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 在思想邊緣瘋狂試探

1987年夏天，一個荷蘭大學生進了精神病院，被診斷為急性精神病發作。二十年后，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在這中間，他修完了語言學博士學位，開始研究哲學，出版了一本關于自己第一次精神病經歷的回憶錄。第二次發作時，他正在寫一篇關于胡塞爾時間現象學與精神病體驗的學士論文。精神病院的護士拿著他的書來找他簽名，他已經成了一個“有親身經歷的專家”，一個正在經歷自己所研究之事的人。這人就是沃特·庫斯特斯（讀者自然不會忽視其荷蘭背景，作為全球神秘學研究的重鎮，作者獲得碩士學位的烏得勒支大學是現代超心理學發源地，其“Kirkos魔法與儀式項目”系統整理了全球古代至中世紀魔法手稿、儀式文本數據庫；作者讀博的萊頓大學則主攻密特拉教、伊西斯秘儀等環地中海古代神秘宗教，博士課題有頗多古埃及、猶太、阿拉伯秘契原始文獻校勘），2014年，他在荷蘭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瘋癲哲學》（Filosofie van de waanzin），次年獲得荷蘭最重要的哲學獎項蘇格拉底獎。2020年，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了英譯本，六年后中譯本出版，八百頁，開篇是一個漫長的“序曲”，描寫他第二次精神病發作前的那個下午，他確信自己發現了“四”的秘密，準備把所有哲學洞見濃縮到一張A4紙上。那是他跌入漩渦前的最后清醒時刻。

這不是一本關于瘋癲的書，這本書從瘋癲內部寫出來的，同時又試圖從哲學上理解瘋癲，它命題很簡單卻也非常大膽：哲學與瘋癲之間有深刻的親緣性。不是比喻意義上的，不是在“創造性瘋狂”這種老生常談的意義上，而是在結構性的意義上，瘋癲是哲學“在現實中過出來的版本”，而哲學是瘋癲“在文本中被控制住的版本”。庫斯特斯沒有把瘋癲看作理性的缺失，而是看作理性的某種極端化運作。在這個意義上，他的敵人在兩個方向上：一是生物精神病學把瘋癲簡化為神經遞質失調，二是分析哲學傳統把瘋癲作為理性的終點、沉默的邊界。這本書把自己置于一個尷尬的位置，既是一部嚴肅的哲學著作，又是一份親歷者的證詞；既試圖理解瘋癲，又在文本的某些時刻讓自己“滑入”瘋癲的語言和節奏。正是這種內在的張力賦予了它力量，也暴露了它的局限。

現代哲學對瘋癲的基本態度，在康德那里就已得到了清晰的表達，《實用人類學》中對瘋癲做了細致的分類，四種“精神錯亂”（Verruckung）：混亂的、有條理的、碎片化的和系統的。前三種大致符合我們今天關于瘋癲的日常理解——幻覺、妄想、思維散漫，但第四種，康德稱之為“顛倒的理性”（positive Unvernunft），卻完全不同。那是一種“靈魂被轉移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立足點上，從那里它把所有對象都看得不同了”的狀態。康德接著說了一句令人費解的話：“這種精神錯亂不只是偏離了理性使用的規則，而且包含了一種積極的非理性；也就是說，另一種規則，一個完全不同的立足點，靈魂仿佛被轉移到了那里。”這非常接近庫斯特斯的直覺：瘋癲不是理性的喪失，而是理性從一個不同的立足點運作。康德的“另一種規則”在庫斯特斯那里變成了“另一個參照框架”，一個無法被主體自己超越的參照框架。但康德在說出這句話之后，迅速收回了自己，他強調這只是一種比喻，是“靈魂被轉移到遠方”的意象化說法，不應從字面上理解。現代哲學家也處理類似的問題：當埃舍爾畫出那個水既往下流又往上流的水彩畫時，我們知道它“不可能”，知道它是一個視覺悖論，但我們不會真正陷入困惑。瘋癲者則不同，他們不只是看到了悖論，而是活在了悖論里。

庫斯特斯繼承了康德的問題意識，但拒絕了康德的撤退，他一個論點是：瘋癲者面對的那些悖論（時間的內在與外在、自我的同一與分裂、意義的充盈與匱乏）不是認知缺陷的結果，而是理性自身的極限處暴露出來的裂隙。哲學家可以在文本里安全地處理這些悖論，瘋癲者卻必須在不安全的生活中“過出”它們。他舉了個自己經歷，在寫一篇關于時間哲學的論文時，他同時面對兩種看似都成立卻又不可調和的時間觀念：一種是“外在-客觀-靜態”的時間，即事物之間的先后關系；一種是“內在-主觀-動態”的時間，即意識之流中的當下、回憶與期待。哲學史上，從奧古斯丁到胡塞爾到麥克塔格特，無數人處理過這個張力。但庫斯特斯發現，當他不是在安全距離上討論這個問題，而是讓這個問題“抓住”自己時，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實實在在地墜入了“時間之洞”。日歷失去了意義，過去的事件不再是“過去”，而是被壓縮在當下。他在醫院的隔離室里，盯著墻上的光斑移動，感受到自己和太陽在同步運動，“我動，所以太陽也在動”。這不是個邏輯錯誤，一個理性在其自身邊界處，在無法同時容納兩種必要的時間概念之處，發生了“短路”。哲學家的工作是在這個短路的邊緣畫出漂亮的圖表，瘋癲者則直接摸了裸露的電線。庫斯特斯的這一洞察構成了本書的支點，它解釋了為什么瘋癲者的言論不能簡單地被貶為“錯誤的信念”，它們更像是某種體驗的表達，某種對悖論的活生生的見證。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哲學與瘋癲之間有如此深刻的親緣性，哲學也生活在悖論的邊緣，只不過它有各種保護機制，文本的間距、學術共同體的確認、理性的自我校正程序，瘋癲者可沒有這些緩沖。

如果瘋癲是理性的極端化運作，那么它是否應該能被理性理解？如果瘋癲者是在“另一個參照框架”中運作，我們能否進入那個框架？庫斯特斯既想表達瘋癲的不可理解性（在某種根本的意義上），又想通過哲學分析讓它變得可理解。他在一篇題為“論理解瘋癲”（On understanding madness）的論文中觸及了這個問題的關鍵，文中引入了“零度視角”（zeroth person）的概念，這不是第一人稱（親歷者的視角），也不是第三人稱（觀察者的視角），而是一種悖論性的位置，既在瘋癲內部，又在嘗試理解瘋癲。庫斯特斯指出，第三人稱視角（科學）的局限在于它把瘋癲當作一個“自然現象”來研究，它可以描述神經遞質水平、認知偏差、風險因素，但它無法回答那個親歷者最關心的問題：“當時發生了什么？那意味著什么？”第一人稱視角（親歷者的敘述）也有自己的陷阱，當瘋癲者嘗試講述自己的經歷時，他已經在“事后”把自己分成了講述者和被講述者，而那個正在發生瘋癲的“他自己”已經逃逸了。這就是為什么庫斯特斯說：“第一人稱的困惑——關于異常的、未知的、新的東西的困惑——當不被框定在第三人稱的語言中、不被還原為已知之物時，我們如何理解它？你越以為自己接近了謎團，它似乎退得越遠，消散成碎片知識，從舞臺上消失。而當你以為已經抓住了它、找到了謎團時，它又從你手中滑脫，因為它沒有語言，它什么都不是，你只能結結巴巴地說出：我，我，我。”

這個困境恰恰就是瘋癲本身的困境，瘋癲不是一種“體驗”的斷裂，而是體驗本身結構的斷裂。瘋癲者無法站在瘋癲之外來回望它，因為當他那樣做時，他已經不再是瘋癲的了，就像一個人無法同時站在河流之外描述河流、又站在河流之內感受它的流動。庫斯特斯在這一點上走得很遠，不僅認為瘋癲不可還原為“體驗”，而且認為把它還原為“體驗”本身就是一種精神暴力的形式，它把一種本體論層面的斷裂重新打包成一個心理學概念，消除了瘋癲的異質性。現代精神病學和現象學都傾向于這樣做，把瘋癲理解為一種“異常的體驗”，好像瘋癲者體驗世界的方式和他體驗自己體驗的方式依然完好的運作著。但庫斯特斯的論點更激進，瘋癲是體驗本身的解離，是一個人的存在論結構與世界的耦合方式發生了根本斷裂。這解釋了為什么庫斯特斯對“認知行為療法”持如此深切的懷疑態度，那套療法旨在幫助病人“重新框定”他們的信念，比如把“我覺得別人都在監視我”重新框定為“我在過度解讀社交信號”。但庫斯特斯會說：這完全錯過了重點，問題不在于某一個信念的內容，而在于整個參照框架已經崩塌了。你無法在框架內部修理框架，無法在“另一套規則”的運作下，用“舊規則”來糾正自己。

于是就到了理解瘋癲的根本悖論：要想真正理解瘋癲，你必須某種程度上進入瘋癲的參照框架，但一旦你進入，你又失去了那個可以用來“理解”它（站在它外部）的位置。這就是為什么庫斯特斯選擇了一種特殊的寫作策略，他的書不只談論瘋癲，它有時讓自己“變成”瘋癲，文本滑入一個正在瘋癲的人的語言節奏、意象密度和聯想方式。他試圖讓讀者在閱讀中體驗到參照框架的位移，而不僅僅是被動地被告知它。這在哲學傳統中有其先驅，柏拉圖的對話錄讓讀者在閱讀中經歷蘇格拉底的辯證過程，尼采的格言體讓讀者在閱讀中經歷價值的重估，庫斯特斯讓文本本身成為瘋癲的展演無疑更激進。但也暴露了庫斯特斯立場中最棘手的張力，如果他確實成功地讓讀者“體驗”了某種近似瘋癲的東西，那么這種體驗是不是太安全了？畢竟讀者可以隨時合上書，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瘋癲者不能。更進一步，這種文本策略，是不是恰恰證明了康德是對的，瘋癲終究只能被比喻，不能被實在地傳達？當庫斯特斯說“我無法用語言表達，但我要用整整八百頁來讓它被理解”時，他是不是正在表演瘋癲自身的悖論結構？在嘗試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或許需要轉向另一個維度：庫斯特斯對瘋癲的“認知內容”的堅持。

在當代精神病學的主流論述中，瘋癲被認為是一種“認識論的失敗”，患者無法正確地表征現實，妄想是“錯誤的信念”，幻覺是“錯誤的知覺”。治療的目標是糾正這些錯誤，讓患者重新獲得對現實的“準確”把握。庫斯特斯完全拒絕這個框架，他認為瘋癲者不是擁有“更少的真理”，而是擁有“不同種類的關系”與真理。在某些情況下，瘋癲者可能比“正常”人更真實地捕捉到了現實的某些維度，尤其是那些關于悖論、矛盾、無法表征的維度的維度。庫斯特斯并不只是在說“瘋癲體驗應該被認真對待”，而是在說“瘋癲體驗可能具有認知價值，它們可能揭示某些正常認知遮蔽了的東西”。書中引用了一個關于“幻象與幻覺”區別的觀察，一個有“生理性”視覺缺陷的人（比如眼球上的斑點）會把它感知為對感知的干擾，一種妨礙他看清世界的東西；但一個瘋癲者的幻覺不是這樣運作的，幻象被整合到他對世界的理解中，成為世界意義的一部分。幻覺不是一個阻礙，而是一種啟示，盡管這種啟示的內容可能無法用語言表達。這種區分是認識論性的，而不僅僅是現象學的，庫斯特斯的意思是，瘋癲者在某種意義上不是在“錯誤地表征”一個獨立于他們的現實，而是在“創造性地開啟”一個不同的現實維度，而這個維度在正常認知中是被過濾掉的，支持這一觀點的一個有力證據來自對“邊緣性感官與選擇性知覺”的研究。正常人有一種能力，也是一種必要的生存技能，去忽視那些不符合我們已有期望的信息。我們不僅僅是“看”到世界，我們總是在“看穿”世界，通過一個預先形成的期待框架來解讀感官輸入。瘋癲者似乎失去了這種過濾能力，一切都在闖入，一切都同等重要，一切都同等有意義。從認知科學的角度來看，這被認為是“過濾功能障礙”，但庫斯特斯翻轉了這個解釋，也許這種“功能障礙”不是一種純粹的能力缺陷，而是一種能力過剩，看到的太多，不是看到的太少。

在他對“妄想系統的價值”的辯護中，詳細討論了丹尼爾·保羅·史瑞伯（一位十九世紀的德國法官，他的妄想回憶錄成為精神分析史的經典文獻）的案例，史瑞伯發展出了一套極其復雜的宇宙論體系，涉及上帝、光線、神經聯系和宇宙秩序。主流精神病學將其視為典型的妄想系統，庫斯特斯則指出，史瑞伯的體系在結構上完全類似于哲學體系，像謝林、黑格爾或斯賓諾莎的體系。它有內在的一致性，它對大量的現象給出解釋，它試圖統一矛盾。為什么史瑞伯在精神病院，而謝林在哲學史中？庫斯特斯的答案部分是純粹社會的，史瑞伯不是在一個承認這種思維方式的環境中產生的，如果史瑞伯生在另一個時代，也許他會成為一個神秘主義哲學家。但庫斯特斯更激進的論點是，史瑞伯的妄想系統，實際上揭示了正常的“常識現實”所依賴的假設的武斷性。史瑞伯看到了“常識”的暫時性，它只是一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特定的意義結構，而不是現實本身的必然特征。

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承自福柯但徹底翻轉的論證，福柯認為瘋癲是被理性話語權力所建構的，他解構了精神醫學的權力。庫斯特斯則說：不僅僅是權力，還有認知內容。瘋癲者實際上看到了理性自身運作的某些基礎性裂縫，而這些裂縫在正常狀態下是必然被忽略的，以便讓實踐得以運轉。這個論點很迷人，但也極其危險，它非常接近那種浪漫主義的“瘋狂天才”敘事，這在庫斯特斯所征引的許多作家（赫胥黎、米肖、阿爾托）身上都能找到。危險在于，它有可能把真正的瘋癲痛苦審美化，把那些在隔離室里受苦的人浪漫化為“真相的揭示者”。庫斯特斯沒有完全落入這個陷阱，他非常關注瘋癲的痛苦，他對“靈性精神病學”（那種把精神病體驗全盤積極重釋為“靈性危機”的流派）持有清晰而嚴厲的批評。但他也沒有提供一個穩固的判據，讓我們分辨哪些瘋癲體驗具有認知價值，哪些只是純粹的痛苦。也許更令人打腦殼的問題在于，如果你接受了庫斯特斯關于瘋癲具有認知內容的說法，那么你會得出什么臨床結論？你會讓一個在妄想中的人繼續待在他“更深層”的洞察里，還是你會被迫中斷它？庫斯特斯的回答很復雜，但簡言之：我們需要區分急性發作期和恢復期。在急性期，當參照框架完全崩潰時，干預可能是必要的。但在恢復期，瘋癲體驗中那些“更多的洞察”需要被認真對待，而不是被精神醫學的話語完全壓過。這把我們帶到了另一個面向：庫斯特斯對當代精神病學的批判有時幾乎達到了全盤否定的程度，但他又并不簡單地主張“不要治療”，那到底應該怎么處理瘋癲？

庫斯特斯對精神藥物的批評毫不留情，他指出一個基本事實：抗精神病藥物在服用后幾小時內就能阻斷多巴胺受體，但精神病癥狀的緩解需要數周甚至數月。如果精神病僅僅是“多巴胺過剩”，那么癥狀應該在藥物起效時就迅速消退。顯然，事情要復雜得多，精神病不僅僅是神經遞質的失衡，它涉及到整個意義結構和存在取向的深刻轉變，藥物可能在某種程度上為恢復創造了條件，但它不能“修復”已經改變的世界關系。更有力的是庫斯特斯對卡普爾（Shitij Kapur）的“異常顯著性”（aberrant salience）理論的批判，卡普爾認為精神病是一種“不適當地分配重要性”給無關刺激的狀態，庫斯特斯指出這個理論完全回避了最根本的問題。為什么某些“刺激”獲得了意義，而這些意義為什么是不“適當”的？“適當”是由誰來判斷的？卡普爾把現象學概念“顯著性”嫁接到一個神經生物學模型上，卻從未追問，賦予世界以意義是不是一種需要被“治療”的東西？但問題在于，如果庫斯特斯把瘋癲的認知內容看得那么重，那么治療的必要性來自哪里？書中給出的答案很不穩定，有時他似乎在說：治療是必要的，因為瘋癲極其痛苦，而痛苦需要被緩解；有時他又似乎在說：治療是必要的，因為瘋癲者需要被帶回到一個可以與他人共享的意義空間里。但這兩個理由并不一致，前者預設了瘋癲是痛苦的（但許多瘋癲者也報告了狂喜和深刻的意義感），后者則預設了與他人共享意義本身就是一種價值（但為什么瘋癲者必須回到“共享”空間？也許他的孤獨世界本身就有價值？）

庫斯特斯提到了“復式簿記”（double bookkeeping），這個源自會計學后被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引入精神病學的術語指的是一個奇怪的現象：瘋癲者似乎同時生活在兩個現實中，一個是狂想的、私人性的現實，另一個是普通的、共享的現實。他們說著關于陰謀和上帝啟示的奇怪事情，但同時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夠大體上正常行事，他們不完全“相信”自己的妄想系統，但也不完全“不相信”。庫斯特斯認為這個現象證明瘋癲不是一種簡單的認知缺陷，如果瘋癲者真的“相信”他們的妄想，他們應該完全按照妄想行動。他們沒有，這意味著他們的妄想系統具有一種非常特殊的認知地位，它更多是一種體驗的表達，一種對世界結構的直覺，而不是一組需要被“相信”或“反駁”的命題。這使妄想系統更接近于哲學上的“直覺”或“思辨”，而不是“錯誤信念”。這個觀察很有洞察力，但也使治療的合理性更加模糊。如果瘋癲者自己也不完全“相信”自己的妄想，為什么我們需要用藥物和強制手段來“糾正”它？也許問題的癥結不在于妄想的真假，而在于妄想系統的“可共享性”，一個瘋癲者可以同時又相信又不相信自己的妄想系統，但他無法與另一個人共享這個系統的全部內涵。

這意味著治療的主要任務，可能不是糾正認知偏差，而是重新打開意義共享的通道。庫斯特斯在書的最后幾章中提出了一種他自己稱之為“開放對話2.0”的模式，治療在其中的核心不是醫學干預，而是對話，不僅是瘋癲者與治療師的對話，還包括瘋癲者與他自己過去瘋癲體驗之間的對話，一種對“在精神病時期的那個人”的反思性重訪。這種自我對話不是一次性的，它可以在不同時間、用不同的話語框架反復進行：在某種情境下，瘋癲被理解為創傷的表達；在另一種情境下，它被理解為一種宇宙論直覺；在另一種情境下，它被理解為與超越者的接觸。沒有一個最終的“正確”解讀，關鍵在于讓對話保持開放，不將瘋癲固化為任何單一的醫學或靈性敘事。這可能是庫斯特斯全書最具實踐指導價值的部分，它承認了治療的必要性，但拒絕將治療變成權力壓制的一種形式。它尊重瘋癲體驗的復雜性和多重含義，但又不浪漫化它的痛苦和隔離。

庫斯特斯這本書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結構，它是“關于”瘋癲的，但同時它也讓自己被瘋癲的語言所“傳染”。從第一部分對瘋癲現象學的冷靜分析，到第二部分“神秘-精神病路徑”（via mystica psychotica）越來越具象化的語言，再到第三部分對“光之迷霧”的高空飛翔，庫斯特斯的文風在撤退，漸漸脫離“分析”而進入“表演”。到第四部分，當他討論“計劃”（瘋癲者構建的系統性妄想世界）時，你很難判斷你讀的是對妄想系統的分析，還是一個妄想系統的展現。庫斯特斯想讓讀者通過閱讀過程體驗參照框架的轉變，而不是僅僅被告知它會發生，如他引用的尼采名言：“當你長時間凝視深淵，深淵也在凝視你。”這本書試圖讓讀者在安全距離（可以通過合上書來結束閱讀）中體驗深淵的回望。但這也是一個極其危險的策略，當庫斯特斯讓文本“滑入”瘋癲的語言時，他是否失去了分析的能力？如果你討論瘋癲的語言本身變成了瘋癲的語言，你怎么知道自己在討論什么？庫斯特斯意識到了這個悖論，事實上，從最“分析性”的第一部分，到最“表演性”的尾聲，全書結構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視覺化，他試圖做的不是一個靜態地分析瘋癲，而是讓讀者在一個可控的尺度上經歷參照框架的瓦解和重建。

全書以“尾聲：水晶的秘方，或輪的發現”結束，這一部分呈現的不是總結，而是“緊湊而隱秘的”洞見，那個他在精神病發作前夕寫在A4紙上的“四”的秘密。他說一切都歸結為四個元素的舞蹈：土、水、氣、火，他說四（而不是一、二或三）才是真理、智慧和瘋狂的秘密數字，“一旦你明白了它，你再也不需要那么多細節信息。所有內容都可以被緊湊地、隱秘地陳述在幾頁里，整個論證可以在一次沖擊中完成。其實很簡單，一切都圍繞著同一個東西轉動。為了方便，我稱這個東西為‘水晶’。”這就是他所說的“輪子的發現”，但在書中，這個“發現”已經被呈現為是精神病發作的征兆——他當年確實覺得自己發現了宇宙的基本結構，然后他進了精神病院。現在，這本書的結尾，他再次呈現了同樣的洞見，但這一次它被呈現為一種“哲學洞見”，而不是“精神病妄想”。

那么，兩者的區別到底在哪里？庫斯特斯給我們的回答似乎是這樣：區別不在于內容（“四”的洞見本身可以是妄想或哲學洞見），而在于框架和運作方式。在精神病中，這個洞見是“絕對的”，它不允許反駁，它不被放置在任何批判性反思的框架內，它吞噬了持守它的人。在哲學中，這個洞見被當作一種“思辨”來對待，它是可討論的，它被放置在一個傳統中，它有不同的版本和變體，它被呈現為一種“見解”而不是“唯一真理”。這使哲學與瘋癲的親緣性變得更加復雜了，它們共享某些洞見（關于悖論、終極統一、世界的非常識結構），但它們在運作方式上根本不同。哲學保持了一種距離感，一種“好像真的”的距離（“我的洞見可能正確，也可能不正確”），而瘋癲則是一種“完全當真”的狀態（“我的洞見就是絕對真理”）。這反過來為治療帶來了新的理解，治療的挑戰不是去駁斥瘋癲的洞見（那可能是有認知價值的），而是重新打開那個距離感，讓“絕對”變成“可能”，讓“唯一”變成“之一”。這不是認知的重構，而是存在論姿態的轉變。

二十世紀初，雅斯貝爾斯、賓斯萬格和明科夫斯基開創了一種現象學的精神病學傳統，庫斯特斯是其當代繼承者，但也對它進行了重要的改造。經典的現象學企圖通過“理解”（Verstehen）來接近瘋癲者的內部世界，它要求實踐者擱置他們關于正常與病態的預設，傾聽瘋癲者語言中的內在邏輯。但庫斯特斯認為，經典現象學保持了一個過于安全的距離，現象學家仍然站在河岸上觀察游泳者和溺水者，真正的理解需要讓自己浸入水中，冒著溺水的風險。這就是為什么庫斯特斯將自己的項目描述為從“關于瘋癲的哲學”到“從瘋癲中產生的哲學”的轉變，并不是說每個哲學家都需要親身經歷瘋癲（那將是荒謬的、危險的），而是說哲學對瘋癲的討論必須承認瘋癲的某種本質的不可還原性，它不能完全被理論化的語言所捕獲。

從現象學那里，庫斯特斯借鑒了一個關鍵概念：“自然態度”（natural attitude）。這個胡塞爾的概念指的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那種未經反思的預設，世界存在，他人存在，時間是線性的，意義是共享的。瘋癲是這種自然態度的斷裂，但庫斯特斯做了一個翻轉，認為瘋癲并不是從自然態度中“墜落”到某種前理性的狀態，而是從自然態度中“躍起”到某種超理性的狀態，一種“超反思”（hyper-reflexivity），一種對通常保持無意識的結構的過度覺知。在他的構想中，瘋癲不是一種存在的減少，而是一種存在的過剩，太多的意義，太多的連接，太多的覺知。這解釋了那種“現實比現實更真實”（hyperreality）的體驗，也解釋了那種“一切都不再真實”（hyporeality）的體驗，當意義過剩時，任何特定意義的穩定性都被破壞了。

“瘋狂研究”（Mad Studies）在當代是一個主要由親身經歷過精神病服務的人建立的運動，它拒絕醫學模式，主張瘋癲者身份是一種被壓迫的社會位置，而不是一種生物醫學狀況。庫斯特斯同情該運動的許多目標（反對強迫治療、反對污名化、主張瘋癲經驗應該被認真傾聽），但他也與它保持了批判性的距離。“瘋狂研究”傾向于拒絕“瘋癲的認知內容”這一概念，它更愿意把瘋癲者的言論理解為對壓迫的抵抗，而不是對現實的洞察。庫斯特斯走得比這更遠，他堅持瘋癲的認知價值，他所說的洞見不是瘋癲者“對壓迫的抵抗”，而是他們對現實的某些維度的揭示，這些維度通常被常識所遮蔽，而且具有深刻的哲學意義。他也清楚地指出當代神經科學和認知精神病學的局限，它們把瘋癲還原為錯誤表征或功能障礙，錯過了它的存在論意義。但他并沒有簡單地拒絕所有這些領域，有時他積極地從認知科學或神經科學中汲取理論資源，比如用“貝葉斯預測”模型來闡明他的洞見。他似乎暗示，當代精神病學（與其所有技術和生物還原論）和神秘主義（與其所有對超越的承諾）都抓住了瘋癲的某些真實維度，真正的問題不是選擇哪一方，而是讓這些維度在解釋中共同運作，同時保持它們之間必要的張力。

那個夏夜，庫斯特斯坐在書房里，確信自己發現了宇宙的基本結構，準備把它寫在紙上。他透過窗戶看到外面的燈光，認為那是天使在對他眨眼。他知道自己正處在瘋狂邊緣，但他不確定那邊緣是一道深淵還是一扇門。對庫斯特斯來說，這問題沒有答案，或者說，答案取決于你站在哪里。如果你站在常識的岸邊，那是一道深淵，你正在墜落；如果你站在遠處的一種新的理解地形上，那是一扇門，你正在進入。兩種視角都無法窮盡真相，這就是為什么庫斯特斯的書，在結尾處并沒有解決它提出的問題，它只是呈現了那些問題（關于自我的邊界，關于現實的容量，關于理性的限度），并堅持認為它們仍然未被回答，而且可能是不可回答的。《瘋癲哲學》沒有提供一個關于瘋癲的最終理論或臨床方法，但它很好的提示了了哲學與瘋癲之間的概念性張力，以及它們之間深層的親緣性。它把瘋癲者從醫學的對象變成了哲學對話中的對話者，表明關于瘋癲的最深刻的問題不是“如何消除它”，而是“它向我們揭示了關于人類狀況的什么”，以及“我們對它的恐懼揭示了我們自身世界觀的什么限度”。“尾聲”以這樣的場景結束：一個孩子騎著自行車，一個“行走的自行車”——左-右-左-右，他學會踩踏板，讓輪子帶他向前。當他騎車時，他正經過一個“水晶的秘方”。然后庫斯特斯說：“一切都同時在一起——水晶！希望一切順利。”

“希望一切順利”中的猶豫是全書最動人的時刻之一，在經歷了八百頁對瘋癲的探索之后，庫斯特斯站在一個孩子在騎車的位置上，一個基本的、歡樂的、最終無法解釋的向世界移動的姿態。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或者他是否能保持直立，但他繼續前進。這可能正是《瘋癲哲學》試圖說的：在理解與不理解之間，在掌控與失控之間，在哲學與瘋癲之間，有一個空間，一個本身不穩定的空間，一個拒絕被最終解決的空間。庫斯特斯寫了他的書，瘋癲者生活在他們的世界里，哲學家提出他們的問題，他們都在試圖騎上那輛自行車，在冰上，有些人會摔倒，有些人會找到平衡，但正如庫斯特斯所明白的，兩者之間沒有什么根本的差異。只有移動，或者沒有移動。

這本書的誘人之處在于，它堅持認為問題本身是真實的和不容忽視的，它向生物精神病學提出了一個它無法回答的挑戰：你能真正“理解”你試圖消除的東西嗎？它向分析哲學提出了一個它不愿面對的挑戰：你能在文本中面對你只能在生活中經歷的東西嗎？而它向它的讀者提出了一個他們可能不會喜歡的問題：你對自己的現實有多確定，以及你的確定性是否恰恰是瘋癲的另一種形式？“水晶的秘方”不僅僅是一個瘋子的幻覺，也是每一個尋求理解世界的人所尋求的，庫斯特斯的才能（或其瘋狂）在于他已經寫完了整本書，仍相信這個秘方是真實的。他可能對，或他錯了，兩種可能性，都持有承諾和危險，保持開放。這本必要的書把讀者帶到了哲學的自然邊界，在那里問題變成了生活，而生活變成了問題。從這里，可以退回到安全中，也可以繼續向前。庫斯特斯本人似乎走過了這條邊界——兩次——并活著回來講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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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hosewhen（來自豆瓣）

來源：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7680635/?_dtc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