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澤：我們需要故鄉來療愈傷痛 | 湖湘書房

導讀：“對于故鄉的情感依戀，不會隨著社會發展而改變，甚至會越來越強化。當技術讓人類越來越強大，故鄉卻永遠是安頓柔軟脆弱的地方。”

標志性的中長發、微微花白的絡腮胡，套頭帽衫、牛仔褲，略帶靦腆的笑容，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比較文學系教授孟澤總是既儒雅又“潮范兒”，令人毫不覺察他的“60后”身份。

走進孟澤的客廳兼書房，一面書墻映入眼中。書桌上擺著一摞書，最上面是他于2025年再版的《君自故鄉來：孟澤人文隨筆》。本以為是講述他的家鄉往事，但翻開書很快發現，他在書中所定義的“故鄉”，并非地理概念，而是每個人的精神原鄉。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故鄉，那是我們的桃花源。”孟澤感慨，“人們之所以向往故鄉、尋找故鄉，因為我們需要它來療愈在人世間經歷的遍體鱗傷，從而得到自我解救。”

孟澤：民進會員、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比較文學系教授（付櫟 /攝）

“人往往是被幾本書決定的”

“人的一輩子往往就是被幾本書決定的。”孟澤出生在近代湖湘名人輩出的雙峰，15歲考入湘潭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后留校，在旁人看來，他的學術道路可謂一帆風順。

孟澤讀大三時，當時國內研究王國維最出色的學者之一蕭艾教授開設的“王國維研究”課程和撰著的《王國維評傳》，讓他刻骨銘心；讀研期間，他讀得最醉心也最盡興的是魯迅的書，因為“他的文字，總是像神明一樣燭照出人性與族性的溫良、自私、麻木、骯臟與卑污”；攻讀博士學位時，他便以“王國維魯迅詩學互訓”為博士論文題目，一個前清遺老，一個新文化斗士，但他眼中的兩人精神氣質高度相似，這篇博士論文曾獲得首都師范大學優秀博士論文獎并公開出版。

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堪稱孟澤的歷史研究啟蒙書，令他第一次覺得“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寫”。讀研究生時，他看鐘叔河先生編輯的“走向世界叢書”，里面收錄的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讓他既怦然心動，又瞠目結舌。他驚訝于晚清士大夫郭嵩燾的見識、深情與勇氣，感慨這樣一個能夠提供新的世界觀、新的文化視界的人，一直未被重視。

后來，孟澤在湖南教育電視臺《湖湘講堂》講郭嵩燾，隨后出版了《獨醒之累：郭嵩燾與晚清大變局》及一系列相關著作。在他不遺余力的推介下，原本在湖湘文化研究中較為小眾的郭嵩燾，近年來逐漸為更多人所知曉。

“古人說，‘讀書隨處凈土，閉門即是深山’，意思是當你打開一本書，可以把自己隱居起來。”孟澤感嘆，當科技發展使得人的互動越來越頻繁，閱讀反而變成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事情，“所有閱讀都是一種對自我的召喚，從這個角度來說，閱讀是現代人自處的最佳方式。”

《文史博覽·人物》2026年第6期 《孟澤：我們需要故鄉來療愈傷痛》

“做這個時代的漏網之魚”

“任何研究對象的選擇，都不可能沒有研究者個性與精神的投射，對我來說尤其如此，我研究的對象一定是讓我心動的。”孟澤坦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的關懷對象都是中國文化的背叛者，也是成全者。”

在孟澤眼中，“中國第一位駐外使節”郭嵩燾有著獨特的魅力。長期以來，湖湘文化學界以“曾左彭胡”（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概括近代湖湘人物，但孟澤提出“曾左郭胡”并稱：“曾國藩的道德與文章，左宗棠的功業與豪情，郭嵩燾的視野見識和思想，胡林翼的智慧韜略與人格，可以代表湖湘近代人物精神人格以及所作貢獻的高度、豐富性與多元性。”

身陷晚清大變局的郭嵩燾，盡管有著超前的清醒認識，終因理想與現實的巨大矛盾無法調和，更兼秉性不改、不求變通，因而未能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在一個多元化社會中，每一種天性都應該各得其所；但在一個過于一元化的時代，當你的個性不同于其他人，你就很難混下去，郭嵩燾就是這樣的人。”孟澤感嘆。

在一封寫給李鴻章的信中，曾國藩曾評價好友郭嵩燾“芬芳悱惻，然著述之才，非繁劇之才也”，大意是郭適合做學問，不適合當官。作為郭嵩燾的“異代知己”，孟澤也常被人評價為“游離于體制外”。

多年來不申請項目、不申報獎項，孟澤的學術研究著實有點“不走尋常路”。他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對象，往往是自己“一意孤行”決定的。孟澤笑言，幸好自己早已完成了職稱評定，放到現在估計很難評上教授了。

“能夠做這個時代的漏網之魚，是我最大的愿望。”孟澤曾在一次采訪中如此表達。

“故鄉給予的智慧是無形的”

“我們需要從出發的地方尋找初衷、動機和可能性，需要從樹根長出的地方重新尋找陽光和空間，這正是‘君自故鄉來’的題中應有之義。”孟澤在《君自故鄉來》的自序中寫道。

從小聽父親念叨曾國藩家訓“早掃考寶”“耕讀為本”，還有劉蓉家的教子格言“一室之不治，何家國天下之為”，但孟澤當時并不懂得何為“家國天下”，也不知曾國藩、劉蓉是何方神圣。對于父親強迫他必須早起、掃地、練字，年幼的他雖然十分排斥，但“做人要自律、要發奮有為、從眼前小事做起”的父訓卻從此種在了他心中。“父親的教導，讓我謹小慎微，不敢馬虎、不敢任性放縱，做人做事因此都還算踏實。”

長大后的孟澤漸漸發現，以曾國藩為代表的前人以樸拙、虔誠、踏實和不惜犧牲的理想主義，拔起寒鄉，從“邊緣”到“中心”，以至飲譽鄉邦、模范天下，成為家鄉的精神坐標。

“故鄉給予的智慧，往往是無形的。你的父老鄉親，尤其是父母、祖父祖母的生活方式或打小對你的教養，對你成年后的作為有一種潛在影響。”孟澤感嘆，“可能你自己還沒發覺，其實你活來活去，最后活成了你父親的樣子。30歲時覺得自己不像父親，當到60歲，突然有人說你怎么這么像你父親。這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的事情。”

一方面要掙脫故鄉，一方面又想回到故鄉；一方面要走出自我，一方面想依戀故鄉——在孟澤看來，人們對故鄉的心態看似矛盾，卻正反映了人的成長過程，“就像蛇蛻皮一樣，蛻一層皮長大一點，蛻一層皮再長大一點”。

“對于故鄉的情感依戀，不會隨著社會發展而改變，甚至會越來越強化。”孟澤說，當技術讓人類越來越強大，故鄉卻永遠是安頓柔軟脆弱的地方，“AI也許將來能取代人類各種能力，但是唯獨代替不了的是人的感性與脆弱”。

“所以不要討厭你的鄉土背景，不要拋棄你的方言。”孟澤反復強調，“我們曾經不遺余力地推廣普通話，現在反而要不遺余力地保護方言。因為一種方言就意味著一種文化，盡管也許有一天方言終會消失，但我們還得這樣去做，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也是人文主義的一種含義吧。”

文 | 政協融媒記者 劉敏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