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呂思勉：書生本色、人間情懷的人文主義史家

呂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

文｜唐小兵，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來源｜《上海灘》雜志總第483期，作者授權發(fā)布

出身江南書香門第的呂思勉先生被譽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四大史學家之一（其他三位為陳寅恪、錢穆和陳垣），生前曾先后擔任小學、中學堂的教師，后來曾到沈陽高等師范、滬江大學、光華大學歷史系任教，也曾一度在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新中國成立以后根據(jù)當時的院系調整政策進入1951年成立的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任教，與當時的校長孟憲承共同被評為教育部一級教授。

相對于其他三位歷史學家，呂思勉一生著力于中國通史體系的建構和書寫，留下了《呂著中國通史》、《白話本國史》等貫通古今的通史作品，也寫過《先秦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具有影響力的斷代史著作。除了史學作品，據(jù)考證，呂思勉還是近代中國最早公開出版武俠作品的作者，也一度嗜好詩詞歌賦和小說創(chuàng)作，尤有進者，呂思勉還是一個極為關心政治議題、公共文化和教育制度等的知識人，他在民國時期的各類報刊也發(fā)表了相當多的文字。后者完全顛覆了公眾對于他的印象，一直以來，讀者都認為呂思勉是一個遠離公共空間而一頭扎進故紙堆的純粹歷史學者，其實根據(jù)李永圻和張耕華教授的考證和傳記書寫，呂思勉是一個有著熾熱的公共情懷，并且能夠從建設性的角度提出具體改進建議的知識人。縱觀呂思勉的學術與人生，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他乃是一個溫潤如玉而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也就是古人所言的謙謙君子。

王家范教授生前曾在紀念呂思勉的文章《呂思勉：盡心平心治史的楷模》中如此寫道：

“先生對國家、對民族、對人類的命運和前途的關切是很深的，他實際上是一個感情非常熱烈而見解又十分通達的現(xiàn)代學者，能廣納各種新學說，圓融自如，不離本旨。”

張耕華在《呂思勉傳》指出：

“一個人可以不入政界不做官，但不可以不效力于社會。這是呂思勉的格言，也是他一生治學和為人處事的宗旨。他選擇了教學與治學的道路，既不把教書當作是混飯吃的工具，也反對所謂為學問而研究學問。”

換言之，呂思勉所認可的是陳寅恪在1964年《贈蔣秉南序》里夫子自道的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而堅持貶斥勢利、尊崇氣節(jié)的學術和人生態(tài)度。這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留下的最寶貴的精神傳統(tǒng)，也是傳統(tǒng)中國的士大夫文化在現(xiàn)代中國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就學者對于一個時代的重要意義，以及學者何以安身立命和出處取舍，呂思勉有一段廣為流傳的話：

“真正的學者，乃是社會的、國家的，乃至全人類的寶物，而亦即是其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學問者，勉為真正的學者。如何可為真正的學者？絕去為名利之念而已。顯以為名者，或陰以為利；即不然，而名亦就是一種利；所以簡而言之，還只一個利字。不誠無物：種瓜不會得豆，種豆不會得瓜，自利，從來未聞成為一種學問。志在自利，就是志于非學，志于非學，而要成為學者，豈非種瓜而欲得豆，種豆而欲得瓜？不誠安得有物？然則學問欲求有成，亦在嚴義利之辨而已。”

這段話擲地有聲，直指人心，放在學術界已成名利場的當下來重溫尤其有警示意義。

呂思勉與華東師大

1884年2月27日，呂思勉出生于江蘇常州呂氏故居，是一個世代仕宦的家庭，先祖呂宮是清代常州第一狀元，父親呂德驥年輕時也有名氣，曾經擔任江浦縣學教諭，母親也出身于當?shù)貢汩T第，靠自學也能讀書作文，對于子女的教育極為嚴格。呂思勉六歲發(fā)蒙讀書，幼時一直是聘請教師在家里教育，后來因為家道中落，父親要照顧收養(yǎng)親人的妻子女兒等而經濟上捉襟見肘，因此改為由他親自教授，母親和姐姐也會常相輔助，16歲時呂思勉考入陽湖縣學，一度癡迷填詞作詩，其家庭也具有這種強烈的中國士大夫的文藝氛圍，呂思勉自然耳濡目染而習得了這種文人趣味。

呂思勉自言：一生思想經過三次變化，童年時最信儒家的學說，向往社會大同，尤其深受康有為、梁啟超、嚴復和章太炎等人的著作和譯述的影響。大約從十七歲以后，呂思勉的思想經歷了一次變化，進入了思想發(fā)展的第二期：信服法家。青少年時代的呂思勉認為法家的長處在于最能觀察現(xiàn)實，在經濟上的見解，也較別一家為高超，因此他認為法家的學說在先秦諸子中，是最新穎和最適合于時勢的。當然，他對于法家也不是完全認可，而是批判地繼承的態(tài)度。到了1930年代前后，在呂思勉人到中年之際（47歲），他對于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且嘗試使用唯物史觀來探究中國歷史的演進，尤其注重將此方法和視野引入經濟史的研究。

呂思勉的人生基本上是讀書、教書和寫書的三位一體，而這種讀書人的生活又深受時代動蕩的影響，在一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時代，為了安身立命和養(yǎng)活家人，呂思勉不得不到處奔走，甚至遠赴東北沈陽任教，后來日本人控制了上海，呂思勉又不得不忍辱負重在孤島隱姓埋名教書，一度為了安全考慮又離開光華到常州鄉(xiāng)下兩所中學任教。

從家庭視角而言，呂思勉可謂一生艱辛飽經創(chuàng)痛，1904年他和官宦家庭出身的虞菱女士結婚，后者雖然沒有受過學校教育，對子女教育卻很重視，性情溫和，自尊心強，氣量也很大。婚后的一年，呂思勉就開始教書生涯，當時年僅二十二歲，一直到1957年去世，一生始終過著教書和著述的生活。《呂思勉傳》記載，1911年，呂思勉的家庭遭受了一次重大的不幸。呂思勉夫婦婚后六年間，曾連得兩個兒子，一子叫阿健，生于1908年；一子叫阿強，生于1910年。1911年，兩個都因打預防針不當而夭折。打針前，兩個孩子還在院子里嬉戲，十分活潑，一針打下去以后，頃刻就斷氣了。這對于呂思勉一家而言可謂創(chuàng)深痛巨，到了1914年，女兒呂翼仁和次年兒子呂正民的誕生，才讓蒙上濃重陰影的呂家重新有了一些生氣和歡愉。

可是到了1930年，呂思勉遭受了第二次喪子之痛。十五歲的愛子呂正民患上了傷寒癥，呂思勉守護了他三十七個日夜，至7月11日，終因醫(yī)治無效而病逝。呂思勉撰寫的挽聯(lián)字字泣血：“三世單傳，自茲而斬。將衰二老，何以為情。”在呂翼仁成年之后的記憶中，呂思勉作為父親的形象是如此讓人感到溫暖和親切：

“我和母親生病，也總是由他陪伴。他拿著一本書，一方銀朱硯，一支筆，一杯茶，一管水煙袋，就坐在病人房里工作，不過平時低聲誦讀的，這時改為默讀罷了。他按時給病人服藥，量體溫，喝水，或者問病人要不要吃點什么。”

在女兒的心目中，父親是一個從日常生活出發(fā)推己及人仁者愛人的大愛之人，她在回憶里如此寫道：

“父親在親子之間、夫婦之間、昆弟之間、師生朋友之間、姻戚之間，感情都極深厚真摯。我總覺得他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這種性格，從好的方面說，精神生活比較豐滿，極少悔憾，但受騙上當，被人拖累的事，也在所難免。”

工作之余，呂思勉愛貓，貓在呂家，不只是寵物，簡直是家庭成員。吃飯時，貓爬上桌子，家人也不叱責，把呂思勉筷子上的菜打下來吃，他也不生氣，只是笑笑而已。他還專門為貓寫過文章，丟了貓還會夢見，喜歡“頭大、臉圓、毛長、尾粗的波斯貓”，這些都一改他潛心著述不問世事的學究形象。

呂思勉合家照（攝于1929年，右一為呂思勉） ｜圖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呂思勉為華東師范大學的史學奠定了長于考據(jù)、勇于求真而敢于思辨的學術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后來在陳旭麓、王家范、楊國強等先生那里一脈相傳生生不息。學術，在呂思勉的心目中是天下之公器，而非私人之玩物和進身之階。他一輩子勤讀二十四史多遍，著述豐贍，以平實客觀的視角和語言，幾乎以一己之力搭建了有關中國歷史演變的知識地圖，而在這些溫和平易的敘述背后，時刻潛伏或閃爍著他卓爾不凡的史識和洞見，他的史學是王汎森所言可以擴充心量的“活的學問”，對于現(xiàn)實人生有著重要而長久的意義，而不是死去的事實的僵硬的堆砌和羅列，更不是以理論裁剪事實的炫技。呂思勉曾對學生如此告誡：

“不要稍有名望，就放棄自己長期的研究計劃，隨便投合出版商的要求去寫文章或著作，否則就不免誤入歧途，結果文章發(fā)表不少，名譽也不小，學術上卻沒有什么成就。”

在呂思勉的學術原則里，史學的第一責任是追求真相而非真理，因此對于歷史事實的考證、解讀和邏輯推論都特別重要，而只有依托于真實的歷史世界，才能有扎實可靠的歷史論斷。呂思勉曾因為《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里對宋金和戰(zhàn)及岳飛事跡的考證而被卷入一場訴訟案。在1923年出版的此書中，呂思勉認為宋金和議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本不可免，而主持和議的秦檜卻因此擔負惡名而有點冤枉，他甚至批評當時南北宋之際岳飛等人的軍隊，大都是招群盜而用之，既無訓練，又無紀律，全靠不住。這種觀點到了九一八事變全民激憤于亡國滅種之危機，而試圖從岳飛抗金尋找民族大義和發(fā)憤圖強的精神動力時，就顯得格格不入甚至完全政治不正確了。1935年上海市國民黨黨部命令商務印書館修改該書觀點，5月，《救國日報》報人龔德柏以呂著《白話本國史》中宋金和戰(zhàn)一節(jié)的議論為由，向法院控告商務印書館以及著作人呂思勉等犯外患罪及出版法。后江蘇上海地方法院檢察官宣布判決不予起訴，此事才漸漸平息。

顧頡剛對呂思勉所著《白話本中國史》所作的評論可謂不刊之論：

“編著中國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條列史實，缺乏見解，其書無異為變相的《通鑒輯覽》或《綱鑒易知錄》之類，極為枯燥。及呂思勉先生出，有鑒于此，乃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的文筆來寫通史，方為通史寫作開一個新的紀元。”

呂思勉擅長從長時段來觀測歷史的變遷，看歷史不同階段的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這種比較視野讓他對于歷史的闡釋往往具有真知灼見。例如對于一直被學界認為是黑暗時期的兩晉南北朝，呂思勉概括出的四大特點如今成為史學界共識：

“一曰士庶等級之平夷；二曰地方畛域之破除；三曰山間異族之同化；四曰長江流域之開辟。”

史家嚴耕望對呂思勉的幾部斷代史推崇備至：

“（呂思勉）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實不茍，章節(jié)編排，篇幅有度，無任性繁簡之病，更無虛浮矜夸之病，此種成就，看似不難，其實極不易。若只限于一個時代，自然尚有很多人能做到，但他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獨立完成四部，宋以下兩部亦已下過不少功夫，此種魄力與堅毅，實在令人驚服。我想前輩成名史學家中除了誠之先生，恐怕都難做得到。這不是才學問題，而是才性問題。”

呂思勉不擅交流，更不喜參加飯局應酬，更不愿意在過度的行政事務中消耗自己的學術生命，他惜時如金，幾乎不浪費時間在如今學界中人樂此不疲的趕場子刷存在感的應酬交際中，他只相信真正的學術和文化本身的價值，這為他贏得了進行學術思考和寫作的寶貴時間。

呂思勉先生手跡｜圖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學術研究和歷史寫作之外，呂思勉也密切地關注社會、教育和政治的變遷，時而從皓首窮經的寫作中探出頭來，以一生沉潛往復于中國歷史與文化所汲取的智慧和見識，來貢獻于內憂外患的中國，可以說，他同樣有著一份忍不住的關懷和中國知識人的家國天下情懷。他在1941年發(fā)表于上海《中美日報》這段話可謂言為心聲：

“大凡一個讀書的人，對于現(xiàn)社會，總是覺得不滿足的，尤其是社會科學家，他必先對于現(xiàn)狀，覺得不滿，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學問。若其對于現(xiàn)狀，本不知其為好為壞，因而沒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現(xiàn)狀之下，求個茍安，或者撈摸些好處，因而沒有改革的志愿，那還講學問干什么？所以對于現(xiàn)狀的不滿，乃是治學問者，尤其是社會科學者真正的動機。”

在呂思勉看來，一個讀書人或者說知識人應該永遠是對于現(xiàn)狀不滿而對于體制有著反思和批判精神的人，這樣的人才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才會切切實實地去探究民族國家獨立富強和走向民主自由的康莊大道。學問不是閣樓上的智力游戲，更不是歌功頌德迎合權力的諛圣體，也不是一味媚俗投合市場和資本的速朽品，而是基于專業(yè)思考發(fā)自內心赤誠的真誠表達。

張耕華在傳記中專門寫道呂思勉在危難之際的取舍。1940年前后，學生范泉在上海租界內的一家抗日報紙編副刊，向呂思勉組稿。那時正值戰(zhàn)爭年代，寫抗日的文章不僅稿酬很低，而且還有被日偽綁架和槍殺的危險。汪偽的報刊曾以優(yōu)厚的稿酬向他約稿，還通過他的一個學生來向他游說，他都以“為開明書店訂約寫書”的話來搪塞。但范泉每次去約稿，呂思勉總是一口答應，并說：“即使不給稿費，我也寫！”他用“野貓”等化名，寫了許多洋溢著民族正氣的文章。范泉回憶說：

“誰都不會相信，一位年老體弱，成天鉆研古史的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竟在‘孤島’時期變得那樣年青，用‘野貓’‘六庸’一類的筆名，寫下了一系列富有文藝氣息的文章，如《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跡》等，為中國民族伸張了浩然的正氣。”

呂思勉是學者，是慈父，更是一個守先待后其道不孤的傳承學術薪火的師者形象，他與錢穆、趙元任、黃永年、楊寬、唐長孺等史家的交往故事都讓如今的讀者感嘆不已，那種師生之間如同趙越勝筆下的周輔成先生與眾弟子那樣的切磋學問有情有義的關系，豈是如今動輒稱導師為老板、笑學生為耗材的今日學界所能想象的？我曾在錢穆的《師友雜憶》里讀到過他在常州府中學堂跟隨呂思勉讀書的往事，當時就極為動容，那種在戰(zhàn)爭年代彼此撐持和互幫互助的學術精神，乃是為中華民族維系一線脈延的人文火種。先秦史名家楊寬記錄的這個場景堪為師者之典型意象：

“在光華任教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每逢星期日上午，總是約定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學生們，聚集到一個冷僻地方的茶室里，隨便談論學問，直到抗戰(zhàn)期間上海成為‘孤島’的時候，從沒間斷。這是他（指呂思勉先生）推進學術研究和誘掖后進的一個主要方法。因為在這樣的場合，可以放聲高論，暢所欲言，或者探討某個問題的研究方法和門徑；或者追溯一條史料的來源及其價值；或者交流自己研究中的某些心得；或者評論某些著作的缺點錯誤；或者探討一些有爭論和疑難的問題。呂先生總是侃侃而談，循循善誘，不少后輩常常從這里得到許多切實的教益。”

這種輕松隨意而平等的學術漫談，往往在耳濡目染之中，治學之道就已經潤物無聲潛入學生的心靈世界，可見呂思勉是一個讓學生感覺如沐春風的自然而溫和的學人。

呂思勉盡管博覽群書，學富五車，但也會碰到一些疑難不知的地方。學生黃永年在《回憶我的老師呂誠之先生》一文里就記錄他閱讀黃仲則的一首詠歸燕的用典很多的七言古詩，有好幾處不明就里去問詢呂思勉，呂思勉解釋了幾處，但對于其中一句“神女釵歸錦盒空”不太確定，就直接告訴黃永年說他也想不起是什么典故。這種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學術態(tài)度深深觸動了黃永年，身教比言傳有時候更能點化學生。

呂思勉尤其關注寒微子弟的學業(yè)與人生，這一點又凸顯其濃郁的平民情懷。他如下這段言辭懇切之話讓鄉(xiāng)村讀書求學走出來忝為人師的筆者既莫名感動又羞愧不已：

“人才出于窮鄉(xiāng)僻壤中，而不出于通都大邑，這個原理，總是顛撲不破。因為窮鄉(xiāng)僻壤中，風氣誠樸，其人看得事情認真。通都大邑的人，就看得凡事都是虛假，只想在人事上敷衍過去了。這是一切事情切實與否最重要的原因，決不可以忽視。又窮鄉(xiāng)僻壤之中，驕奢淫逸之事少，其人的頭腦是清醒的，體格是堅實的，在通都大邑之中，則適得其反。這一層，和人的志氣的消沉和振奮，實力的堅強和柔脆，也大有關系，同樣不可忽視。”

錢穆和呂思勉的交往持續(xù)時間很長，從在常州府中學受教于呂思勉，并得到后者激賞，后來抗戰(zhàn)爆發(fā)，在西南聯(lián)大任教的錢穆一度潛回蘇州看望母親和親人，經常抽空到上海探望呂思勉，并將其在云南宜良所撰寫的通史作品《國史大綱》書稿請呂思勉教正，呂思勉為之付出巨大辛勞。據(jù)呂思勉弟子李永圻的回憶，1947或1948年的時候，錢穆在江南大學教書，他從無錫到常州來拜訪呂思勉，從外面茶館趕回來的呂思勉特別高興，晚餐時還特地去菜館叫了菜。飯后，師生一起在書房里暢談，一直談到深夜。風雨倉皇的1949年，錢穆南下途中，又至滬上呂思勉的寓所看望老師，這是師生間在歷史的風陵渡口最后一次晤面，錢穆在《師友雜憶》里有記錄：

“最后一次與師晤面，在一九四九年之春假期間。余離無錫往廣州，謁師于滬上之新寓址。適師在中膳，尚能吃米飯一大碗，非普通之飯碗，乃盛湯肴之碗，大普通晚飯一倍，師言往日進兩碗，今僅可一碗。余觀其顏色食量，意他日歸，當可再晤。……乃不久，聞噩耗。思念種切，何堪追溯。”

到了香港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的錢穆，跟呂思勉在1950年代初期還有書信往來，呂思勉寫信勸錢穆可以在滬港兩地教學講學。錢穆的回信大意，隨侍呂思勉的弟子李永圻也深受觸動記憶猶新：

“老師一生勞瘁，無一日之余閑，現(xiàn)在年事已高，我做學生的不能為您盡一點心，不能為老師掃掃地，鋪鋪床，每想到此，心中總感到非常遺憾。老師勸我滬港兩地自由來往，這是我做不到的，回來雖無‘刀鑊之刑，但須革新洗面，重新做人，這是學生萬萬做不到的’，學生對中國文化薄有所窺，但不愿違背自己的主張。……中國之所以落到這個地步，實在是我們知識分子沒有承擔起應盡的責任。”

呂思勉一生勤于著史，勉于教學，正是在中國歷史文化的萬古江河之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在。無論是對待妻兒親人、學生和同事等，他都是極為友善的恂恂君子。面對一個動蕩不安的世界和時局，他幾乎從無憤懣虛無沮喪之感，而是相信水滴石穿的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盡心竭力地做好自己應該做好的角色。少年時代的嚴耕望對呂思勉的“合理想象”如此恰如其分：

“他一定是一位樸質恬淡循規(guī)蹈矩，不揚露才華，不爭取名位的忠厚長者，無才子氣，無道學氣，也無領導社會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養(yǎng)極深，冷靜、客觀、勤力、謹慎、有責任感的科學工作者。”

而對于呂思勉名聲為何遠不及另外三位史學家顯赫，嚴耕望分析了三個層面的原因，第三條特別值得我們重溫：

“爭名于朝，爭利于市，誠之先生的時代，第一流大學多在北平，學術中心也在北平，前輩史學家能享大名，聲著海內者，亦莫不設教于北平諸著名大學，誠以聲氣相求，四方具瞻，而學生素質也較高，畢業(yè)后散布四方，高據(jù)講壇，為之宣揚，此亦諸大師聲名盛播之一因，而誠之先生學術生涯之主要階段，一直留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上海不是學術中心，光華大學非一般學人所重視。誠之先生是一個埋頭枯守，默默耕耘，不求聞達的學人，我想這也是他的學術成就被忽視之又一原因。”

我想此時此刻，在所謂知識人要么爭名于朝，要么爭利于市如過江之鯽的當下中國，重溫呂思勉的學術、人生與人格，顯得不合時宜而又大有必要了。

參考書目：

張耕華：《呂思勉傳》，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王家范：《史家與史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5年版。

*本文寫作承蒙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張耕華教授惠賜《呂思勉傳》，并對初稿提供若干精當建議，謹此致謝，同懷先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