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80年時，秘書向余秋里建議能否從國家計委調任一位副主任到能源委員會，后來事情進展如何呢？
1980年春，中國國務院的一間小會議室里燈光略顯昏黃，中央幾位部長正圍坐討論一份新機構架構稿。這份稿子不到三頁紙，卻關乎煤炭、石油、水電三大部的統籌。有人記得，當晚余秋里在桌面輕敲節拍，“能源這攤事，分家管不靈，一定得擰繩。”一句話定調，國家能源委員會隨即掛牌。
那年，副主任人選成了首道坎。最初的名單清一色來自三大行業，熟行規，懂細節，卻缺乏宏觀觀念。會上，有人低聲嘟囔：“井井有條，可就是各吹各的號。”余秋里沒急于拍板，他把名單壓在案頭，讓秘書組再去摸底。秘書雷厲跑了國家計委，發現一位擅長綜合平衡的處長楊波。回京匯報時，雷厲只說了八個字：“人不高，眼界不小。”余秋里問：“能扛事？”雷厲答：“能，長期在計委做總量、平衡，懂全盤。”
協調并不簡單。按照當時干部管理規定，副部級調動須副總理同意。余秋里約副總理姚依林小范圍碰頭，兩人對著能源生產曲線圖交換意見足足兩個小時。會后，調任報告火速上行。不到半個月，楊波接到任命書，補位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能源委員會的班底從此多了一只“總賬房”，部門之間的大單子先在他這里算清，再送主任拍板。
管理流程也在變化。余秋里提出文件三級審核：秘書篩選、司局把關、主任終審。有人覺得麻煩，他卻堅持，“少一道核驗，工程錯了是十年，資金錯了是上億。”一次煤炭基建計劃呈報，雷厲只看文字未核圖紙，結果礦區坐標偏差十三公里。余秋里當即把文件摔在桌上，“雷厲，以后批示能不能先把尺子量足？”從那以后，秘書組多出一部紅色坐標儀，每份規劃先量距離再進呈。
三年里，能源委員會的會議記錄厚了三大卷，最醒目的一頁是“產運銷平衡表”，煤、油、電三列數據交叉校對，背后是多個深夜的推敲。值得一提的是，余秋里常讓副主任輪流主持例會，自己坐在后排聽。他說，“主位不一定最核心，坐后排能看見全場節奏。”這種做法后來慢慢影響了其他部委的議事風格。
1983年5月，余秋里回到江西吉安縣老宅。傍晚進村，家家窗戶透出微弱燈光。村支書介紹，電價攀升，農戶舍不得長時間開燈。余秋里沉默良久，只留下一句：“燈不亮，腦子也難亮。”第二天，他把縣、地兩級干部叫到祠堂，攤開手繪簡圖，“山多田少，用水養電，用電養工，把小水電建起來。”有人擔心資金缺口，他指著圖紙，“電站落地，木材、板栗、礦石才運得出去，這賬要算長遠。”會議筆錄后來傳到省里，成為老區小水電試點的重要依據。
余秋里的嚴謹，也離不開秘書團隊的磨合。雷厲一開始把文件帶回家通宵批圈，結果第二天精神渙散，電話記錄寫錯了接待時間，導致外賓在賓館多等半小時。余秋里批評后，秘書處增設了“二十四小時值守本”，電話、訪客、文件動向都必須即刻登記。此舉看似小舉措，卻讓能源委員會的辦公秩序逐步擺脫人治走向流程化。
在中央機關，秘書給領導提人事建議并不常見。雷厲之所以敢開口，是因為余秋里多次強調“信息從基層來，意見從一線來”。事實證明，楊波到任后牽頭的第一個項目——大型坑口電站與煤田捆綁開發——打破部門壁壘，簽字頁上集齊了八個單位的章。有人調侃，“以前開會像打擂臺，現在像排合唱。”
值得注意的是，1982年秋，余秋里調往解放軍總政治部工作，能源委員會日常轉由楊波主持。有人以為主帥離場，機構會松勁，結果恰恰相反：制度已成習慣，副主任們依章辦事，秘書組照舊把第一份文件送到楊波案頭，再按程序層層流轉。機關里流傳一句玩笑，“主任換得了，人換得了，流程換不得。”
回頭看，這段時間沒有鋪陳激動人心的口號，也不見驚心動魄的政壇波折，卻在文件、表格、協商里埋下改革種子。能源委員會之后幾年接連推出輸油管網統一規劃、坑口電站打捆建設、南北電力互補調度，均可在當初那幾本厚厚的會議記錄里找到雛形。用余秋里的話講，“國家經濟這么大，步子得穩，但方向必須清。”
一位老干部后來回憶那場祠堂會議時說：“余老當時只要求兩件事，賬要算清，燈要點亮。”短短一句，既是對家鄉的期盼，也是對能源體系的底線提示。多年以后，小水電在贛江支流落成，村民夜里不再惜燈如金，外人卻很少知道，最初的推手來自國家能源委員會會議桌上一段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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