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如何爭取提級管轄？

《刑事訴訟法》第二十二條與第二十三條，這兩條內容性質相近，均圍繞刑事案件一審的級別管轄作出規定。結合刑訴法整體管轄規則來看，目前絕大多數刑事案件由基層人民法院負責一審；依照第二十一條規定，部分特定案件歸中級人民法院管轄；而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專門針對更高級別法院審理一審刑事案件作出規范。從刑事辯護的實務角度來看，僅研讀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會讓人感覺難以實際運用。

近二三十年間，幾乎沒有刑事案件的一審，是依據這兩條規定由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審理的。無論涉案人員職級較高的職務犯罪案件，還是社會關注度極高的重大刑事案件，均未適用這兩條開展一審管轄。因此我認為，單獨看待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在刑事辯護工作中實際意義有限，只有將其與第二十四條結合配套使用，這兩條法條才能真正成為律師辦案可以運用的法律依據。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十四條，該條文分為兩款。第一款規定，上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審判下級人民法院的第一審刑事案件；第二款規定，下級人民法院認為案情重大、復雜，需要由上級人民法院審理的第一審刑事案件，可以請求移送上級人民法院審判。這一條款在刑事案件辦理中具備很高的實務價值。

首先解讀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該條款使用的是“上級法院”，而非“上一級法院”，這也是我們將其與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串聯適用、爭取提級管轄的關鍵。實務中常會遇到這樣的困境：案件由基層法院管轄，卻受到市級層面的案外因素干擾，比如相關領導作出批示、案件在當地造成較大影響。按照兩審終審制度，即便一審結果不理想，上訴后的二審依舊在市級法院審理，案外因素無法規避，案件辯護難度大幅增加。不少當事人會詢問，能否直接將案件移送至省級法院審理。從法律層面來講，該訴求存在對應的法律路徑，但實際操作難度極大。作為辯護人，首先要明確對應的法律依據，這是開展后續工作的前提。如果連法律支撐都無法找到，后續操作也就無從談起。若想要跳過市級法院，直接將基層管轄的案件交由省級法院審理，對應的法律依據就是第二十四條第一款。正是因為條款中采用“上級法院”的表述，才允許案件跨越一級管轄層級，由更高層級的法院審理，這也是跨兩級提級管轄的核心法律支撐。

也有人考慮通過回避制度解決問題，但根據《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二十八條的規定，申請回避必須提供相關線索，僅憑傳聞、口頭說法，無法達到申請回避的效果。因此，想要實現跨兩級提級管轄，目前最直接、可落地的法律依據，就是《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區分“上級法院”與“上一級法院”，也是刑事辯護中運用該條款的核心要點。在第二十四條第一款中，還有一個關鍵表述值得深入分析，即“在必要的時候”。整部《刑事訴訟法》共計三百零八條，該短語一共出現了十三次，但法律條文并未對“必要的時候”作出明確釋義。梳理全部使用場景能夠發現，這十三處表述，全部用于賦予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等辦案機關相應的自由裁量權，法條中沒有任何一處，允許辯護人、被告人以“在必要的時候”為由主張相關權利。

舉幾個例子，檢察機關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提前介入偵查；對于拒不配合人身檢查的人員，公安機關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實施強制檢查，這些都是辦案機關行使自由裁量權的體現。基于這一特點，律師面對“在必要的時候”這一表述需要分情況應對：如果辦案機關以此為由作出損害當事人合法權益的行為，我們就要論證當前情形并不屬于“必要的時候”；如果是為當事人爭取提級管轄等有利結果，就需要充分論證本案確實符合“必要的時候”的適用情形。在沒有明確法律解釋的情況下，論證案件具備提級審理的必要性，主要有兩種思路。第一種是遵循利他性原則，結合案件具體情況，分析案件自身的特殊性，闡明由上級法院審理的必要性；第二種是參考公開的裁判案例、法治新聞，從各類已公布的案例中提煉通行的辦案原則，以此佐證本案符合“必要的時候”的適用條件。

除此之外，《刑事訴訟法》中還有一處表述和“在必要的時候”作用相近，同樣將自由裁量權交由辦案機關，那就是“更為適宜的”。這一表述也沒有配套的明確解釋，比如在監視居住的相關規定中，除懷孕、處于哺乳期等明確適用情形外，若適用監視居住更為適宜，也可依法作出決定，具體判斷標準完全由辦案機關把握。 結合我過往的實務經歷，曾在一審開庭前，就案件提級管轄事宜與承辦法官溝通，并提交了書面申請。承辦法官坦言，自己也不愿審理該案，認可案件具備提級審理的必要性，但同時表示，即便自身認同，法院院長等上級負責人未必認可，法條的解釋權并不在承辦法官手中。這一情況，也和影視作品《人民的名義》中的相關情節相呼應。這位法官還提到，有書面申請作為依托，自己才有合理依據向上級提請移送案件。不少基層法院本身也希望將棘手案件移送上級審理，但受限于自身權限，往往身不由己。

由此可以看出，律師在撰寫提級管轄、移送管轄相關的申請文書時，論證案件具備提級審理的必要性是核心工作。即便案件在實務推進過程中，可能還需要配合其他相關舉措，但從正式法律程序層面來講，最終還是要依靠律師對“必要性”的充分論述，打動擁有最終決定權的辦案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