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份新研究揭示了一個刺眼的數字：全球消費最高的10%人口，每年造成的環境損害估值在1.7萬億到5.7萬億美元之間。這套數據發表于《通訊·可持續性》期刊，把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喪失、養分污染以及淡水使用這四個地球行星邊界所承受的破壞，通通換算成了金錢數字。中位值的估算，已經是當前國際氣候行動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承諾金額總和的好幾倍。
損害賬單里占比最大的項目出乎很多人預料。生物多樣性喪失貢獻了47%到56%的份額，超過氣候變化的36%到45%，坐上頭把交椅。這個排序本身就在向政策制定者喊話：物種銳減和地球升溫不是兩份可以分開處理的公文，它們是同一種生態崩潰的兩種癥狀。
誰在推動這些數字？地理分布給出了答案。全球前10%的高消費者，超過六成住在美國和歐盟。歐盟有40%到45%的人口屬于這個群體，美國則超過一半。按人頭算，這個群體平均每人每年造成的損害在2300到7500美元之間。把目光集中到美國，人均數字直接跳到一萬九千到六萬三千美元，相當于收入的6%到20%，或者資產的0.8%到3%。
這些估算走的是保守路線。研究對象只覆蓋了九個行星邊界中的四個，計算時也只看直接的消費行為。研究作者點明了一條被漏掉的暗線：最富裕群體的排放有一半左右來自投資活動，而不是日常開銷。這部分由資本配置催生的環境影響根本沒有納入統計，所以真實賬單幾乎必然比5.7萬億這個數字更重。
從“污染者付費”的角度看，這份賬單給出了一個稅收潛力的天花板。研究者提出，把環境稅釘在奢侈品消費上而非基本物資上，容易獲得更累進的政策效果，減排效率也更高。牛津大學馬丁學院全球教授、研究共同作者保羅·貝倫斯說得很直白：這群人最關鍵的理由不僅是他們制造的損害最大，更因為他們手里握著最有效的減損杠桿。他們投出去的養老金、放進去的基礎設施資金，在決定哪些產業擴張；他們經營的企業框定了其他人的選擇空間；他們追捧的生活方式，則在塑造整個社會的消耗方向。定價只是工具箱里的一把扳手，它本身既不能逆轉也無法真正填平已經發生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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