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臺風、暴雨酷暑，誰該為極端天氣買單？

《海云臺》

這個夏天，全球多地極端天氣頻發，氣候危機再次成為我們無法回避的現實議題。

氣候問題從來不只是氣溫、降雨等自然現象的變化，更是一個與社會結構緊密相連的問題。我們長期形成的生產與發展模式，包括如何使用資源、建設城市、分配公共服務，都在深刻影響著氣候風險的形態。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極端氣候面前，人們并非處于同等境地，富人與窮人擁有的資源不同，抵御風險、承受損失和恢復生活的能力也存在巨大差異。

從這個意義上說，氣候問題是社會問題的延伸。它不僅考驗一個社會面對自然災害的能力，也暴露出社會內部資源分配、權力結構和制度安排中的深層矛盾。

那么，誰該為頻發的極端天氣買單？下面，讓我們跟隨加拿大作家娜奧米·克萊恩的敘述，深入氣候危機與社會結構之間的深層關系，一窺環境治理問題背后的復雜利益角逐。

下文摘自《改變一切》，娜奧米·克萊恩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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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幾乎絕無僅有的自然災害”

那場名為桑迪的超級颶風已經登陸十天了。洛克威是紐約皇后區一條狹長的海邊社區，而我們正位于洛克威受災最嚴重的街區之一。暴雨聚積的水已經逐漸退去，但成百上千的地下室仍然被洪水淹沒著，電力及手機網絡服務仍未恢復。

國民警衛隊乘著卡車及軍用悍馬沿街巡邏，確保宵禁令的執行。而當在寒冷和黑暗中掙扎的人們需要幫助時，那些國家及大型援助機構并沒有采取有效的行動。

目睹這種拋棄和放任不理，成千上萬的年輕志愿者舉著“戰勝桑迪”的旗幟，組織大家向那些被忽略區域的居民分發衣服、毯子和溫熱的食物。他們在社區中心及教堂設立恢復中心，在這棟臭名昭著的高聳的安居大樓中挨家挨戶地詢問居民是否需要幫助。

在洛克威的很多地方，公共服務遭到了大量削減，而且這種情況還在加劇。在暴風雨來臨前六個月，當地僅有的兩所醫院之一——為低收入及年長人員提供醫療服務的半島醫院中心，由于國家衛生部拒絕介入關閉了。免預約診所試圖填補這個空缺，但診所和他們的藥物都被洪水淹沒了，目前還未開放。

抗癌及艾滋病藥物耗盡，氧氣管用空，糖尿病患者沒有胰島素，癮君子們不知去向。有人病情十分嚴重，甚至無法冒險走出黑暗的樓梯井和太多的臺階發出求助；有人沒有離開，因為他們無處可去，也無法離開半島地區（地鐵公交停運）；有人擔心他們一旦離開就會有其他人入室盜竊。由于電力及手機服務的暫停，許多人甚至不知道外面在發生什么。

更令人驚訝的是，在暴風雨來臨后、戰勝桑迪志愿者出現之前，無論是國家衛生部、市住房管理局或像紅十字會那樣的大型救助機構都沒有人前來探問。

《海云臺》

除顯著地暴露出需要更好的醫療制度之外，10月份紐約洪水的退去揭露了更多的東西。這次災難告訴我們依賴于集中控制的能源是多么的危險，一擊就能破壞所有的供應。

它告訴我們社會隔離會帶來生或死的代價，因為那些不認識自己鄰居或害怕自己鄰居的人往往是處于最危險的境地。相比之下，在那些緊密團結的社區，鄰居們為彼此的安全承擔起責任，他們才更能經受住暴風雨的考驗。

這次災難也揭示了高度不平等帶來的巨大危險，那些脆弱的、無記錄的工作者，以前被監禁的人，或享受公共住房的人往往遭受著更為嚴重、歷時更長的痛苦。在低收入街區，家里不僅被洪水淹沒，也彌漫著重度污染化學品及洗滌劑，而這都是由系統性的環境歧視造成的——將有毒行業建設在有色人種生活的地方。

全世界范圍內，氣候日趨變暖帶來的嚴峻現實與經濟緊縮的無情邏輯產生劇烈碰撞，這向我們揭示了在我們最需要時公共領域的匱乏是多么的不堪一擊。

02

極端天氣頻發，公共資金到底要怎么花

在繁榮時期，想要揶揄“大政府”或談論削減必要性十分容易。但在災難期間，幾乎所有人都喪失了對自由市場的信仰，他們想知道的是，政府會站在他們身后鼎力支持。

我們能夠肯定的是，像這種極端的天氣事件，它們會一直再來。

20世紀70年代，全球共報道了660起災難，包括干旱、洪災、極端高溫事件、野外火災以及暴風雨。而在21世紀前十年，全球報道了3322起災難，是1970年代的5倍。僅僅30年間，災難數量的增加已令人難以置信。當然這一切也不是全部由全球變暖造成的，但是氣候信號十分明晰。

在同樣的三十年間，世界上幾乎所有政府都在不斷蠶食公共領域的健康和彈性。正是這種忽視一次又一次地將自然災害變成非自然的災禍。

《后天》

應對日益增加的極端天氣事件的成本是龐大的。在美國，每一次大災難都要花掉納稅人10億美元以上。應對超級颶風桑迪的成本大約為650億美元，在此前一年的颶風艾琳造成了大約100億美元的損失；2011年是歷史上全球自然災害帶來損失最大的一年，總損失至少為3800億美元。

政策制定者們依然沉浸在經濟緊縮的邏輯中，這些日益增長的緊急支出通過對日常公共支出的削減來抵消，這會使社會在面臨下一次災難時更為脆弱，從而形成一種典型的惡性循環。這樣忽視我們社會的基礎設施原本就不是好事。而在氣候變化的背景下，這種危險的決策簡直致命。

公共資金需要花在什么地方現在絕非秘密。一大部分公款花在那些已經討論過的雄心勃勃想要減排的項目上，如智能電網、輕軌、市級堆肥系統、房屋改造、有遠見的交通系統，以及有利于解決交通擁堵的城市再規劃。

公共資金也應當用于那些同樣重要但可能不那么光鮮的項目及服務上，讓我們更好地應對未來的嚴重天氣，如雇傭更多消防員、改善防風大壩。這也意味著要出臺新型的、非營利性的災害保險項目，當人們在颶風或森林火災中失去一切時，能夠擺脫對私營保險行業的依賴。

面對嚴重的氣候影響，菲律賓、肯尼亞、孟加拉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對這種改善的需求當然更大。他們需要上億美元來修建防波堤，建立食物、淡水和藥物的存儲及分發網絡，創辦早期預警系統及颶風、龍卷風、海嘯庇護所，以及能應對氣候相關疾病的衛生保健系統，如瘧疾。

盡管這些國家也需要防止政府腐敗的相關機制，但是現在這種把醫療和教育預算花在跨國公司昂貴的災害保險項目上的做法是不應該的。這些國家的居民應得到那些造成全球變暖的國家（或公司）的直接補助。

03

誰污染，誰買單

讀到這里，明智的讀者可能會問：我們到底怎樣才能為這一切買單呢？這確實是一個關鍵問題。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在2011年曾做過這么一個調查：在土地和水資源不惡化的前提下，要解決貧困問題，增加糧食產量以消除饑餓，以及規避氣候變化帶來的災難，人類需要花費多少資金？答案是：每年花費1.9萬億美元，持續40年。同時，“至少有一半的投資都必須花在發展中國家”。

然而大家都知道，除了少數快速增長的所謂新興經濟體，幾乎所有國家都在削減開支。在北美和歐洲，2008年開始的經濟危機仍是削減國外援助和減少氣候項目的托辭。

在南歐各地，一些環保政策及法規已被削除。在西班牙，這一情況尤為明顯。在財政緊縮的壓力下，政府大幅削減對可再生能源的補貼，導致太陽能項目和風力發電廠深陷困境，面臨違約或倒閉。

《全球風暴》

因此，倘若我們承認政府已然破產，而且也不太可能像為銀行一樣為氣候系統采取“量化寬松”（又稱為印刷鈔票）的政策，那么，氣候項目的資金又從何而來呢？由于我們只有短短幾年時間去大幅降低排放量，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全面貫徹在西方法律中已經確立的原則：誰污染，誰買單。

長久以來，化石燃料公司很清楚他們的核心產品正在使地球變暖。然而，他們非但不接受這一既成事實，反而時時刻刻在阻撓人們應對氣候變化的舉措。同時，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卻仍然是歷史上最賺錢的公司。這些公司之所以富有，恰恰是因為他們將清理污染的成本分攤在了普通民眾頭上。我們需要從根本上改變的，就是這種現狀。

沒有強有力的行動，現狀是不會改變的。十多年來，一些石油巨頭聲稱自己正在主動拿出利潤投資可再生能源的轉變。然而，美國進步中心的一項研究表明，2008年前五大石油公司1000億美元的利潤之中，僅有4%被用于投資“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企業”。

相反，石油巨頭公司繼續將利潤用于回報股東，支付高得離譜的高管薪酬，以及投資研發提煉更臟、更危險的化石燃料的新技術。

鑒于這種發展狀況，我們有理由相信：只有迫于法律強制，化石燃料公司才會資助可再生能源轉型，并對因其污染而惡化的氣候所造成的巨額損失進行補償。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要如何阻止化石燃料的利潤持續流向高管和股東的口袋呢？高額碳稅是一種直截了當的獲取部分公司利潤的方式。只要附帶諸如減稅或所得稅抵免之類的慷慨的再分配手段，來幫助窮人和中產基層消費者平抑增高的燃料和取暖價格，這就是可行的。

《后天》

加拿大經濟學家馬克·李指出，設計得當的話，“我們可以建立起一種累進的碳稅體系，它既能提高排放溫室氣體的價格，還可以減少貧富不均”。對于政府而言，從污染利潤中獲取分紅的一個更直接的方法就是通過談判提高石油、天然氣和煤炭資源的使用費，讓資金流向“遺產信托基金”，該基金將專門用于建立一個超越化石燃料的未來，并幫助社區和工人適應新的社會發展。

可以預料，化石燃料企業會抗拒一切分割利潤的新規則。因此，包括吊銷營業執照在內的嚴苛處罰，都要擺到臺面上作為談判條件。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公司會以撤出某些領域的業務相要挾。

然而，像殼牌石油公司這種跨國企業，一旦花費了數十億美元建立開采化石燃料的礦井和鉆井平臺的話，它不大可能會因為使用費上升而舍棄這些基礎設施。

此外，在財富和排放量之間存在著簡單而直接的關聯 ——更富有也就意味著更多的飛行、駕駛、航海以及多套住房的供電。德國消費者的一個案例研究表明，最富裕階層的旅行習慣對氣候造成的影響，比他們收入最低的鄰居高出了250%。

正如托馬斯·皮凱蒂等很多人所著述的那樣，這意味著，針對位于經濟金字塔最頂端高度集中的財富所進行的任何征稅措施，只要部分地導入到氣候領域，就能讓污染者支付高額成本。

記者及氣候與能源政策專家加爾·利波表示：“我們應該對富人征收更多的稅，因為這是公平之舉，還可以改善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并帶來一個更加繁榮的經濟。不過，為拯救人類文明和降低人類滅絕風險提供資金，是另外一個以公平的稅率向富人征稅的好理由。”

但我必須說，“誰污染，誰買單”原則并不能僅僅針對超級富人。普林斯頓大學環境研究所所長和普林斯頓“減碳行動”的負責人之一斯蒂芬·皮卡拉認為，全世界最富有的約5億人制造了全球碳排放量的一半。這個群體包括了世界上各個國家的富人階層，尤其像在中國和印度這些國家的富人，還有北美和歐洲的大部分中產階級。

04

何為公平

除資金緊缺這一簡單事實外，“誰污染，誰買單”引領氣候融資還有現實的政治因素的考慮。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應對氣候危機可以給大多數人提供實實在在的好處，但切實的解決方案也必然會需要短期和中期的犧牲，還會帶來各種不便。

我們了解到，在過去因危機而作出的犧牲之中，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定量配給、保護以及價格控制，其成功與否完全取決于對公平的認知。

比如，二戰期間，英國和北美社會各階層，即便是富人，都被要求以更少的物資度日。事實上，盡管英國的整體消費下降了16%，戰爭期間窮人的熱量攝取卻增加了。這是因為政府向低收入人群提供的口糧超出了他們平時買得起的份額。

1942年價格管理署的一本小冊子辯稱，定量配給是美國傳統的一部分。其中提到：“什么是定量配給？首先，讓我們確定什么不是定量配給。它不是挨餓，不是等待面包的長隊，更不是偽劣產品。相反，它是一項在需要的人群之中公平分配我們擁有的供給品的社區計劃。

《氣候變化：事實真相》

其次，定量配給不是‘非美國式的’。面對食品及衣物短缺，美國最早的移居者們匯集其寶貴的物資，并在平等的基礎上將其分配給每一個人。定量配給那時是一種美國式的理念，如今依然是——在必要的情況下，在國家的福祉需要時，平等分享，共同犧牲。”

政府也在明確公開打擊那些腰纏萬貫、左右逢源卻破壞規則的人，從而釋放出一個信號：沒有人是例外。這種對于公平的認知，亦即無論權貴還是平民都要遵守同一套規則，到目前為止卻在人類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中完全缺席了。

數十年來，普通民眾被要求關掉他們的燈，穿上毛衣，并為無毒清潔用品和可再生能源支付高價，卻眼看著最大的污染者獲得擴大排放量的許可而免遭處罰。

持續將全部負擔加諸個體消費者的氣候變化應對措施，注定要失敗。我們能夠從這些情況中吸取的經驗，并不是人們面對氣候危機時不會做出任何犧牲，而是他們已經受夠了不平衡的犧牲文化：個人被要求為可能的環保方案支付更多的費用，而大公司卻逃避管制，不僅拒絕改變他們的行為，甚至還繼續進行更多的污染活動。

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目睹這一切后，人們失去了早期活動時的熱情，并明確表示，除非談判桌上的政策方案是公正的，他們才會做出進一步的犧牲。這并不意味著中產階級可以不承擔責任。

要投資社會項目以實現公正的轉型，除窮人之外，每個人都必須加稅。但如果募集的資金能夠用于社會項目和服務以減少不平等并使生活更加安全、穩定，那么公眾對稅收的態度很有可能也發生轉變。

顯而易見，要說服世界上幾乎每個政府實施我所描述的再分配氣候機制，實在是困難重重。但我們應該清楚挑戰的性質并不在于我們的窮困或者無計可施，而在于我們的統治階級完全不愿意去找有錢人，而且企業階級也死硬地拒絕支付他們在公平分配中應付的份額。

正如我在美國哈蘭學會遇到的氣候變化否認者所恐懼的那樣，在打破僵化的自由市場規則和推動氣候變化問題上的迅速進展之間，存在著直接關聯。

這就是為什么，倘若我們要共同應對這場危機的巨大挑戰，強健的社會運動需要一個特殊的政治領導層，它不僅致力于迫使污染者為針對氣候變化的公共事業買單，更愿意復興兩項失去的技藝：長期的公共計劃以及向強大的公司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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