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歲，我差點成了老賴”

枕頭邊放著一把菜刀，手機里躺著三千條催收短信。門外隨時可能站著“派單上門”的催收員——這是我39歲這一年里，某個周六下午的日常。

窗簾拉得死死的，我聽著自閉癥女兒在那兒自言自語，心里那種恐懼不是來自死亡，而是來自活著本身。在那一刻，我的信用已經破產，我的家庭岌岌可危，我名下背負著53萬的房產抵押債和密不透風的網貸，而我唯一的救命錢，竟然還鎖在重病母親的養老金賬戶里。

曾經，我以為人生會像2008年丈夫寫給我的第一封情書那樣，每一個字都代表著未來的純粹與透明。十六年后，我獨自站在天臺上抽著悶煙，看著腳下璀璨的城市，覺得自己像是一枚被這座城市嘔吐出來的殘渣。

我叫阿頓，是一名雙相情感障礙患者。在我真的被貼上“失信”標簽之前，我想把這段經歷寫下來：一個人如何在疾病與債務的絞殺里，親手把生活推向廢墟；又是如何在那片血淋淋的廢墟上，試圖用文字撿拾回最后一點做人的體面。

// 密室里的審判

2025年5月17日，周六。

溫州的初夏已經開始悶熱，但我家的窗簾全拉著，燈也沒開。屋子里沒有一絲風，像一口封住的井。

我蜷在臥室角落，背靠著墻，手心一直在出汗。手機屏幕隔幾秒就亮一下，震動聲短促而密集。催收短信一條條彈出來——

“我方已派單，你排在第4位，抓緊往家走，別想跑。”

我的枕頭邊放著一把菜刀。我不知道如果有人真的破門而入，我有沒有勇氣舉起它。但在那個時刻，它像一種荒唐的“安全感”。

“媽媽，誰會保護我們？”

8歲的女兒笑笑蹲在我不遠處，她是個典型的自閉癥孩子，平時總是沉浸在自己的邏輯里，但此刻，她似乎嗅到了空氣中凝固的恐懼。我看著她清澈卻遲滯的眼神，心如刀絞。我沒法告訴她，那個把我們拖進這間陰冷密室、讓全家人陷入絕境的惡魔，不是門外的催收員，而是我。

是我讓這個家走到今天。

39歲，在別人都在籌劃學區房或升職加薪的年紀，我正站在“老賴”的懸崖邊緣。

確診雙相情感障礙多年，我的生活像一架失控的過山車。病情好的時候，我能像常人一樣生活；躁狂來時，我會變得異常亢奮，消費沖動失控；抑郁落下時，我又會陷入長時間的遲鈍和自責。

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自己還能控制這一切。

我會在還款日前東拼西湊，用新的借款去填舊的窟窿；會把家里維持得看起來“沒問題”；會在親戚面前避而不談金錢。直到催收電話開始無差別地轟炸，我才意識到，那層體面已經被撕得差不多了。

丈夫的態度是在那之后徹底冷下來的。

他不再爭吵，也很少指責，只是變得沉默。那種沉默比任何責罵都鋒利。我們坐在同一張餐桌前，卻像隔著一道看不見的墻。他不問我怎么解決，我也不敢再提未來。

親友開始疏遠。有人不接電話，有人回消息越來越慢。我能理解，他們只是本能地避開風險。

所有關系都在重新排列，而我站在最不體面的那一端。

// 怪胎的孕育與雙相的黑洞

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對錢的態度出了問題，并不是在負債失控的時候，而是在更早之前。

那時我還沒欠下這53萬房產抵押債務，也沒被催收電話圍堵。問題以一種更隱蔽的方式存在著——它被包裝成“補償”“獎勵”“撐一撐就過去了”

2014年懷孕后不久，單位讓我停薪留職。笑笑2014年10月18日出生。為了“爭取表現”，我坐完月子就回去上班。母親在笑笑出生第二天住進精神科，此后直到去世，都沒能幫我帶過孩子一天。丈夫每天上班前，把笑笑放在竹籃里送去親戚家寄養。

我在單位上班時反復出現幻聽——總聽見笑笑在哭。分離焦慮像一根繩子勒住我的喉嚨，最終我辭職，徹底離開職場。

我以為離開職場，焦慮就會結束。但它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存在。

成為全職母親后，我的世界迅速縮小。白天是孩子、康復機構、菜市場；夜晚是失眠、刷手機、無法停下來的思緒。我和外界的連接只剩下屏幕。

從那時起，我像是把一個沖動消費的胚胎帶進了身體。它長大、發育，變成一個“不肯臨盆”的東西。每當我焦慮、空虛、失控，它就踢我：去買，去花，去透支。點下“立即購買”的瞬間，它會安靜幾秒，留給我一口虛假的喘息。

錢不再是生存工具，而是一種證明——證明我還活著、還有力量。我會在一個下午瘋狂下單幾十件根本穿不上的衣服；也會在深夜打車跨越半個城市，只為吃一碗其實并不想吃的宵夜。那快感像高燒，燒得我滿面通紅，燒得我以為自己無所不能。

消費帶來的不是快樂，而是一種短暫的“安靜”。

我曾試著向心理醫生描述那種狀態，說它像一個藏在身體里的東西，一旦不被滿足，就會不斷制造噪音。每點一次“立即購買”，噪音就會暫時停下來。

但躁狂退去后，抑郁會迅速接管身體。

我看著家里堆成山的快遞箱，連包裝都沒拆過，心里涌出一種近乎作嘔的厭惡：我到底在填什么？

我不知道該怎么面對錢。

我的父親極度節儉，出門永遠提著洗得發白的塑料袋，一分錢恨不得掰成兩半花；母親同樣患雙相，病發時揮金如土。

節儉與揮霍像兩根繩子，在我身上反復拉扯。

我既學不會安心花錢，也學不會拒絕消費。

結婚后，這個問題并沒有消失，只是被更嚴密地包裹起來。

二姨曾反對我和丈夫在一起，說他性格像父親——我和他結婚，兩個人都會被折磨。那時我不信。

2008年，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律所內勤，第一個月實習工資500元，當時工資還是以現金形式發放。丈夫當時還是男朋友，做了一件在我看來儀式感爆棚的事。他叮囑我不能花掉這筆錢。他把錢放進相冊，并在邊上寫了一行字：“阿頓人生第一筆工資”，備注了每一張百元大鈔的編號。

假如我的金錢觀念有丈夫那么明晰，能夠在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后或者更早之前，就養成量入為出的習慣，如今的我就不至于背負這么多的債務了。

那筆錢后來被我偷偷花了，只剩下一串編號，像一串我不敢直視的證據。我開始在不告知他的情況下做決定：刷卡、分期、借款。最初數額都不大，像是在測試邊界。只要不被發現，只要還能按時還上，就好像什么都沒發生過。

我把這種行為解釋為“臨時周轉”“等我狀態好一點就結束”。

事實上，我只是把問題不斷往后推。

當他發現我偷偷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積蓄，甚至連笑笑的康復費用都難以為繼時，眼神里那種光熄滅了。取而代之的，是長久的沉默，和那種看陌生人一樣的冰冷。

我知道，我親手殺死了那個曾經純真的世界。

我終于意識到，自己不是在偶爾犯錯，而是在一條失控的軌道上緩慢滑行。

消費不再是選擇，而是一種反射動作；債務不再是意外，而是遲早會到達的終點。我不僅是個病人，更成了這個家庭里最不可理喻的賊。

//沖突與天臺上的喘息

家本該是避風港，但那段時間它更像審判室。

我們不再爭吵。準確地說，是丈夫不再和我爭吵了。

當53萬抵押債和網貸清單攤在陽光下，我和丈夫之間最后一點溫情也被燒成灰。他不再是那個會把鈔票編號寫進相冊的年輕人，而是一個被生活壓彎了腰的中年男人。

“錢是你自己造光的，債你自己想辦法還。”

他開始長時間地沉默，即便坐在同一張餐桌前，我們也像是隔著萬水千山。這種冷暴力比催收電話更讓我窒息。我知道他在恨我，恨我的病，恨我的貪婪，更恨我毀掉了他為女兒構筑的最后一絲安全感。

為了給自閉癥的笑笑攢康復費，他原本在一個死工資的崗位上熬著，后來硬著頭皮去兼職賣薄膜。那個曾經連理財都一竅不通的人，為了錢，開始在各種客戶面前點頭哈腰。而我，卻在后方把這些血汗錢填進了雙相障礙的黑洞。

從2024年夏天開始，他不再主動給我生活費，也停掉了我的社保繳費。以前每月固定的兩千元支出支持被取消，我需要用錢時，必須說明用途。他說：“你自己去上班，才能明白賺錢有多不容易。花別人的錢你永遠不會心疼。”

最扎心的是我提起社保時，他冷笑：“像你這么折騰，能不能活到能領退休金的那天都不一定，續繳有什么意義？”

那一刻我才發現，在他眼里，我不僅是一個負債者，還是一個隨時會被家庭清退的“風險源”。我們心照不宣地維持著貌合神離。為了給笑笑攢康復費用，他開始在原有工作之外兼職賣薄膜、跑客戶、陪笑臉。那個曾經連理財都不太懂的人，開始反復計算每一筆收入。

而我，卻成了那個在賬目另一端不斷制造不確定性的人。

每當家里的空氣凝固到無法呼吸時，我就躲到頂樓的天臺。那是我唯一不用解釋的地方。

天臺上的風總是很大，帶著一種涼薄的快感。我坐在冷硬的水泥板上，腳邊散落著煙頭和空易拉罐。鄰居兼閨蜜橫條偶爾會陪我坐著，我們都不說話，只是沉默地看著城市遠處的燈火。

“你打算怎么辦？”橫條問。

我吐出一口煙圈，看著它被風瞬間吹散：“我不知道，可能真的要成老賴了吧。”

在那段日子里，天臺像一艘逃生艙。在那兒我不必做妻子、母親、債務人。我只是一個在廢墟上喘息的靈魂。橫條的陪伴沒有說教，只有那種同為中年女性的默契——我們都在生活的泥淖里掙扎，只是我陷得更深一點。

我也不是沒想過跳下去。一想到笑笑——她需要固定的路線、固定的時間、固定的人。如果我消失，這些都會被打亂——我的心就縮緊：我不能走。信用可以破產，命不能丟。

我得活下去。哪怕活得很難看，也要把債一點點還清，把那個被我親手打碎的人，一片片撿回來。

//掙扎：

信用社會的“準老賴”圖鑒

2025年是我39年人生里過的最心驚膽戰的一年。

從1月起，我的美團、微粒貸、借唄和花唄陸續逾期欠款。截至8月底，我收到3000余條威脅上門催討、起訴申請強制執行的短信，平均每天至少12條。電話更夸張，每天二三十個。

我學會了分辨催收的等級。銀行體系的短信相對克制，多半只提示逾期；外包催收則更直接，措辭夸張，時間點混亂。有時凌晨，有時周末。它們不關心你是否在睡覺，只在意你是否還會回應。

回應本身是一種消耗。

我曾試著接聽，解釋自己的情況，說明正在努力周轉。但很快發現，這樣的對話沒有意義。對方只關心兩件事：什么時候還、能不能現在還。

后來我就拒接了。

可拒接并不意味著結束。電話會打到丈夫那里，打到朋友那里，甚至打到一些我并未填寫為緊急聯系人的號碼。有人好心提醒我，有人沉默，也有人開始疏遠。

丈夫也常在工作時間接到來電，罵完對方，回家再把怒火砸向我。

有一次，一個催收電話打得很久。中午他開廠車約我在家附近見面，我坐在車里聽他念叨半小時：

“你別抱幻想了，我不會幫你還一分錢。大不了離婚，法官說我該背多少債，我就背多少債。”

我的手機不再是通訊工具，而是一個隨時會引爆的手榴彈。

我第一次借網貸是在2017年9月1日，借唄4000元。那之后，我像染上癮一樣反復借到2024年底。動筆寫這篇文章時，我才真正理解朋友說的“家庭收支要動態平衡”是什么意思。

其實丈夫是幫我還過一筆網貸的。2018年-2020年，我一直處于負債狀態，瞞著丈夫，最終欠下網貸和人情債總計10萬元。因為心中一直背負秘密，那三年，我的軀體化癥狀很嚴重，時常忽冷忽熱，肩酸背痛。

2020年年底，我實在承受不住心理壓力，把秘密透露給了橫條。我們窮盡想象，羅列出丈夫得知我欠債十萬消息的反應：破口大罵、摑巴掌、沉默不語、掀桌暴走、當面提出離婚等。為了確保我的人身安全，我們決定約在星巴克見面，在公眾場所丈夫會被迫控制脾氣。見面時所有預想的情況都沒發生。會面結束，丈夫說：“就這事兒啊？我以為你要告訴我你得癌癥了。為什么不在家里說，還要叫朋友來？你怕我打你？白白花了咖啡錢。”

當晚回家后，丈夫幫我一次性還清10萬的欠債。他不停地翻閱我的消費記錄和借款信息，拿著計算器按了三個小時，還是沒能搞清楚網貸平臺的套路。“算了，我們是算不過資本的。你沒錢了就會吃藥逃避，有錢了又樂開花，你根本沒有病，窮才是病。”丈夫理了一周的亂賬，還是理不出頭緒。

但到最后，這些年我到底欠了多少，幾乎成了糊涂賬。按53萬抵押本金平均下來，每年約7萬，但真實數字更高。自2014年起我做全職媽媽，收入全靠丈夫。丈夫給的生活費從1500漲到2000，可我的實際消費水平接近每月2萬（含還債）。提前消費帶來的快感遠小于臨近還款期的焦慮。我一直瞞著丈夫和母親，東拼西湊，把自己活成一個隨時會塌的帳篷。

后來我才發現，很多“小額平臺”的放款方其實是銀行。逾期久了，催收業務被外包，催收公司水平參差不齊，隱私也可能在灰色鏈條里流轉。今年8月，我的朋友、嫂子都收到了關于我的催債短信——我甚至沒有在合同緊急聯系人里填過她們的電話，有的號碼我自己都沒有存。

為了確認自己是否已經被起訴，我開始反復登錄“浙江微法院”，一遍遍輸入身份證號搜索。

輸入身份證號，點擊查詢，頁面刷新。沒有結果時，我會松一口氣；可那口氣還沒完全落下，又會忍不住再查一遍。

那個藍色頁面冷靜、簡潔，沒有任何情緒。它只是陳列可能性：執行、限制消費、失信。

“失信名單”這四個字讓我反復停留。

不能坐飛機，不能買高鐵一等座，不能入住高檔酒店——這些限制本身對我來說并不致命。真正讓我恐懼的，是它背后的含義：你不再被視為一個可以履約的人。

銀行考慮是否放貸時，首先會審核借款人的征信，假如查到借款人從三家以上的網貸機構借款，逾期記錄超過一個月，就會拒絕放貸。如果網貸機構數低于或等于三家，逾期還款時間在一周以內，綜合其他因素（比如個人是否有工作，有社保，名下有資產），才可能放貸。“銀行特別討厭小額貸客戶，幾百一千地借了很多筆，銀行會默認為你很缺錢，缺乏還款能力。”我的一位在銀行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其中的門道。

在這個社會里，一旦失去信用，你會發現很多門在你面前自動關閉，而關閉時并不會發出聲音。

我試圖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

我試過應聘電話營銷，在狹窄的工位上對著名單機械地撥號，迎接對方的謾罵，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和那些催收員互為鏡像；我試過應聘托兒所保育員，但長期服藥導致的思維遲鈍，讓我連最簡單的登記工作都頻頻出錯。在Excel測試面前，我僵硬的手指和空白的大腦，無聲地宣告了我與這個時代的斷層。

荒誕的是，我并非毫無能力。這一年，我拿到一筆三萬多元的版稅。是我畢業十六年來賺過最多的一次錢。可它在債務面前只是一陣風，轉眼就沒了。我甚至笨到不知道該點哪個按鈕去查“我到底欠了多少”。那筆版稅幫我還清了當年微粒貸剩下的17639元。

我在BOSS直聘上卑微地投遞著簡歷。那些超市揀貨員、外賣員的工作，因為無法兼顧患有自閉癥的女兒，我只能放棄。

我越來越清楚：我和“上班的媽媽”之間，差的不是那份工資單，而是消費觀——她們有計劃、有克制，而我在沖動里透支，把明天當成提款機。有一份工作，是進入成人世界后保持“正常”的方式。我在自閉癥媽媽群里，有些上班媽媽吐槽為了賺點口糧錢忍辱負重當牛馬，全職媽媽就會調侃：“我們連當牛馬的資格都沒有。”

一個人長期處于貧窮狀態，容易產生習得性無助，變得妒忌、攀比，甚至會覺得別人的出手相助是理所當然的。當我意識到，自己是多么嫉妒借我錢的親戚朋友后，終于意識到一點，毫無節制的亂消費、對貧窮的恐慌，影響到了我的認知，甚至可以說損傷認知功能，扭曲了我的人格。

我永遠記得在母親的搶救室外，小姨當著眾人的面，語氣刻薄地對我說：“你現在就像只過街老鼠，誰敢借錢給你？”在這個信用社會里，沒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失去了被信任的資格。

但在最深的黑洞里，也有一絲微弱的光。發小在得知我的境遇后，轉來了一萬塊錢，只落下一句話：“拿去周轉，不用腆著臉去求別人。”那一刻，我握著手機，在鬧市的街頭放聲大哭。這一萬塊錢保住的不僅是我的賬單，更是我最后一點搖搖欲墜的尊嚴。

欠債的近8年里，我得到過許多朋友的幫助，她們借我錢時會說不著急還。其中一些朋友手頭也很緊，比如一個長期患某種代謝系統疑難雜癥需要支付高額醫療開支的英語教師朋友，我找她借錢時，她當時窮得只能靠每天在學校食堂打飯解決一日三餐，她看到微信消息秒回：“你再熬三天，我一發工資馬上轉給你。”

有的雖然沒借錢，但會提供情緒價值，擔心我太過焦慮想不開，耐心聽完我的抱怨嘮叨，及時回復我，沒有一個人會惡語相向，或站在道德制高點批判我，有的還會給我介紹投稿渠道。

這一份份善意托舉著我，我很珍惜這些知道我負債累累真相還愿意幫我、并且相信我會好起來的朋友。某種角度而言，我的人生也是幸運的，有無數貴人相助，女兒雖然患自閉癥但屬于輕度，自己患雙相卻從未被迫住過一次精神病院，與丈夫關系差但不至于離婚。

我意識到，我必須從這種“準老賴”的驚恐中爬出來。如果我注定要墜落，我也要在那之前，拼命抓住任何一根能讓我緩降的繩索。

//轉折：

母親用死換來我的“生”

2025年，母親的病情進入晚期。

她患有阿爾茨海默癥，已經很難分辨時間和人。有時候她會看著我，停頓很久，然后問一句：“你是誰？”

那段時間，她的手機卻比任何時候都忙。

催收電話接連不斷。鈴聲響起，她會下意識地去接，聽不太明白對方在說什么，只是反復應聲。我把手機調成靜音，替她攔下陌生來電，屏蔽催債電話。對她說：“媽，陌生電話都別接，那些都是壞蛋打來的。”她點點頭，像個被安撫住的孩子。

9月，她離開了。那時她已經記不清我是誰。

在靈堂升起的裊裊煙霧中，我跪在蒲團上，聽著周圍親戚的哀悼聲，內心卻陷在一種無地自容的荒誕感里。我不僅在哀悼母親的逝去，我還在計算著她留給我的“最后一份禮物”——那是她作為一名退休職工，用死亡換來的喪葬補助金和撫恤金。

一共7.8萬元。

這筆錢，在平時的中產家庭眼里或許只是一輛車的首付，但在那一刻，對于被網貸逼入死角、瀕臨信用破產的我來說，它是一張通往人間的單程票。

辦完后事的那個深夜，我獨自坐在電腦前，燈光慘白。我打開手機，一個接一個地登錄那些曾讓我夜不能寐的APP。我像是一個正在清理戰場的士兵，機械地、顫抖地點擊著“確認還款”。

隨著金額一筆筆歸零，那些糾纏了我數千個日夜的催收短信終于停止了轟炸。屏幕上跳出的“已結清”三個字，此刻顯得無比諷刺。我看著存折上迅速縮小的數字，眼淚大顆大顆地砸在屏幕上。

我是一個多么失敗的女兒，竟然要靠母親的死，才能換回自己的“生”。在母親生命的最后幾年，她因為病痛受盡折磨，而我因為債務心不在焉；她連自己的名字都忘了，卻在冥冥之中用她最后的一點剩余價值，替她那個闖了大禍的女兒擋住了社會的刀鋒。

我對著虛空輕聲說：“媽，對不起。”

我沒有資格把這一刻稱作解脫。

那筆錢不是禮物，也不是轉機。它來自一個已經離開的人，來自她一生里最后能被量化的部分。

它替我擋住了眼前的墜落，卻在我身上留下了另一種重量。

//寫作：最后的破棉被

網貸清零的那天，溫州下了一場久違的透雨。

我坐在窗前，看著窗簾縫隙里透進來的光，第一次沒有感到刺眼。

催收電話已經停了。

房產抵押的債還在，像一塊無法挪開的石頭壓在前面，但至少，我暫時不用再接聽那些不斷提醒我“已經失信”的聲音。

我去打印了一份新的征信報告。

紙張從機器里出來，上面的逾期記錄一行接一行。我知道這些記錄不會很快消失。按照規定，它們需要五年時間才能被覆蓋。

我算了一下，五年后是2030年。那時我四十四歲，笑笑十三歲。

這不是一個“等一等就會過去”的階段，更像一段必須親自走完的路。

比還債更難的是重新讓親人朋友對你恢復信心，相信你會好起來。征信報告上的污點是公開的，而關系里的裂縫沒有清單。有人開始重新和我說話，有人保持距離，也有人在勸我“徹底改掉過去的生活方式”。這些反應都不算錯誤，只是提醒我：信用崩塌之后，重建沒有捷徑。

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作為一個長期脫離職場，還要照顧自閉癥女兒的中年女性，在這座繁華的城市里還剩下什么？

試過許多體力活又屢屢失敗后，我發現我唯一能拿得出來的“資產”，竟然是文字。

我重新拿起了筆，或者說，重新敲起了鍵盤。我開始把這些年的荒誕、病痛、債務和掙扎，一個字一個字地摳出來，揉碎在紙上。

寫作，成了我在這個信用破產的社會里，唯一的“社會功能”。當我的第一篇稿費到賬時，那幾百塊錢帶給我的震撼，遠超過以往躁狂期揮霍掉的數萬元。因為那不是借來的，不是透支來的，而是我用自己的尊嚴和思考，一寸一寸換回來的。

我曾在文章中寫過：寫作是流浪漢手中唯一的破棉被，是暴雨里最后一把撐不開卻能遮頭的爛雨傘。

它讓我這個曾經差點“社會性死亡”的人，重新在成人世界里找到了一個位置。它讓我不必在每一個清晨醒來時，先去查看欠款賬單，而是先去思考一個標題、一段敘事。

現在的我，依然過得緊巴巴。我依然會在買菜時精打細算，依然會因為笑笑的一次情緒失控而心力交瘁，依然在等待2030年的那個春天。但我不再害怕了。

在長達近9年的欠債時間里，我走了許多彎路，最后才懂一個淺顯得可笑的道理：借來的錢終究要還；沒有還款能力，就別借。

我曾把寫欠債以及差點當老賴的經歷的想法告訴給我認識的圖書編輯和傳統新媒體編輯，她們都不贊成，“欠債話題很敏感，不可能出版的，你別費這功夫了。而且坦白自己的欠債經歷容易被網暴，就算能發表，也極可能惡評如潮，你的人設就立不住了。”

但我天生固執，屬于不撞南墻不回頭，撞破南墻繼續走的性格，非要做這件費力不討好的事不可。這并不是為了替老賴辯解開脫，賣慘博同情洗白，而是想通過寫作的方式，去梳理自己的欠債歷史，我想知道我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到陷入差點成為老賴的絕境的，這背后有哪些個人、家庭、社會方面的原因。

如果有人也正陷在網貸里，希望我的故事能讓你在下一次沖動前停一下——別讓你愛的人替你還債，別讓你自己被拖進“信用崩塌”的黑洞。

我叫阿頓，今年39歲。我差點成了老賴。現在，我在廢墟上寫字——一筆一筆，把自己寫回來。

寫字這件事不能讓我翻身，卻讓我沒有繼續下沉。

它像一塊并不結實的地面，讓我在坍塌之后，至少還能站一會兒。

本文節選自《39歲，我差點成為老賴》，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全文約四萬字，如需聯系出版或進一步合作事宜，可以在后臺給我們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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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朱矛矛

編輯 / 云路

版式 / Alice

R E N J I A N X I A N G S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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