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自故鄉來：湘皖文化古今談 | 湖湘書房

導讀：瀟湘的血性，江淮的通達，最終都匯入中華文明的江河。

對談人：

孟澤：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比較文學系教授

周建剛：安徽大學哲學院研究員

主持人：

彭永：石頭記讀書社發起人

《文史博覽·人物》2026年第6期 《君自故鄉來：湘皖文化古今談》

湖南與安徽，一個地處中南，一個橫跨江淮，看似相隔千里，卻在歷史深處有著血脈相連的文化淵源。兩千年前，兩地同屬楚地；兩百年前，曾國藩師法桐城派而開創湘鄉派；一百年前，湘皖兩地的學人與志士共同推動了中國近代的巨變。是什么造就了這兩省文化“同源而異流”的獨特面貌？為何湖南人多血性剛烈，安徽人多圓通理性？徽商傳統給安徽帶來了怎樣的現代性基因？湖湘精神中的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又從何而來？帶著這些問題，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比較文學系教授孟澤與安徽大學哲學院研究員周建剛在安徽六安，圍繞湘皖文化的淵源、分野與當代價值，展開了一場深具人文關懷的思想對話——

主持人：兩位老師，一位是湖南人，深受湖湘文化熏陶影響，一位在安徽工作，長期研究安徽文化。二位因思想史研究而結緣，能否談談你們心目中的湖南與安徽？

孟澤：兩千年前，湖南與安徽同屬楚地，共享楚文化的底蘊。但隨著歷史演進，安徽更早融入中原文明的核心圈層，而湖南走向華夏舞臺中心要晚一些。這種“時間差”，塑造了兩地文化氣質的基本分野。我想起曾國藩與李鴻章，湘軍領袖與淮軍領袖，兩人身上鮮明地呈現了湘皖不同地域文化的光彩。而后來曾國藩在文章上師法桐城派，又超越桐城派，更是湘皖文化互動的一段佳話。

周建剛：的確，從思想史看，湖南在宋代以前文化尚未充分展開，南宋湖湘學派興起，胡宏、張栻開宗立派，才有了本土學術形態的成型。而安徽不同，皖北在先秦時期就星光熠熠，一般認為，老子故里在渦陽，莊子故里在蒙城，管仲出于潁上，諸子百家在淮北有著深厚的開展。皖南則在明清異軍突起，桐城派與皖派經學先后引領全國。

主持人：周老師提到了桐城派，孟老師剛才也說曾國藩“師法又超越”桐城派，可否展開談談？

孟澤：曾國藩早年以文章家自期，對姚鼐的《古文辭類纂》下過很深功夫，心中以桐城文章為楷模，以“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兼備為宗。但功成名就之后，他的文章觀發生了轉變，因平亂治世之需，在姚氏三者外明確加入“經濟”（指典章、吏治、民生等實務），提出“義理、詞章、考據、經濟”四者兼備，把湖湘“經世致用”的精神灌注到古文創作中。

周建剛：曾國藩編選的《經史百家雜鈔》，表面模仿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實則有根本性突破，《古文辭類纂》不選經學、史學作品，曾國藩卻把經史之作大量納入。后來人稱其開創“湘鄉派”，視之為桐城派的延續與拓展。他在《圣哲畫像記》中仍將姚鼐列入崇奉的先賢，可見桐城文章在他心中的分量，但他的格局已超出文章家的范疇。

從左至右：彭永、孟澤、周建剛。（吳雙江/攝）

主持人：這是很有意思的脈絡。那皖派經學與湖湘經世理學之間，又有怎樣的異同？

周建剛：這正是兩省學術精神分野的關鍵。皖派經學以戴震為中心，在清代取得了經學研究的最高成就，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有一種非常純粹的“為知識而知識”的追求，關注天文、數學等自然科學。這種精神，到胡適那里凝練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實證傳統。而湖湘經世理學以王船山為精神源頭，旨歸在于“改變社會”。兩者各有優長，但路徑確乎不同——前者重純粹求知，后者重經世致用。

孟澤：的確，湖湘精神文化里純知識的興趣始終沒有充分發育。這讓我想起王船山與方以智的精神因緣。兩人同為明末遺民，大節毫不含糊。但方以智的選擇更柔和，他出家為僧，以迂回的方式表達對現實的拒絕，還曾勸王船山一同出家。王船山沒有答應，他的身上有一種荒野氣息，“犟驢子”般的不妥協精神，這正是湖湘本土氣質的極致體現。王船山在方以智去世時“狂哭”，說明他內心并非沒有波瀾，也不是不曾考慮過另一種選擇。這兩位精神上的知己，最終走上了不同的路。

主持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安徽人的圓通，湖南人的不妥協，兩者對比鮮明。這種差異的根源在哪里？

孟澤：一個重要的社會基礎是商業文明的發育程度。徽商在中國傳統社會里是巨大的存在，商業已經融入安徽人的文化體系，浸潤出圓通、理性、善于變通的氣質。而湖南在晚清之前，基本上是純粹的農業社會，更推崇入仕或從軍，“湘商”這個概念到近代才出現。商業所蘊含的契約精神、妥協理性、風險意識，對傳統農業文明具有解構性，也是現代性的重要元素。在這一點上，安徽文化展現出了超前性。

周建剛：而湖南人精神氣質中那種不妥協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正是湖湘血性擔當的極致體現。

孟澤：這種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與屈賈傳統深有關聯。屈原和賈誼，一個流放湖南，一個謫居長沙，兩人的人格對湖湘精神世界的塑造是不可估量的。譚嗣同就是這種精神的化身，他以生命殉變法，這種極致的浪漫主義擔當，在中國其他地域文化中極為罕見。

周建剛：安徽的科學實證、純粹求知、商業精神，與湖南的理想主義、經世擔當、革命血性，恰好構成互補。兩者共同形成了中國近代文化的核心動力。我們今天既要看到湖湘精神對民族精神的支撐作用，也要充分認知安徽文化中更具現代性品質的那些元素。

孟澤：安徽所秉承的現代商業文化，安徽文化中對知識與自然科學的純粹追求，是值得我們當下好好學習關注的。

整理 | 政協融媒記者 吳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