也是最不平等的國家。2015年的《全球財富報告》顯示，在統計涉及的200個國家中，美國的貧富差距是最大的。當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的財富比除去他們本身之外的前5%或前10%都要多得多時，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精神上，中產階級都在一步步滑向階層掉落的深淵。

階級的衰退也造成了自我認知的降級。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前，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自己屬于底層階級或者中下層階級；即使那些艱難度日的人，也傾向于認為他們的問題是暫時的。

好景不再了。2008年經濟危機后，高達40%的美國人認為自己處于社會金字塔的底層。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級的受訪者只有44%，自這項調查啟動以來，這一比例首次跌至一半以下。

02

高學歷，但找不到工作

如今許多政治言論都在強調讓更多人進入大學的重要性，而且確實有很多證據證明，提升學歷可以帶來更好的財務前景。但是在今天，良好的教育可能已經無法確保你不在貧困線上徘徊了。

高學歷窮人在我們整個國家都是隱形的。“住在拖車場，沒人知道或在意我有個博士學位。”曾經的語言學兼職教師彼得拉如是說。她住在俄勒岡州的尤金市，有一個孩子，靠福利和食品券生活。

明尼蘇達州的圖書館員、網站開發工程師米歇爾·貝爾蒙特承認，她的朋友們基本上都不知道她過得那么拮據。她說：“所有美國人都以為他們只是暫時陷入困境的百萬富翁，我也不例外。”

從這些教授以及其他受過大量培訓和教育的勞動者身上，可以看到中等危險階級的所有典型問題： 債務、過度工作、孤立，以及貧窮帶來的自卑 。

他們中的許多人告訴我，盡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遠低于自己，但在經濟上卻更為寬裕。當我跟這些中等危險階級的父母聊天時，他們也對此感到荒謬和自責。

難道追求一個高尚的職業、想要一些好東西也是一種罪過嗎？現實讓他們覺得好像確實如此。

在我看來，讓這種壓榨變得更嚴重的是一句經常聽到的口號——“做你熱愛的事情”。

《穿普拉達的女王》

這句口號力勸中產階級成員以追求夢想為生。出于善意的導師和公司反復吟誦這句格言，我自己就經常聽到它。那些勸誡別人“做你熱愛的事情”的人既扮了酷，又能從他們的員工身上壓榨出更多的勞動力。

如學者勞倫·伯蘭特在她的書《殘忍的樂觀主義》中所寫的：在“做你熱愛的事情”所包含的那些難以實現的目標背后，是一種對美好生活的幻想。而個人的保障和前景被忽略了，這些東西包括“向上流動、工作保障、政治和社會平等，以及幸福長久的親密關系”。以至于在美國已經不再幫助我們實現生活和事業“雙豐收”的時候，我們卻依然相信自己可以“什么都要”。

那些在“做熱愛的事情”的蠱惑之下一條道走到黑的兼職教授、中小學教師和新聞工作者對此心知肚明。他們可能在某一天發現，自己迫于職業要求辛勤勞作卻幾乎一無所得，而這一切都打著追尋自己真正的愛好的旗號。

對于熱愛之事的堅持背后，原本就存在著一種令人不適的階級偏見。如果對于熱愛之事的堅持實際上基于某種特權，對于這些擁有特權的人來說，他們承擔的風險更小，即使失敗了也不會傷筋動骨，可以從頭再來。那么，那些沒有這種特權的人又會怎樣呢？

這些岌岌可危的工作者接受多年教育是為了變成高雅的知識分子。如果他們真的脫離了自己的專業，那么就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你是誰？”

《超脫》

正在學術市場上蓬勃興起的情緒是自責。那些因上學而負債的人可能會痛罵自己，為什么要去讀書、拿學位，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文憑轉化為高薪的工作。

當然，理想狀況下他們不該埋怨自己（或更糟糕的，埋怨那些受到壓迫的少數群體），而是應該對造成他們現狀的經濟和社會力量建立一種全方位的認識。換句話說，要知道他們的困境并不意味著個人的失敗，而是體制的失敗。

腦力勞動者也受到了另一方面發展的影響：隨著重心向技術教育轉移，人文學科正在不斷衰落。工業界和商業界急需對此做好充分準備的工作人員。畢竟在我們這里，像谷歌這樣的公司會要求他們的許多新員工必須擁有工科學位。在政治上，各國都希望依靠技術實力來支撐其國際競爭力。這帶來的社會影響是殘酷的。

整個就業部門的崗位正逐漸減少，許多沒有接受相應訓練，適應不了新經濟形勢的人發現自己陷入了困境：他們不僅需要想方設法保住自己的社會地位，還在個人、社會和政治上與被他們酸溜溜地稱為“精英”的人群產生了分歧。

過去，擁有人文學科的學位能給人帶來聲望，而今這種尊重已經基本消失了，這個學位證書在人們眼中可能只是一項過時的榮譽。

在過去十年中，教育機構一直在積極地擁抱科學。甚至大學管理層也可能不再支持人文學科，說他們爭取不到經濟資源，或者入學率太低。整體上大學對于教育的態度也一直在向職業化靠攏。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學術成就已經不能帶來保障和尊重，不能成為中產生活的保證了。他們不再能夠輕易獲得穩定的自我定位，而不穩定的階級身份可能又會造成更大的不幸。

02

誰生小孩誰倒霉

家庭歧視案件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需要照顧孩子的雇員數量的增加，男性女性都包括在內。而需要“兼職”照顧孩子的父母雇員數量不斷增長，部分原因是女性勞動力的規模擴大，而工作環境卻沒有做出足夠的調整。

在這個國家，懷孕和父母這個身份都會帶來職業危機。

親身經歷過懷孕歧視的律師訥訥烏回憶自己曾經代理訴訟的女性雇員，她們即使懷孕了，在收銀臺后面工作時也沒椅子可坐。她代理的白領雇員受到的威脅則比較隱晦：分配大量工作，讓她們承受不住；同事們“友善地”提醒她們注意平衡工作和生活；或是對她們挑三揀四，從衣服太緊身，到情緒狀態不佳——說話聲音大一點，臉紅一點，他們就懷疑你得了產后抑郁癥。

仔細想想，社會對于懷孕和兒童的態度古怪而荒誕，完全可以說是在漠視人的自然本性。

這些負面的刻板印象是“育兒懲罰”的一部分。育兒懲罰是一套廣泛的理論，指從事兒童養育的人所遭受的社會懲罰。這樣的態度一定程度上源于對人類軟弱的難以容忍，因此對這些響應人性需求的人也毫不寬容。

父母面臨著特定種類的育兒懲罰——“家長懲罰”，也就是父母因照顧孩子在工作中受到懲罰。它并不只針對母親，父親也難逃其害。任何一個站出來說要休育兒假的父親，都可能被雇主斷然拒絕。

《一一》

跟女性不同，職場男性通常是在有了孩子之后才迎來工資的大幅上漲的，但如果他們休了陪產假，往往就要付出職業上的代價。三分之一的男性受訪者表示他們不會休陪產假，因為休假會危及他們的職場地位。他們可能是對的。多倫多大學的副教授珍妮弗·伯達爾發現，那些比一般人承擔更多育兒責任的男性更容易在工作中受到不公待遇。

家長懲罰還體現在其他方面，包括兒童保育服務的稀缺和高昂費用。對于那些努力維持或者過上中產生活的人們來說，這是他們面臨的最大障礙之一。家長懲罰滲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令他們的生活更加艱難、成本更加高昂，日程安排更加忙亂不堪。

作為家長中的一方，女性會受到更多的懲罰。正如斯坦福大學謝莉·科雷爾指出的，雇主不太愿意雇用母親，并且在升職加薪、委任管理崗位的時候也較少考慮她們。另一項研究發現，比起資質相同但沒有孩子的同事，職場媽媽的年薪平均低了1.1萬美元。

母職懲罰還體現在對職場媽媽心態的影響上。她們在蒙受了被勞動力市場拒絕帶來的羞辱之后，會將社會對于育兒的鄙視和偏見內化，連自己都認為照顧孩子不值一提，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勞動。

《82年出生的金智英》

女性在懷胎時可能受到威脅，或在孩子出生后被迫離開工作崗位。當父母中的一人必須辭職回家帶孩子時，那個人往往是母親，否則她就會成天手忙腳亂、工作表現欠佳，被視為“失敗的員工”。很多老板覺得，員工的小寶寶會影響全公司的生產力。他們把生育子女的員工看作“行走的負擔”。

社會對于育兒假毫不留情的態度，對新手媽媽的打擊最為嚴重，重返工作崗位的壓力會給她們的身體和情緒都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生孩子可以說是“職場毒藥”，是你沒有將十二分精力投入這份工作的明證。

當中產階級女性雇員因過早生孩子而受到懲罰，母親身份的污名化便表露無遺。推遲、計劃和等待是中產階級專業人士的常用詞。但如果一個人連生育計劃都要由雇主來決定，那這個世界真是是非顛倒了。

03

大AI時代

2016年的世界經濟論壇預計，到2020年，消失的工作崗位總數將達到710萬，其中三分之二出現在醫療、廣告、公關、廣播電視、法律和金融服務等行業領域的辦公和行政工作。

機器人現在對高端工作也構成了威脅，包括那些一般通過人工處理信息來實現的工作。法律訴訟通常涉及成千上萬的文件，律師和律師助理按小時收費，對其進行審查。文件審查一直是所有法律案件中最枯燥乏味的基礎性工作，法律工蟻要仔細審查每一份證據，看其是否適用。

盡管工作內容通常麻煩而瑣碎，但現在一份文件審查的工作可能就是法學院畢業生唯一的選擇了。

即使能找到這樣的工作，法律科技的急速發展也會擠壓法律工作者的生存空間，令他們的薪酬水平下降。

一家文件審查工廠的前律師職員憤憤地將那里的雇員稱為“文件猿”，她認為“機器人”軟件服務導致文件審查工作的工資下降，而剩下的工作都位于不穩定又低薪的地方。

《何者》

“文件猿”現在的時薪通常只有17到20美元，同時卻要背負最高可達20萬美元的學生債務。他們一般都有法律學位。

以這類工作的招聘廣告為例，一家名為商業智能協會的公司給近期的法學院畢業生和持證律師開出了20美元的時薪。這份臨時性工作的內容包括文件審查、訴訟準備和援助類工作。這則廣告還聲稱這份工作的額外好處之一是能保持“工作與生活間的良好平衡”。

一旦電子化搜尋系統變得更為精細，甚至連這些工作也會消失，它們還有幾年茍延殘喘的時間，但在此期間律師的收入會越來越低。

有時候護士的生存空間也遭受了機器人的擠壓，護士工會認為使用算法是非常不明智的：為什么要在與患者和人事相關的決策上放棄人類的判斷？畢竟這些決策會對家庭和個人心理產生影響，而這是機器人無法處理的。

在工作中，護士卡斯蒂略和同事們發現，有些涉及患者的事情是機器人無法覺察到的。用她的話說，那是因為患者需要人類的接觸。

她所說的就是字面意思上的接觸。“護理人員與患者之間的關系對于護理工作至關重要。”這種關系必須在幾分鐘之內建立起來，這樣患者才能獲得所需的幫助。“人們將生命交給我們照顧，機器人有這樣的同理心嗎？”

正如卡斯蒂略所說，護士“是一家之主，而且經常需要撐起整個大家庭”。護理機器人同樣威脅到了一個真正鼓勵流動性、并且正在發展的行業。美國勞工統計局預測，隨著老年人在美國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長，從2014年到2024年，對護士的需求將會增長16%。這是許多人跨入資產階級的典型道路，尤其是對于女性和移民而言。

美國似乎對關懷工作毫不在意，而且剝奪了關懷工作者應得的金錢和尊重。它有助于解釋為什么中產階級父母無法負擔美國的生活，而它也為機器人不受限制地崛起奠定了基礎。

《人生切割術》

任何不在意關懷工作的人都無法認識到其內在價值，像是術后患者與醫護人員之間的互動，哪怕醫護人員只是來取換洗衣物或者收走草莓果凍的杯子。

幾乎沒有患者會反對快速準確的服務，但無論作為一個女兒還是一個母親，我在想到醫院機器人時都會感到厭惡。這些年我年邁的母親做了幾次重大手術——包括置換了兩個膝關節——所以當我問她對護理機器人有什么看法時，她說，想到是機器人在“自己最脆弱的時候”照顧自己，就感覺非常不妥。

“你需要感到自己身邊真的有人在。”我的母親說。

我們當然應該在關于自動化的討論中重新認識關懷工作，將其視為不應由機器人染指的最重要的工作，因為處于最脆弱時期的人類需要與其他人類進行互動。我們可以更直接地支持人性的價值，至少可以追問為什么那些讓數百萬人失去工作的事情被認為是“進步”。

封面源于電影《超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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