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國民族主義黨執政的前100天,引發了令人不安的國家性問題。政治排斥、經濟不確定性、安全擔憂和外交失衡,構成了塔里克·拉赫曼這個新政府上臺初期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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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屆政府的前100天,通常都不足以決定其最終歷史評價。但這段時間足以暴露其施政重點、治理風格,以及能否贏得公眾信任。5月17日,孟加拉國民族主義黨政府執政滿100天時,許多孟加拉國民眾原本期待看到穩定、經濟復蘇、民主更新以及更積極的國際參與。眼下這個國家似乎正進入一個充滿不確定性、恐懼、信心下滑和外交漂移的階段。
孟加拉國民族主義黨是在數月政治動蕩之后上臺的。在此之前,穆罕默德·尤努斯擔任首席顧問的過渡時期,在許多批評者看來削弱了制度延續性,并加深了政治對立。孟加拉國民族主義黨曾承諾帶來秩序、問責和新的開始。但其執政前100天,已經引發了外界對其是否具備包容性治理所需能力、意愿和視野的嚴重質疑。
最嚴重的擔憂之一,是政府對政治異議的處理方式。人民聯盟的活動仍被禁止,大量人民聯盟領導人、活動人士和支持者據報被關押或面臨案件。許多家庭指稱,他們遭遇了騷擾、恐嚇以及帶有政治動機的法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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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個國家最大的政黨之一事實上仍被排除在政治活動之外,那么就很難說孟加拉國已經真正恢復了民主多元。壓制政治對手并不能恢復民主;只有當所有公民,無論政治身份如何,都能在法律下獲得平等保護時,民主才可能存續。
社會治安也已成為重大的公共關切。有關暴力犯罪、死亡事件、敲詐、私刑暴力以及針對政治對手襲擊的報道,在全國范圍內引發焦慮。有關侵害和針對女性的暴力的報道,則進一步加劇了公眾對安全的擔憂。盡管犯罪統計需要謹慎分析,但政府不能無視一種廣泛存在的公眾感受:安全狀況已經惡化。
經濟形勢同樣難以令人安心。通貨膨脹持續擠壓普通家庭,企業依然保持謹慎,投資者信心似乎也較為疲弱。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最近發布的報告應當成為一個警訊。2025年,孟加拉國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僅為18億美元,而烏干達為34億美元,加納和剛果民主共和國各為19億美元。
對于一個擁有孟加拉國這樣體量、人口規模、戰略位置和制造能力的國家來說,吸引到的外資還不如烏干達,尤其令人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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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投資者看重的是穩定性、可預期性、法治和政策信心。而當前環境呈現出的卻恰恰相反:政治不確定、制度脆弱、法律保障不足,以及信息傳遞前后不一。政府非但沒有有效安撫投資者,反而往往訴諸口號和推責。經濟外交顯得乏力,幾乎看不到孟加拉國被有效塑造成一個穩定且有吸引力投資目的地的證據。
政府的傳播策略同樣未能提振信心。部長和支持者過于頻繁地訴諸政治修辭,而不是拿出可衡量的政績。一個嚴肅的政府必須說明自己在做什么、為什么這樣做,以及將如何衡量進展。執政前100天,外界看到的借口多于成果。
與不久前的情況相比,這種反差尤為明顯。在謝赫·哈西娜領導下,孟加拉國曾經歷持續經濟增長、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電力覆蓋擴大、制造業出口上升以及國際能見度提高。
無論外界對她的政府提出過何種批評,孟加拉國當時都被廣泛視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也是一個正在崛起的發展成功案例。哈西娜通過眾多全球論壇和伙伴關系贏得了國際認可,孟加拉國在國際舞臺上也展現出越來越強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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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觀察人士看來,最近一段時期的政治領導層——包括尤努斯領導的過渡政府,以及塔里克·拉赫曼領導下的孟加拉國民族主義黨政府——迄今都未能保持這種勢頭。
外交政策也成為另一個日益令人擔憂的領域。許多觀察人士認為,自上臺以來,孟加拉國民族主義黨政府對巴基斯坦表現出明顯更為友好的關系姿態,同時與印度則顯得更為疏遠。這種變化引發了重要的戰略問題。長期以來,孟加拉國外交政策一直遵循謝赫·穆吉布·拉赫曼提出的“對所有國家友好,不與任何國家為敵”原則,在相互競爭的地區和全球力量之間維持平衡關系。若明顯倒向任何單一陣營,都可能破壞這種經過長期經營的平衡。
孟加拉國與巴基斯坦的關系,不可避免地受到1971年解放戰爭歷史遺產的塑造。當時,巴基斯坦軍方曾對孟加拉國人民犯下大規模暴行。與巴基斯坦保持外交接觸既正當,也有必要,但如果讓這種關系壓過與其他關鍵伙伴的聯系,就意味著明顯背離孟加拉國長期以來的外交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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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令人擔憂的是,外界認為政府對印度采取了更具對抗性的姿態,同時又加強了與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政治互動。無論存在何種意識形態偏好,地理現實都無法改變。印度仍是孟加拉國最大的鄰國、重要貿易伙伴,也是地區安全、能源、水資源和互聯互通事務中的關鍵利益攸關方。
相比之下,巴基斯坦仍面臨深刻的政治不穩定、嚴峻的經濟挑戰和持續的安全問題。對于一個正承受這類內部困難的國家,孟加拉國若與其過度靠近,幾乎得不到多少實際收益。
從長期國家利益看,孟加拉國需要的不是選邊站隊,而是奉行務實、平衡的外交政策,與印度、美國、日本、歐盟、東盟、中東以及所有愿意為孟加拉國和平、繁榮和主權作出貢獻的伙伴保持穩固關系。
孟加拉國民族主義黨政府繼承了許多問題,但也繼承了治理責任。它不能一邊無法治理當下,一邊繼續把責任推給過去;也不能躲在尤努斯領導的過渡政權失誤背后。事實上,批評者可能會說,孟加拉國民族主義黨政府延續了許多相同模式:政治排斥、制度不確定、經濟方向薄弱以及國際信心下降。
100天或許不長,但已經足以顯露方向。到目前為止,這個方向令人不安。孟加拉國需要法治、政治包容、公共安全、經濟信心和成熟的外交。但現實卻是,反對派支持者感到恐懼,普通民眾感到焦慮,投資者持觀望態度,國際伙伴也充滿不確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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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結底,衡量一個政府的標準不是承諾,而是表現。孟加拉國民族主義黨政府執政前100天,并未帶來這個國家迫切需要的穩定與信心。除非它改變方向,恢復政治權利,平等保護所有公民,強化社會治安,重建投資者信心,并推行平衡外交,否則這前100天恐怕不會被記作國家更新的開端,而更像是在新的政治旗號下延續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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