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報道丨王文：構筑中國新商業文明的全球領導力

中國新商業文明，不是對西方商業文明的簡單否定，而是在吸收其市場效率、契約精神和全球分工經驗基礎上的揚棄式創新。

文 | 石丹

ID | BMR2004

“當下，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全球商業文明正處于舊范式松動、新范式生成的關鍵階段。”在6月10日舉辦的“第三屆新商業文明論壇——《商學院》雜志22周年年會暨北大國發院商學共創日”上，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如是說。

王文表示：“西方現代商業文明曾以市場機制、契約法治、專業分工和全球貿易，推動生產力釋放，塑造近現代商業秩序。但近幾十年來，西方商業文明逐漸出現系統性蛻變，金融資本壟斷、寡頭利益固化、新自由主義極端擴張等問題日益突出。原本服務發展的市場效率、契約規則和資本活力，逐漸異化為資本至上、壟斷擴張和利益集團固化。西方商業文明正在從‘推動發展的文明動力’，轉變為加劇不平等、產業空心化和全球治理失衡的重要根源。我們倡導的中國新商業文明，不是對西方商業文明的簡單否定，而是在吸收其市場效率、契約精神和全球分工經驗基礎上的揚棄式創新。”

那么，西方商業文明為何會出現“當代異化”？又該如何構筑中國新商業文明的全球領導力呢？

01

西方商業文明“當代異化”的核心

王文指出，西方商業文明在早期工業資本主義階段，曾以實業資本為主導，以市場競爭和規則秩序推動生產力發展。其歷史進步性主要體現在：以市場機制激發效率，以契約規則穩定交易，以專業分工推動產業擴張。彼時，其商業規則總體上服務于產業發展，資本擴張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技術進步和全球貿易。

“因此，對西方商業文明不能簡單否定，而應區分其早期歷史貢獻與當代結構性病變。區分其‘貢獻’與‘病變’，也是中國人對西方商業的文明祛魅和自信重構的過程。”王文強調，“當前，西方商業文明正處于一個‘癌變’的邏輯，體現在價值、結構、制度、政治和發展五個方面。”

“價值癌變”：逐利動力異化為絕對資本貪婪。“過去西方追求的是逐利，逐利并不是一個完全的貶義詞，但是逐利動力一旦異化為絕對資本的貪婪就變成了收割民生、制造危機和炒作套利的模式。”王文表示。

“結構癌變”：適度競爭異化為絕對壟斷。王文指出，自由競爭曾是西方商業文明提升效率的重要機制，推動了技術迭代、產業升級和資源優化配置。但近20年來，頭部企業通過并購擴張、專利壁壘、渠道控制和平臺鎖定，持續鞏固壟斷優勢。“贏者通吃”從市場競爭結果演變為制度常態，中小企業和普通勞動者被擠壓到價值鏈邊緣。

“制度癌變”：契約法制異化為資本庇護。西式契約法治曾為現代商業秩序提供重要支撐，是維護交易穩定和市場運行的重要制度基礎。但在資本游說、法務套利和規則預設下，制度逐漸被利益集團俘獲，公共規則被改造成資本護城河。

“政治癌變”：政商共生異化為利益勾連。王文在論壇上分享稱，自己曾經在華爾街工作過，并擔任駐美國特派記者，近距離接觸后發現他們“說一套做一套”。王文表示，早期西方政商關系相對分離，公共政策尚能在資本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之間保持一定平衡。“但近20年來，政治獻金、政商旋轉門和行業游說體系日益成熟，資本對公共決策的影響不斷加深、公共權力日益被資本利益綁架，并形成‘資本影響選舉—政策服務資本—監管縱容壟斷—資本持續獲利’的閉環，削弱社會自我糾偏能力。”

“制度癌變”：實業為基異化為金融空心化。王文認為，工業時代的西方商業以實體經濟、技術迭代和產業擴張為增長根基，實業部門曾是財富創造的核心來源。近年來，金融投機、資產炒作和杠桿套利成為資本偏好，資本越來越多從實體領域轉向虛擬經濟。金融資本脫實向虛，逐步吞噬實體經濟空間，制造業外遷、中產萎縮、就業極化和城市衰敗成為重要后果。由此看，西方商業文明并非沒有歷史貢獻，而是其當代形態已從“創造價值的增長模式”滑向“透支未來的收割模式”。

在論壇上，王文強調，美國的衰落不是因為中國和其他國家，而是它內部“癌變”了、它的商業文明“癌變”了。所以，我們需要構建中國新商業文明，推動中國和世界的發展。

02

中國新商業文明的揚棄式創新

王文強調，中國新商業文明不是對西方商業文明的簡單否定，而是在吸收其市場效率、契約精神和全球分工經驗基礎上的揚棄式創新。其核心在于堅持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推動財富普惠分配，兼顧義利平衡與長期發展。面向21世紀全球發展需求，中國新商業文明正在形成超越資本至上邏輯的新型商業范式，并不斷提升面向“全球南方”乃至發達經濟體的文明引領力。

中國的新商業文明，不是否定市場，而是規制資本。“我們堅持有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場結合，推動財富的普惠分配，兼顧公平和正義，這些都是中國的創新。”王文說，“中國新商業文明尊重市場規律、鼓勵合法逐利，但反對資本無序擴張和壟斷失控；不是單純追求效率，而是兼顧普惠。將共同富裕、鄉村振興、實體經濟和綠色低碳嵌入商業運行邏輯。吸收市場效率、契約規則和產業分工經驗，同時規避資本失控、分配失衡和產業空心化弊病。”

具體說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打造中國新商業文明。

第一是政企聯動，構建財富普惠體系。王文說：“政企聯動要追求利益，同時要落實精準扶貧，要創建財富普惠的體系。在這個過程中，農村電商、電商助農等在推動中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歷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是堅持實體為本，規制資本的無序擴張。“2025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連續16年位居全球第一，顯示實體經濟仍是中國商業文明的重要根基。我們要推動制造業、實業往前發展，不能脫實向虛，我們的制度要約束資本的野蠻生長，龍頭企業要帶動產業鏈的共生。”王文強調，“例如，中國通過劃定資本‘紅綠燈’，防止資本無序炒作民生領域、壟斷公共服務和擠壓小微企業。再例如比亞迪這樣的龍頭企業，其國內九大生產基地聯動上下游41.3萬家中小配套廠商，全產業鏈吸納就業122.7萬人。”

第三是普惠金融與下沉市場機制成型。王文指出，這里面的形態包括社區電商、普惠小微金融等，使得小微企業融資成本持續下降。數據顯示，2024年新發放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約4.13%，顯著降低小微主體融資負擔。形成“大企業帶動、小微活躍、基層受益”的生態。進而破除西方大資本、大企業的壟斷，小微凋零的這種“斬殺線”的市場癌變。

第四是綠色商業義利兼顧。王文坦言：“我是研究綠色金融的，但在美國、華爾街，對綠色金融的研究非常少，在他們看來，金融就是逐利的。”但在中國，情況則完全不同。王文指出，新能源產業已經形成全球優勢，中國光伏、風電全產業鏈占據全球76%產能，成為全球綠色轉型的重要支撐；中國在減碳方面的貢獻持續提升，2024年，中國新能源產業全年減碳貢獻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減排總量38.2%；同時，中國上市公司主動嵌入綠色與鄉村責任，有數據顯示，國內A股超3100家上市公司將鄉村振興、低碳改造納入企業經營戰略。在中國的綠色商業敘事中，產業實踐是核心，中國新商業文明強調本土治理、技術普惠和無差別減排，推動商業盈利、生態保護統一。

03

扭轉全球敘事

基于此，我們應做的是要扭轉中國在全球的敘事。傳播中國新商業文明兼容借鑒、超越升級、賦能全球的世界價值。

王文始終強調，中國新商業文明不是對西方文明的對立顛覆，而是人類現代商業文明的迭代升級。依托共商、共建、共享的底層邏輯，補齊“全球南方”工業化短板，為深陷滯脹、產業空心的西方國家提供轉型糾錯新方案，海量跨國冷門落地數據，持續擴大文明感召力。

在此認知基礎上，有如下幾件事情可以推動進行。

第一是面向“全球南方”，終結西方當代癌變式的商業體系，構建一個普惠共贏的新型全球商業秩序。例如，中國推動無附加政治條件的融資，亞投行成立以來落地了284個基建項目，累計投放545億美元融資，項目覆蓋六大洲110個成員國。再比如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全球南方”工業化，通過技術合作強調普惠共存。

第二是面向發達經濟體，提供文明糾錯的方案，助力西方修復自身癌變的缺陷。“例如西方搞基礎設施我們也幫助它，美國沒有高鐵、地鐵也很差，基礎設施也需要投資，如果他們愿意，我們也可以幫助他們。”王文說。事實上，中國制造幫助降低了全球生產成本，歐洲中小企業依托中國完備產業鏈壓縮了15%—22%的生產成本，中國商業文明輸出穩定供應鏈能力。更為顯而易見的是中國品牌正在改變高端壟斷模式，比亞迪、科沃斯、添可等企業以普惠技術、穩定品質和合理利潤進入歐美市場，推動全球商業邏輯從壟斷暴利轉向普惠共享。

中國持續要做的，就是要穩步夯實中國新商業文明全球領導力。堅持辯證祛魅，構建迭代型自主商業話語體系；做強本土標桿樣本，固化迭代比較優勢；深耕全球共贏合作，以實績擴大文明感召。