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3年3月3日，拂曉未明，赤峰東城門外一片肅殺。寒風卷著積雪鉆進兵士的棉衣，孫殿英踩著結冰的土路，回頭叮囑副官：“城要守住，能撐多久是多久。”自此，一段激戰七晝夜的往事，被后人反復提及，也讓這位“東陵大盜”第一次被貼上了“抗日英雄”的標簽。
縱觀孫殿英的前半生，兩個詞最貼切：漂泊與投機。1909年，他還是河南永城的一個藥材鋪學徒，三年后卻成了廟道會的“護法”。靠鴉片買賣滾出的本錢，他拉起幾十號亡命徒，又給河南鎮守使丁香玲送上厚禮，換來副官名義和槍炮數十支。時代混沌，火車頭不在軌道上跑，他便干脆自己鋪軌。
1926年河南兵荒馬亂，孫殿英趁機吞并周邊散兵土匪，兩年功夫湊出一支上萬人的隊伍。蔣介石北伐急需兵馬，便將這支部隊編為第12軍，駐防馬蘭峪。士兵半年無餉，營地騷動，他在軍帳里踱了三圈，突然想到二十里外的清東陵。慈禧地宮的金玉珍寶，由數十箱馬車運走，白日里行軍，夜里搜刮，不到一周就裝滿了營部倉庫。
暴富帶來禍端。北平、天津相繼查獲走私的清宮文物，輿論嘩然。孫殿英見勢不妙，趕忙把九龍寶劍、夜明珠等“進貢”給南京政府高層，案子便如煙散去。嘴上他還要添一句：“這叫替漢家子孫出氣。”敢做不認，算得上江湖手段。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關東軍長驅直入，張學良被迫退守關內。1933年初，日軍南下，熱河告急。張學良抽調第41軍馳援，軍長正是孫殿英。這一次，他似乎按下了浮萍般的天性。兵發途中，他勒令全軍不得擾民，所經鄉鎮，買賣必付現銀，還自掏腰包給百姓賑濟。
赤峰被圍的第三天，城區火光沖天，炮火震塌了無數屋檐。孫殿英親自登上東門箭樓，指著遠處的日軍陣地，喊道：“弟兄們，死也要死在城上，不準后退！”日軍以坦克強攻，國軍連夜架起機槍，巷戰膠著。外界只知打了七天七夜，卻少有人記得第五夜的雪，撲面而來掩住了血跡，也掩住了逃跑的路。
最終，由于兵力、火力懸殊，守軍被迫后撤圍場一線。熱河失守，可那七天的血戰卻在《大公報》等媒體上瘋狂傳播，孫殿英一夕之間從“東陵盜賊”變作“民族義士”。這也成為他此后多次翻云覆雨時的最大政治資本。
好景不長。中原大戰、綏遠混戰、華北易手，孫殿英屢屢“擇高枝”仍難覓歸宿。1933年秋，他揮師西進欲伺機自立，卻被“四馬”聯軍逼得糧盡械缺，倉惶竄至山西，又被閻錫山輕松收編。蔣介石隨后剝奪其軍權，孫只得蟄伏晉祠，暗自籌劃東山再起。
轉到1936年，北平市長宋哲元出人意料地向孫殿英伸出橄欖枝，授其察北保安司令。然而盧溝橋槍聲一響，北平失守，他的司令部成了空架子。孫殿英另起爐灶，在房山收容散兵、地痞、難民，勉強拼湊萬人，改頭換面為“冀北民軍”。一番斡旋后，他通過戴笠遞上“見面禮”，重返國民政府序列，獲封陸軍暫編第五軍軍長。
表面抗戰，骨子里算盤不停。1943年4月，太行山會戰被日軍重兵合圍，他先是抵死抵抗，見勢不妙卻揮白旗，隨即在新鄉接受偽職。諷刺的是，這個漢奸暗地里又給劉鄧大軍運過槍，還放行過八路軍的傷員。
1945年日本投降，他再度加盟南京政府。兩年后，戰局逆轉，他被派駐河南湯陰，妄想堵截華野部隊。1947年4月，劉伯承、鄧小平“外線殲敵、圍點打援”，湯陰守軍孤立。巷戰初起，孫殿英站在城樓，抖了抖煙槍，低聲嘀咕：“這回怕是走投無路了。”數日后，城破，他被俘。
對這位“多面人生”的戰俘，華野高層給出了出乎外界意料的處置。考慮到他在熱河浴血、以及暗助我軍的記錄，決定不予處決，只關押審查，并特準留一名勤務兵照料起居——這是普通被俘將領絕無僅有的待遇。
關押期間，孫殿英屢次自請立功贖罪，希望能為新中國出力，終因戰事膠著無從安排。多年的鴉片毒癮折磨著他的肺和腸胃，“煙后痢”讓他日漸羸弱。軍醫會診后判定中樞神經已受不可逆損害，只能減輕痛苦。
1947年9月30日夜，風雨交加。看護的衛士回憶，他最后握著一串念珠，喃喃著“對不住東陵、也對不住這天下”，便倚枕而逝，終年63歲。
如果說熱河七日鏖兵是他一生最亮的煙花，那么東陵盜寶與漢奸罪名則是無可辯駁的陰影。中國近現代史的舞臺上，孫殿英的身影閃爍游移，幾番易幟，幾度改旗。有人嘆他能征慣戰，有人斥他背信棄義，更有人在意那份“俘虜待遇”的特殊：戰亂年代，寬容與懲戒并存，或許才是歷史真正的冷峻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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