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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政壇,首相召開記者會、接受媒體追問,本是一件像吃飯喝水一樣自然的事。
但高市早苗上臺后,這套運行了幾十年的慣例,卻悄然變了味。
她創造了一種全新的首相溝通模式:躲開鏡頭,拿起手機,在自己的社交賬號上單方面輸出。
這種做法看似抓住了互聯網時代的流量密碼,卻也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如今這顆炸彈終于被在野黨聯手引爆,整個日本國會幾乎陷入停擺。
那在野黨會如何對抗高市早苗?內憂外患之下,高市還能走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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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在社交媒體上擁有近三百萬粉絲,這個數字在所有日本政客中排名第一。
按理說,善用新媒體本是一種能力,但問題是,她把社交媒體從“補充渠道”變成了“主陣地”,把記者會從“必修課”降格成了“選修課”。
首相官邸明確表態,那個賬號由高市議員事務所運營,不歸內閣官房管。
這意味著,她今天說的話,明天就可以改掉,甚至直接刪除,不會留下任何可供日后查證的官方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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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有日本公共行政領域的專家站出來提醒,一位在任首相面向國民的發言,是極其重要的施政軌跡,不能如此隨意處置。
這種做法的背后,是一種精致的規避邏輯。
官邸內部人士私下透露過,他們擔心媒體報道會斷章取義,而社交賬號則可以確保“想看什么就完整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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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是追求信息完整,實際上是拒絕被追問。
任何有過職場經驗的人都明白,單向通知和雙向溝通完全是兩碼事,后者需要應對意料之外的問題,需要對答如流,需要為自己的每一句話負現場責任。
高市早苗的選擇,就是跳過這個最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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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回避記者還只是溝通風格問題,那么隨后爆出的抹黑視頻事件,則直接觸碰了政治倫理的紅線。
事件的起因并不復雜。
高市早苗的公設第一秘書,被曝出參與制作和散布了一段抹黑其政治對手的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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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設秘書是用國家稅金支付工資的公務員,理應為公共利益服務,而不是為首相的個人政治斗爭沖鋒陷陣。
面對錄音,高市改口了,表示之前的說法需要更正。
這種被證據推著走的應對方式,已經在消耗公眾的信任。
更讓人跌破眼鏡的是,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她做出了一系列令在場議員難以接受的舉動。
她沒有正面回答質問,而是拿出一份秘書寫的陳述書,聲稱用這個來代替本人答辯。
她將身體轉向一旁NHK電視臺的轉播鏡頭,對著鏡頭侃侃而談,全然不顧正在向她提問的議員。
在議會制國家,議員在國會向首相提問,是代行民眾的監督權力。
首相無視提問者、轉而直接對著攝像機講話,這意味著她把國會答辯當成了個人直播秀。
在野黨積壓了幾個月的怒火,在這一刻被徹底點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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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激怒的在野黨很快找到了反擊的突破口。
高市早苗當時正極力推動削減議員人數和建設副首都這兩部重要法案,為了加快推進速度,她拒絕出席黨首討論。
按照日本國會的程序,黨首討論是各黨派領袖面對面辯論的平臺,首相拒絕出席,等于主動關閉了對話的窗口。
在野黨五個黨派隨即聯手,全面拒絕參與任何法案的審議。
這一招直接導致整個眾議院運轉癱瘓,就連與國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法案,甚至涉及皇室的《皇室典范》修正案,也一并被卡在門外,動彈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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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人會困惑,自民黨在眾議院擁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議席,為何還要看別人臉色。
問題的玄機在參議院。
執政聯盟在參議院的席位數距過半仍有差距,只要在野黨死守不放,任何法案都別想輕易過關。
而在政治博弈中,時間往往是最大的變量。
本屆國會會期即將在七月下旬結束,手頭仍有十七部內閣法案排著隊等待審議,每一分鐘的拖延,都在增加執政黨的焦慮。
壓力之下,強硬姿態開始松動。
根據《朝日新聞》的報道,自民黨最終在七月初轉變方向,承諾在七月內召開黨首討論會,并在會期內安排集中審議。
高市早苗本人也答應出席。
這意味著,在野黨通過程序性的阻擊,硬生生把這位不愿意面對鏡頭的首相,重新拉回了必須直面質詢的談判桌前。
不過出席是一回事,如何表現是另一回事。
關于抹黑視頻事件的答辯,她到目前為止的口徑依然沒有絲毫變化,依舊是那套避重就輕的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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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交媒體的幕后走出來,坐到國會的聚光燈下,只是第一步。
真正讓人信服的,永遠不是坐在哪里,而是說了什么。
政治的本質從來不是單方面的宣布,而是面對面的碰撞、質疑和應答。
任何一個試圖繞開這個基本邏輯的政客,最終都會被這個邏輯重新拽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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