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陳望道回憶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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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陳望道

陳望道（1891年1月18日—1977年10月29日），男，漢族，中共黨員，民盟盟員，浙江金華義烏人。原名參一，單名融，字任重，筆名佛突、雪帆、曉風、張華等，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教育家和語言學家，曠世巨著《辭海》總主編。

他是《共產黨宣言》第一個完整中譯本的譯者，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發起人之一（中共重要創始人之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推動者，亦是中國現代修辭學的奠基者和泰斗（修辭學之父）、中國語文現代化的先驅、現代新聞教育的開拓者之一，被譽為“千秋巨筆，一代宗師”。

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學成回國后在浙江第一師范學校任教，后又返回故鄉翻譯《共產黨宣言》。1920年5月，他前往上海，任《新青年》編輯，又與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醞釀組建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參與發起組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他出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第一任書記，后因與陳獨秀發生矛盾而退黨。此后，他以黨外身份為黨工作，并在上海大學、復旦大學、中華藝術大學等校任教，1952年10月被毛澤東任命為復旦大學校長。

1949年10月1日，作為特別邀請代表，與開國領袖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參與并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1949年后，陳望道歷任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委、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院士）等職。1957年6月，陳望道直接由中央批準回到黨內。

1977年10月29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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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覺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

陳望道

（—）

“五四”后，除北京外，中等學校以長沙和杭州的知識界最活躍。

我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后回國，就在杭州第一師范教書。那時，新舊沖突很厲害。不到半年，浙江教育廳查辦一師的陳望道、夏丐尊、劉大白、李次九等四個國文教員，罪名是： “非孝、非孔、公妻、共產”。（實際上，那時我們只宣傳文學革命，至于社會改革問題，只是涉及一些而已。一師校長經亨頤不接受教育廳的命令，教育廳便撤去經的校長職務，另派校長到校。一師學生關起鐵門拒絕新校長，政府當局派軍警包圍一師，以刺刀威脅學生，甚至毆傷學生，引起全杭州的師生公憤。 一師以外的學生，也帶了鋪蓋到一師，支援一師同學。這種反抗舊勢力的精神，是“五四”前所沒有的。外界人都以為學生內部有什么組織，實際上當時杭州學生還沒有組織。

* * “

五四”前，新文化內容很雜，凡是中國所沒有的，都受到歡迎，認為是“新”的。那時候，只問新舊，不管內容，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其他一些國外來的思潮，同被列為新文化。 后來，部分人受十月革命的影響，逐漸認識到；單講“新”是不夠的，應該學習，從制度上看問題。同時認識到空談的無用，遂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建立經過：上海本來有一個《星期評論》，是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辦起來的，負責人是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戴季陶那個時候，也看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寫文章也引用一些馬克思主義。后來孫中山先生叫他到廣州去（那時候，孫中山先生意識到國民黨無力，要吸收新的力量），他們就叫我代替戴的位置，參加《星期評論》的編輯工作。我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間到上海。在此以前，我被一師趕出來，在家翻譯《共產黨宣言》，這書是《星期評論》約我翻的，原來準備在該刊發表。

同時，陳獨秀也從北京被趕到上海。我們幾個人，是被趕攏來的。此外，邵力子在復旦大學文學院任中文系系主任。 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經常在一起，反復的談，越談越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便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是一個秘密的組織，沒有綱領，會員入會也沒有成文的手續，參加者有：陳獨秀、沈雁冰、李達、李漢俊、陳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陳獨秀負責（當時就稱負責人為“書記”），不久陳到廣州去。一九二0年年底以后，要緊的事，由李漢俊、陳望道、楊明齋三，四個人討論（不是全體同志參加），組織仿蘇聯共產黨。那時候，我們時常在環龍路漁陽里開會（現在已改為紀念館），陳獨秀住在這里，我后來也搬到這里來住。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進行了下列幾項工作；

1.辦了一個平民女校：那時一些覺悟的女子，為反對三從四德，為她們的家庭，學校趕出來，我們辦女校接收她們。丁玲就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2.辦了三個工會：印刷工會、郵電工會和紡織工會。

3. 辦了一個青年學校，當時叫 S.Y.（即社會主義青年團）。

4.宣傳工作方面：一九二一年元旦，我們曾經用賀年片，在正面寫上“恭賀新禧”四個字，背后印上宣傳共產主義的口號（抄自《共產黨宣言》，到處分發。《新青年》自第八卷起，改為黨的機關報。改為機關報后有兩個特征：（1）搬到上海出版；（2）辟“社會主義研究”欄。除《新青年》外，我們爭取在其他報紙的副刊上發表文章。當時曾經通過邵力子在《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上發表文章，因此，《民國日報》的副刊比較進步。

當時，我們斗爭的對象，主要是張東蓀等的《時事新報》和胡適的《努力》。胡適在《新青年》搬到上海后，曾寫信給我，說我們亂喊社會主義，似通非通。這時，無政府主義者只翻譯一些克魯泡特金的文章，沒有什么活動。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內部，并未發生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間思想的分岐。 那時，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可能有無政府主義者，因為我們認為青年總是好的，吸收團員時沒有嚴格的審查。

我黨對于教育事業，從來很重視，在上海，曾經做過下列幾項工作：一九二二年辦“上海大學”，這是黨培養干部的地方，在這學校里，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教員多數為黨員。學校分三系：中文、外文和社會科學，以社會科學系最大。茅盾、鄭振鐸，瞿秋白和我都是該校教員，丁玲、陳伯達，陰翰笙、匡亞明（現東北人大校長）等都是該校學生。“五卅”運動時，“上大”學生曾起了不少作用。“五卅”時，“上大”被封，從租界搬到中國地區。此外，我們通過“中華藝術大學”，漢話劇，自己演自已看，看的人很少，只有二、三十人。

“五四”后宣傳工作一般通過報刊來進行。報刊影響很大，對青年有啟發、教育作用。我們一面寫文章，一面在許多地方組織書報販賣部，挨門推銷進步書報。通過推銷書報，找訂閱者談話，發展組織。書報販賣部這個方式，在學校里很流行，販賣書刊的都是較先進的青年，杭州一師和長沙一師的販賣部較有名。施復亮就是杭州一師販賣部的負責人。（那時候，介紹朋友，只要說他是搞新文化的，便是自己人。）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政治工作和工運工作，都還是啟 蒙性質的，我們邊學邊宣傳。

初期的工運，主要是啟發和培養工人的階級覺悟，支持他 們搞經濟斗爭。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第三國際有聯系，重要的事情找 他們商量。

當時，杭州并沒有共產主義小組。

***

《星期評論》是受“五四”運動影響辦起來的，與《民國日報》沒有什么關系。“五四”時期有三百六十多種刊物，（編者按；一般說，在“五四”這一年間，出版的刊物有四百多種。《星期評論》是比較好的，較有唯物觀點。

沈玄廬，“五四”時把自己的土地都送掉，在鄉下與群眾關系較好。后來聽說表現不好。他感情沖動，對馬克思主義缺乏理論上的認識，可能有無政府主義傾向，但并不相信無政府主義。

戴季陶，在大革命時非常反動，我們過去和他很熟。“四?一二”時，他主張“不講感情”，主張大屠殺。和他同樣主張的，還有吳稚暉。

周作人，在“五卅”后曾經諷刺我們為“五卅”烈士募捐是 *吃烈士”，主張女子回到廚房去。

（本文經陳望道本人審閱、修改。）

（二）

一、一九二〇年我到上海后，住法租界三益里《星期評論》所在處，邵力子也在這里。我們幾個人都是搞文化的，認識到要徹底改革舊文化，根本改革社會制度，有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必要。

二、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間，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后來就是黨，并未改用別的名稱。

三、“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負責人，一開始就叫書記，陳獨秀擔任此職。這“書記”的名稱，是從蘇聯來的（過去中國的習慣，“書記”就是抄寫員）。

四、“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研究問題的三、四個人，就是： 李漢俊、陳望道、楊明齋。

五、那時，我們向往蘇聯，學蘇共，學一點做一點，開始時 做得不夠嚴格。

六、黨的籌備工作是在環龍路漁陽里進行的，這屋子是陳獨秀租的，《新青年》社就在這里。

七，平民女學的學生，都是被家庭或學校趕出來的女子。 學校課程有語文和社會常識，而以前者為主，語文實際上是社會科學，注意內容，不注意文詞。因為學生經濟上有困難，半工半讀。

八、青年團是黨派楊明齋負責的，在青年人中可能有俞秀松，那時張太雷，惲代英都未參加。 俞秀松主要負責應付流氓，為發展工會準備條件。那時上海流氓很多，很兇，受工部局指使，大流氓就在巡捕房做事。 我們要做工會工作，一定要應付這批人。

九、施復亮說沈仲九是黨的發起人之一，是記錯了。沈仲九和沈玄廬、劉大白三人都是紹興人，沈仲九當時在浙江教育會，施復亮寫《非孝》一文，受到沈仲九的鼓勵。現在沈仲九在復旦大學，可通過他了解沈玄廬的情況。

十、黨的發起人，是“五四”時期各地的革命運動領導者。 那時，我們在運動中相互支援，所以知道誰是真正革命的。 “五四”后杭州一師鬧學運，北大學生會來電支援，鼓勵一師：百折不撓，誓為后盾。其他各校之間也如此。

（王來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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